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伯索斯想说却没说出的那句MMP来看吴晓波的精英主义尬舞_风闻

最近吴晓波的一些神奇言论刷新了网友的下限。

不过对于这种承自安兰德时代的，精英主义的言论我觉得批判起来也索然无味。

毕竟我不会告诉吴晓波先生《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诞生的时代恰恰是全球在二战之后无产阶级运动蜂拥跌宕的大背景下，有其特殊的局的限定，是对激烈思潮的反作用，因为其局之特殊性所以具备于当时时空背景下的一定的合理性；而正是因为局之特殊性，也自然不具备对于当下时空格局的指导意义。

不幸的是，即便是在当时的局中，作为指导了美利坚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也并没有解决掉其面临的社会问题。这种因为经济演化而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还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的产业转移而被转移。

从成本转嫁论的角度来看，视芸芸众生为无物的精英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崩坏的，因为正是这些芸芸众生承受了转移的代价，才给这些精英们腾出沾沾自喜的优越空间。

无论吴晓波是基于自己固有的价值观说出了那些话，还是基于一时的口误，这种错误性的表达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辩证思维能力的缺陷。而这也不是偶然现象，更不是吴晓波个人特例，我们国内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其思维能力本身就已经严重落后，以至于他们在公众舆论环境中任意一句不经意的表达，都会引起一片哗然。

这种二元对立色彩强烈的精英主义首先是不可取的，这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而是其缺乏辩证性的实质所决定的。

一个社会精英在宏观思维层面丧失辩证性，在大前提上是不合格的。

放到小前提里，即入局之后，我们则更应该看到当下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精英以及其相应的思想体系，最基本不应该偏离辩证以及与自己的文化根基。

民本思想一直以来是我们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一。唐太宗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蕴含了深刻的辩证的道理。

中国的宏观政治文化之所以优秀，就在于权力的核心机构它始终是辩证的，能够游走在不同派系之间，各取其所长，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以此为王道。

而王道思想本身就是我们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且这种道理适用于任何治理层级，无论是进行企业运营，还是街道管理，王道精神背后的对于开放与封闭的辩证把控是人心安定的定海神针。

对于任何一个致力于发展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人来说，如果想要正确把握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就必须理解这种关于开放与封闭演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应该单纯地给人扣上左或者右的帽子，这显然不符合王道精神的，不仅背离自己的文化精髓，也是主动对自己民族思想文化的降维打击。

什么叫做思想文化演化的开放与封闭的辩证性？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来自古希腊的希伯索斯先生的悲剧遭遇。

第一次数学危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希伯索斯是毕达哥斯拉的弟子，也是无理数的发现者。作为将无理数的存在告知视“万数皆整”为信仰的老师的憨憨，他得到的不是老师基于辩证思想的认可，正反合的包容，而是被形同饭圈讨贼一般的追杀，最后还被扔进了海里，这无疑是个悲剧。

但稍微了解一点毕派思想的人，却又会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毕派的思想中本身是含有相对完整的辩证思维体系的，比如他们认为奇数与偶数分别对应有限和无限，两者对立统一，生出万物。此外，毕派还确立了十组对立统一的正反之物，其对立统一派生出万物。

可以说，毕派的思想体系是非常“辩证”的，辩证到你不禁感慨其智慧的精妙与超前。

然而就是依托于这种极为辩证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当毕派面对“第一次数学危机”时，却果断地将提出了可供其正反合的辩证实践的希伯索斯打成了异端---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强烈反差构成了一种荒诞的，戏剧性的，让人悲悯不起来的，类似于“万只羊驼在心中奔腾”的奇妙观感。

这种观感，我称之为“希伯索斯想说却没有说出的那句MMP现象”，简称“希MMP现象”。

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希MMP”**现象，即在辩证的理论框架下却又存在大量双标的守旧行为。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这里的辩证所代表的开放、包容、对标签的弱化视为一种开放演化的现象，而对于其反面，则是封闭、固化与标签化的反向演化。

这种反向演化其实在现实中有着非常具体的例证，那就是广义层面下的贴标签行为。这种行为广泛见于宗教、饭圈、身份政治上，为了方便称呼，我们就将这种反向演化的现象简单地称为“饭圈化”。

广义来讲，思维的开放演化与封闭演化构成了一组全新的辩证关系，其相互作用推动了思维本身的演化。

开放是融合发展的需求，封闭是维持自身稳态的需求。而开放与封闭之间互为动静，这种动静演化是推动思想文化发展的核心力量。

就像毕派作为一个思想流派，为了思想的发展他们需要一套相对开放的思想结构，但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他们由不得不导入一些教条来约束自己的成员。

在古希腊这种特殊的局里，宗教色彩当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宗教色彩有利于组织的团结，这就为一个学术团体提供了社会生存的能力与资源。

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类似特征的是墨家，即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因为这种高度的组织化，所以墨翟才可能跟公输般激情PK攻城问题。

无论是包容所带来的开放，还是饭圈所带来的封闭，这两种演化方向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要从宏观上加以分析的时候，一定不能起手就是价值判断。

因为任何价值判断的基础在于中观小前提，也即是入局的确定。

此外，这两种演化现象本身并不分东西社会之差别，而是人类的共性。一个组织需要稳定，必须具备一定的饭圈色彩，需要牺牲一部分开放性去换取内部的相对一致；而一个组织要发展要持续演化，则需要通过开放在多元交融中不断革新自己陈旧的思想内容。

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组织都是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它保证组织内部思想相对一致，而因此会给组织内部的存在贴上标签。这种标签可以是种族，也可以是国别，也可以是一种信仰。由封闭的共性来维持组织的一定稳态，这是一个组织存在的内生需求。

狭义的、以团队为单位的文化现象就是这种封闭性的具现，封闭性保证稳定性；但这种封闭性并不利于组织本身发生跨界的演化或者涌现现象。这点我在讲以色列的那篇文章里也提到过，即以色列通过极端宗教圣战情结武装起的高效战斗力量，其代价是牺牲了自身民族与周边民族进行多元演化与融合的可能。

因为两种演化现象的客观存在，以及其对立统一性，这就使得我们在批判饭圈时如果过于简单粗暴的话，就极易陷入双标之中。

比如一个十四岁小女孩因为经纪公司的营销而对对于王一博的追捧，在大前提层面与一个刚进入公司的小伙子因为企业文化宣讲而对于创业的老板的崇拜又有何区别呢？

又比如吴晓波先生对于精英主义的深情诠释，对于芸芸众生的鄙夷之心，本质上来说也是基于一种封闭系统对于单一价值观的笃信不是吗？

我们可以说，吴晓波先生没有参透两种演化对立统一的实质，在朝着封闭的方向上渐行渐远。而当我们回到现实中去审视自身的各种行为时，则应该汲取吴晓波所犯的错误，在清晰认识到两种客观存在的，关于思想文化的演化趋势的背景下，认真入局思考思考当下的中国需要怎样去调整这种演化方向。

也即是当下我们的思想文化发展，在哪些地方缺乏了封闭性，在哪些地方缺乏了开放性？

比如谈到在经济学等领域的全盘西化，思想文化外包给西方，那这是不是说明开放性过度而封闭性不足？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完全缺乏构建，这就是封闭性的缺失，对于这点来说，强化以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为主体的理论创新是有必要的。

又比如高端服装市场被LV、COACH、香奈儿等国外大牌垄断，审美被西洋风格垄断，那么汉服运动在修复文化封闭性上就有一定的正面价值。

反之，对于“跪在巨人脚下做学问”的经学传统就是典型的需要被开放的部分。

在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理解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对立统一对于其演化的推动作用，这有利于我们避免****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又全盘排外的这种左右横跳之状。

毕竟，民族情结可以成为我们极好的修复封闭性的情感基础，但也可以反过来破坏我们对外融合的开放性；反之，开放包容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的融合，也可能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彻底毁灭。

在不同的局之下，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是有所变化的，我们前几十年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忽左忽右，大起大落，根本上来说就是没有将两者的辩证关系看明白。

而如果从逻辑上理明白了，我们对于西方的一些在侵蚀他国思想文化层面的操作就有了更为深刻的批判点，即**“传教行为”本身，是一种用封闭演化的思路去做开放演化的事。**

当你尝试用一种价值观去吞没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其实这是在为自己的思想文化的演化掘墓。因为当你将全世界的文明都纳入你的封闭系统中时，你亦失去了对外开放演化的可能。

就这点而言，普世价值的传播注定会失败，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文明倡议必然是更加符合天道的。

结语：

饭圈无法被消灭，但世界亦不会被同化，这是道之律动。

我们也只能在局之中找到适合自身的均衡点，在修复封闭之域的静侧时也同时构建开放之域的动侧。无论是对东西文明的冲突，国内左右思想的分流，还是在未来面对自己给王一博打call的孩子，我们都应当试图用这种辩证的眼光去看待思想文化涌动的暗线。

希伯索斯那句想讲却没有讲出的MMP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深刻的遗憾，荒诞的悲剧。但对于我们来说，悲剧背后所透露出的思想文化的演化规律更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像吴晓波这样倔强地要死在封闭演化中的人来说，我们大可以淡然处之，甚至不以为然。

毕竟风口上的猪所感受到的优越感即便有那么些玄幻，但始终也是真实的，在亲身体会地心引力狠狠的拉拽之前，他们有权做梦，就像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有权死在封闭演化的禁锢中一样。

而我们，一边期待着自由落体的咔擦声，一边尽情地戏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