七年前这位学者的话没人听，如今急得拜登猛砸钱_风闻

文章来源：公号“吴教授来了”

一个月前，美国一天（6月8日）搞了两件大事：

第一，发布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这是100天前拜登下令督办的，评估的目标是加强美国制造，使国际供应链多元化。

第二，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要砸2500亿美元强化美国技术和研究，主要是制造业领域。

总结来说，就是壮大美国制造业，强化美国竞争力。

壮大美国制造，拜登是认真的。今年1月一上台，拜登立马签署《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4年内要用4000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与服务。近五个月，拜登团队也一直在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振兴美国制造。

可惜，流光也会把国抛。十年前，奥巴马、拜登政府振兴美国制造的力度实在不敢恭维。要不然，也不至于疫情面前连口罩、呼吸机都变成求而不得的奢侈品。

“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为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

这话是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230年前撰写的《制造业报告》中说的，现在的美国精英们何以面对先贤。

七年前，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瓦科拉夫·斯米尔），又专门写了一本叫《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的著作，既表达了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痛心，也是在提醒美国赶紧重振制造业。

尽管斯米尔的呼吁在奥巴马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后来的特朗普、拜登，是用吃奶的劲试图扭转制造业衰落的局面。

美国制造还有没有救？不好说。但斯米尔关于制造业的警世恒言如今依然不过时，值得各国重视。

01

“制造业已不再重要”是无稽之谈

1899年，兰塞姆·奥茨创建了自己的汽车制造公司，开始组装“奥茨莫尔比”。实际上，这只是一辆将发动机安装在座位下面的轻便马车。2年之后，他推出了公司的第一款“Curved dash”汽车，这也是美国第一款以系列方式生产的轿车。

又过了2年，凯迪拉克汽车公司开始正式销售汽车。1903年，大卫·别克创建了汽车制造公司。1908年，奥茨莫尔比、别克、凯迪拉克以及其他20家整车生产及零部件企业被收回到由别克总经理威廉·杜兰特创建的通用汽车（GM）旗下。

此后，公司一路成长、不断创新，到1929年，通用汽车的年销售额已超过福特。“大萧条”之后，通用汽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速发展。当时，它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军用卡车制造商，也是最大的航空发动机、飞机、坦克及其他军火武器的生产商。

1996年，通用汽车总部迁入熠熠生辉的底特律文艺复兴中心。但是，由于车型设计拙劣导致产品故障频发，通用汽车的轿车及轻型卡车市场份额此时还不足33%。10年后，通用汽车已经成为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转机的失败者，在2009年6月1日宣布破产时，其轻型汽车的市场份额仅为19.6%，轿车的市场份额更是只有16%。

从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沦落到破产并接受政府救助，如此跌宕起伏的抛物线式轨迹从一个层面折射出美国制造业的兴衰起伏——但这其中自有特殊之处。与通用汽车不同的是，数千家美国电子、纺织品、鞋业、家具、汽车零配件及钢铁制造企业还没有达到大而不倒的地步，它们的退出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并在1979年夏季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接近1950万人。到1980年，也就是经济衰退期的中途，制造业的全部就业人数依旧可以达到1870万人。到1990年底，这个数字下降了7%，为1740万人；到2000年底，尽管颓势已不可逆转，但制造业的总就业量仍然高达1720万人。然而，到了10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只要1150万人。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所有失去制造业职位的人都将被容量无限的服务业所吸纳。但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却并未看到就业数量的任何净增长。相反，总体就业量出现了减少：2001年1月，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为13250万人，而在2010年11月，这个数字却是12980万人。在美国人口数实现9.7%净增长的这段时间里，就业人数却出现了2%的下降。

上一次出现类似趋势的时间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当时一样，本次制造业就业数量的减少造成了总就业量的减少。与此同时，从2001年底到2010年，除了数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之外，美国的贸易赤字总额（大部分源自制造商的进口）更是接近了4.4万亿美元，这也让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这些现实促使我们不得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美国制造业走过的道路，重新认识它的发展、成就、失败乃至前景。

追忆美国制造业所书写的伟大历史——这也是一部创造美国历史的鸿篇巨制。我更坚信，**如果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和驾驭，美国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也无力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竞争力的大国挑战，更无从谈及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的社会。

几十年以来，全球化的倡导者始终在大声疾呼外包和国际贸易的好处，但这种安排本身就有其弊端。将某些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的合理性绝不缺少例证。同样，证明对外贸易的可取性、有益性的示例更是比比皆是。

但是，即便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如果抛开意识形态而无止境地追逐自由贸易，过度依赖进口或是不加选择地对整个工业实行外包，必将导致该经济体不断虚化和弱化。

所谓制造业已不再重要，我们无需担心制造业的衰落，现代经济的繁荣源于服务，以及出口高附加值服务有助于确保进口工业品所需资金等种种言论，完全是无稽之谈。

02

被窄化的制造业

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家庭里，很多财产是他们在生活中获得基本尊严的必要前提。床、盘子、刀具、杯子、鞋、肥皂和毛巾都属于这类物品。在寒冷的天气里，我们会倍加珍惜隔热墙、保温好的门窗、坚固耐用的家具或火炉；天黑之后，功能齐全的厨房和整洁光明的灯具则成为我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对那些通勤上下班的人来说，可靠的汽车（或自行车）、火车和地铁以及四通八达的公路是最基本的必需品。

而这些物质需求则要涉及各种行业的制造业。它们要从世界各地获取原材料，在全球范围内雇用数以亿计的工人。而且这样的工作永无止境，因为新产品总是层出不穷，不断取代陈旧或过时的老产品。

考虑到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不计其数（目前全球能进行高端消费的人数约为15亿人，达到中等消费水平的人数约为20亿人），为此，制造业只能放弃它本身拉丁词根所代表的内容，即“手工制作”。

在今天的市场上，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物品由手工制作，高水平的机器化和自动化以及电动工具无处不在，让机器成为标准，也让人类可以凭借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因此，“手工制作”这个概念早已经成为陈年往事。

或许还可以看看我们生活中的两个端点，出生和死亡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种种事物：床单、手套、听诊器、注射器、药品，以及绘制每个衰老者心跳直至我们走到人生尽头的心率监视器。

在一个多数人脱离“制作东西”这个人类基本活动的社会里，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还是有必要重申：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现为我们对形形色色有形产品的依赖，也就是说，通过熔化、精化提炼、化学反应、分离以及合成等手段，首先将原材料首先转化为各种中间品，这些中间产品五花八门，从金属到塑料，从木材到面粉，几乎面面俱到，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工，形成最终产品并通过装配获得可交换的物品。

事实上，所有现代制造业还要涉及管理、薪酬和会计等问题，而且它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设计创新、研究以及通过各种载体实现零部件的即时运输。

对于由制造型企业提供的这些关联性服务，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将其划分为“附属性”业务，属于制造性活动。但“如果由单独的机构提供服务，且服务为该机构的主营业务，那么NAICS则不再将该机构划分为制造业”。

目前，不管规模大小，很多制造型企业均大量采取了外包策略，不仅涉及市场调研和薪酬管理，甚至还包括产品的设计和研发，以至于它已成为价值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

NAICS确实漏掉了很多理应被纳入制造业的活动，譬如选矿（被归入矿业），在建设工地现场进行的建筑装配（归入建筑业），零担货物及小批量分销（归入批发业）以及金属定制切割和计算机定制组装（归入零售贸易），而出版以及出版和印刷的兼营活动（归入信息类）则因“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体现为其信息内容，而非产品的分发格式（即书籍或软件存储体）”，而没有被划入制造业。

上述因素均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会让我们将制造业局限于一个抱残守缺的定义而不能自拔，它既不能反映现代制造业已高度机械化，甚至可以说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个事实，也丝毫不能体现出计算机及程控设备目前已运用于制造业的每一个阶段，从设计到原型机生产，再到实际加工、组装、性能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包装，概莫能外。

其次，在定量评价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占有的权重时，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对制造业边界的人为限定，但这种内涵上的缺陷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制造业的一个严重阻碍。

在大型制造商在对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工序进行外包或分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持续增长的研发、高品质专用零部件的加工、定制化组装、覆盖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目前已普遍实行在线运行），现代制造业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03

对现代制造业的两个谬论

在追溯美国工业生产的历史之前，我必须澄清长期以来有关现代制造业的两个谬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技术创新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上都在不断减少产品的重量，这就使得执行相同经济效能所需要的原材料及工业品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因此制造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萎缩。

这种成功最司空见惯的例子或许就是重型柴油发动机。1897年，第一台机器的质量功率比达到了330克/瓦，1910年，安装在远洋轮船上的第一台发动机的质量功率比约为120克/瓦，而今天，功效最大的船用柴油机已降低至30克/瓦，也就是说，整整降低了一个数量级。

但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为相对比重的下降，却丝毫未能减少对实体性材料需求的绝对数量。

现有数据表明，在过去的10年间，即便是那些拥有世界上最高人均资本消耗量的最发达经济体，也不得不面对材料总消耗量持续上涨的现实。而在人口最多、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对几乎每一种材料的需求量都出现了加速增长。

因此，至少就各种金属、建筑材料、塑料或是各种生物材料而言，总体上并未出现全球性的非物质化。相反，面对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以及各类工业及消费品的人均需求量上涨相叠加的现实，即便是最显著的相对降低也难以避免绝对量的增加。

第二个观点更直接，甚至比第一个观点更令人鄙夷：它彻底不考虑质量的降低，虽然没有将现代制造业看做是完全非必要的活动，但最多也只是视之为一种非必需性活动。因此，对于这样次要性活动创造的产品，对策当然也简单得多：不管是什么，只需从资源价格最低的国家进口即可，并以增值能力更强大的服务业支付进口款。

目前，服务业已成为所有最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当下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制造业对GDP贡献率的下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它们认为，制造业地位的下降，是让经济洗心革面，走上预期轨道的必经之路，这是人类社会翘首以盼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标志就是制造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持续减少，与之相对应的趋势，则是服务业地位的持续增长。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种是蒸蒸日上，一种是江河日下，它们共同构建起现代经济的基石。

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并不是唯一被唱衰的行业。农、林、渔业对经济产值的贡献率甚至更低：2010年，它们仅为美国和德国创造了1%的GDP，为日本创造了不到1.5%的GDP，法国的情况算是最好了，但也只有2%。

上述简单的回顾足以表明如此低的比例显然不适于评价农、林、渔业对多人口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法国或德国的农场或是失去来自世界头号谷物、肉类生产大国，以及美国的农产品进口，欧盟经济将会变成什么样。

因此，以GDP贡献率的减少来判断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这显然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标准**，**因为制造业给经济带来的收益是其他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工业制造品的数量和影响力依旧是决定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尽管相对性的非物质化现象（按单位最终产品或是特定标准衡量）在当前社会层出不穷，但无论是在总体规模还是人均水平上，现代经济或者说后工业时代经济从未展现出任何名副其实的非物质化趋势。

我们不能只凭借它对一个国家GDP的贡献率来评价制造业的重要性，尽管这个比率确实在继续下跌；相反，这个行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源泉，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从相对意义上看，美国确实是一个出口“弱国”，因此，**提高制造业出口水平或许不能彻底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肯定是重拾贸易均衡最有效的途径，**至少可以大幅改变目前的巨额贸易逆差。

04

美国还有机会吗

自以为是，甚至是自鸣得意的乐观精神，是美国人性格中最基本的元素。19世纪后半叶，数百万怀抱希望踏上美国土地的移民、美国的西部扩张以及数十年的技术快速进步，必然会让20世纪不可避免地走上发展之路。

尽管大萧条破坏了一切美好的梦想，不过，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胜利以及战后的经济复苏，让人们重拾美国例外主义的信心。

尽管越南战争以及日本和随后的中国的崛起，造成了美国经济实力的衰退，让人们产生了疑惑，但“冷战”和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再次复兴，很快就让这些疑惑灰飞烟灭。

尽管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都会增加1万多亿美元，但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却高兴地发现，“联邦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筹集到资金，而且货币的价格，或者说联邦债券的利率非常低，已经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至于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崛起，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认为，很容易“过高估计我们的问题”，并因为“过分追求技术和公共基础设施”而夸大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却低估了中国在政治、环境、金融和社会领域面对的转型压力。丹尼尔·格罗斯也对种种宣称美国衰退的观点嗤之以鼻。他声称，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强大，发展得更快，而且这部就业制造机器显然正在缓缓启动。

这样的说法不应该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更大范围内集体否定的一种表现形式。当发表这些意见的精英们声称，一切都还或多或少处于有序状态时，这些观点绝对是一个国家已经深陷危机的信号。

今天的美国面对很多严峻考验，但很多人却选择低估，甚至是彻底否认这些挑战，在他们的眼里，美国依旧是无可置疑的王者，也是唯一没有对手的超级国家，而且坚信美国可以把这种优势延续到可以预见的未来。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似乎应该可以预见，哪怕只是像2010年和2011年这样最微不足道的经济回暖，很多人也会将这看成是制造业吹响的复兴号角。

面对制造业生产回归美国的趋势不断明朗化，中国及其他低成本制造业国家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注定会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作出适时反应。

显而易见，很多美国公司在决定生产地时，首先会考虑市场问题，让生产更靠近消费品和工业品的终端市场，还有一些公司会选择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地区。

确实有很多公司试图将生产设施从亚洲迁回美国本土，但他们会发现，要在美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分包商以及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雇员绝非易事。

在未来10年内，Facebook的经济之路能否行得通注定要揭晓谜底，美国是否会在漆黑的经济停滞中越陷越深，同样会天下大白。

尽管有人会说，过去的10年还远不能成就长期趋势，但它奉献的各项指标的确令人堪忧。以下是美国GDP的每10年增长率平均数：20世纪50年代为3.5%，60年代为4.2%，70年代为3.2%，80年代为3.2%，90年代为3.4%，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却只有1.7%。

这些数字是否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停滞或是又一个悲惨10年的开端呢？

或许这正好印证了俾斯麦在1898年说过的一句话：上帝只偏爱傻子、酒鬼和美利坚合众国。不知道这话是不是还有效！但只有瞎子一样的乐观主义者才会相信这是上帝的青睐：一个多世纪之后，无数迹象表明，一切都将到此为止。

但我坚信，对于像美利坚这样的大国，任何境况都不可能永无休止——作为一个对美国社会永不满足的批评家，我深知它总有办法扭转乾坤。

然而，我不敢确信，它是否还有能力再次力挽狂澜，做出我不曾见识过的惊世之举，以无比的决心和信心去迎接横亘在面对的无数挑战。

然而，即便按照我最美好的设想——或者说，我希望我是错误的，但是，我依旧担心自己的期望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