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除“高考独木桥”的大胆提议_风闻

关于拆除“高考独木桥”的大胆提议

——中国教育难题的彻底破解途径

杨曾宪     

内容摘要

笔者认为，导致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核心症结，是“千军万马进985重点大学的独木桥”，而要解决这一症结，便必须拆“独木桥”。

具体方案是：

1、将目前的中学6年、大学4-5年、硕士2-3年的学制，改为中学4年、大学4-5年、硕士3-4年。

2、将目前高二、高三有用的数理化课程移到大学阶段。

3、将大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基础性、应用性大学（“普大”）；一类是重点的研究型大学（“重大”），“重大”只培养硕士、博士。

4、改革后的高考，考生只能考“普大”，毕业后才能考“重大”。

 “重大”原则上是现有的985、211高校，其余高校为“普大”。“普大”，接受整合目前的中专、技校、高职、大专及部分高中的师资、校舍和设备。“普大”学生，应是拿着大学文凭、有着专门技术证书的复合型人才。

 “普大”必须严把“出口”，保持一定淘汰率，确保“普大”毕业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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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提议，是笔者继十多年前著文讨论中国高教问题之后，对彻底解决中国教育难症开出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药方”。其核心，是让清华、北大等所有重点大学取消本科招生，从而拆除“高考独木桥”。提议不成熟，供读者和决策者参考。 

上、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两大症候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果说有那一方面的问题，对其重要性举国认识一致：民间呼声不断、两会提案如山、中央政策力度逐年加大，但问题就是没能彻底解决，甚至变得越来越积重难返的话，那就只能是“教育”。早些年，“两会”民调时每每榜上有名的老大难问题，像“环保”、“腐败”、“三公消费”、“贫富差距”、“看病难”等等，现在大多已解决或有所缓解，而唯有这个“教育”问题，却让人们，尤其是家长们越来越头痛、越来越焦虑。由于一个孩子身后站着五、六个家长，更由于今天的学生明天就是家庭、社会、国家的支柱和栋梁，所以，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

         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教育可说是“三多”：“问题多、‘专家’多、解决的方案多”。但遗憾的是，众多“药方”往往“不对症”，所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政府接连重磅出政策，民间变着法子想对策：上面越是强调要减轻学生负担、这学生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上面越是强调不要“片面”追求升学率、地方上却越是“全面”追求升学率（甚至下达硬指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让更多的学生考上北清、985，是家长、老师、学校、地方政府高度一致的目标！当各方基于不同利益围绕这一共同目标形成强大的合力时，国家任何严禁政策（包括最近的严查校外辅导机构）出台后，其效果难免都会被严重削弱——譬如，校外辅导机构被禁，虎妈们会把老师高薪请到家里嘛！

         那么，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核心症结”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之前，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中国教育问题集中表现出的两大症候，它们是**“德育缺失、智育失衡”。**

先说**“德育缺失”****。**这是舆论不太重视，我却认为非常重要且严重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非常明确且正确的方针，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但我们的教育实现这一目标了吗？我认为远没有；没有的根据是，我们培养出的许多学生严重“缺德”。事实是否如此，无需争论，新闻中的案例多的是。譬如“中学生弑母案件”，有时竟一月内发生两起，不仅令人深感诧异，而且是无法接受！还有一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2020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1万名。如果加上金融、职务犯罪和贪污受贿、制贩毒分子，再加上尚未被抓的犯罪人员，则肯定是数倍于此的数字！如果考虑到这些犯罪的后果，则更是令人恐惧！因为高智商犯罪，不同于刑事犯罪，其涉及对象没边界、涉及金额没上限，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而这些高智商罪犯，绝大部分可都是我们教育的“成果”啊。现在，各地都在进行防电信诈骗的宣传，力度甚大；但案件依然高发。为什么？就因为这些罪犯中许多人都是名校出身，具有高智慧、高技能、高“创新”能力！

          我们的教育不能让每个孩子都成为道德楷模、成为圣人，但是，让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成长的每一个孩子，道德上不滑坡，长大后做一个孝敬父母、不损人利己、不祸害社会的守法公民，这难道很难吗？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几十年来就是不能有效防止学生走上严重犯罪的道路呢？答案只能是“德育缺失”，或者说，“有效的德育缺失”。学生考上北大、或成为院士，老师无比荣耀、学校无比骄傲；而学生成为诈骗犯，他的老师毫无责任、他的母校也毫无愧疚。尽管在口头上、在文件上对“育人”都非常重视，但除了一般的思政课之外，中学阶段，实际上没人像抓升学率那样狠抓德育，到了大学阶段，学生“放羊”了，当然更没人抓德育了。而一般的思政课，道理讲了千千万，是抵制不了社会的诱惑、遏制不了个别学生的犯罪冲动的。

        （与“德育”缺失相伴的，还有“劳育”缺失的问题。由于目前的中小学没有真正的劳动和热爱劳动、做普通劳动者的教育及实践活动，所以，尽管国家在大力提倡、引导，但中国的孩子就是不愿上技校、而且获得了家长的支持；“不”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愿从事体力劳动，不想“务工”、“务农”，包括“农二代”、“工二代”在内，也都想成为高级白领。而这，便同样是导致“智育失衡”的重要原因。）

        再说**“智育失衡”****。**所谓智育失衡，就是根据少儿教育规律，理应是“前松后紧”教学活动，在目前的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变成“前紧后松”：小学、中学阶段教育严重过度、大学阶段教育严重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高度重视教育中国家长们，尤其是虎妈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将来应成为精英，即便不能成为教授、科学家起码也是高级白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自己的孩子便必须考上985等重点大学；而要能确保考上这些重点大学，唯有高考成绩排在全省前列——那怕是少了1分，就可能落下数百上千位次，与名校失之交臂了！尽管现今高考的一般录取率90%，本科录取率40%，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但是，各省的985大学录取率只有1-2%；对于瞄准985、尤其是清北的考生而言，这高考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95%以上的考生是根本挤不上去的。       

        对于早早看清这种严峻形势的家长而言，要实现其既定目标，他们便不仅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必须一路领跑：孩子不仅要上重点幼儿园，而且要上重点小学、重点初中、然后考上重点高中……。这条教育成功链环环相扣，那一环都不能掉链子。由于有些“重点”环节很难人为左右，家长们便或者天价购学区房、或者高价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者重金聘请家教（现在已有“千元小时”的价码了），用金钱解决。总之，家长们是让自己的孩子从学龄前到高考前，15年间一刻不歇地拼命奔跑、奔跑；当然，虎妈们也是一刻不歇地拼命投入，拼命助跑，这场面壮观且感人！眼下，一个大城市的孩子若不上四、五个校外辅导班，家长说出来都会让人笑话！

         但是，这种中小学教育严重过度的情况，却是“有一利生百害”。这“一利”就是让课外辅导教育疯狂扩张，让从业机构或教师赚的盆满钵满，而“百害”则不胜枚举。譬如，干扰了学校教学秩序、加剧了教育不公、增加了育儿的机会成本、缩减了社会消费能力、浪费了社会资源（包括家长的精力和时间）、妨碍了海外人才回归（他们对子女回国教育所面临的难题头痛）等等。更重要的是，由于家长不顾孩子的智力水平，其过高期望值往往成为与孩子冲突并彼此伤害的导火索，甚至每每酿成“人亡（孩子自杀）家破”的悲剧。即便对那些聪明的孩子来说，这种违反青少年成长规律过度教育，也必然会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严重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其后果也是消极的。

       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都愿意问“十万个为什么”，但现在这种超前的高强度的应试教育，使孩子把学习视为一件痛苦的事情、一件“为了让妈妈高兴”必须完成的任务。尤其在备考期间，又尤其在所谓“高考集中营”中，学生的时间被精确分配到分秒，连跑步都要背贴在前面同学身后的单词……。在这样高压下，学生几乎变成了天天答卷应试的“机器人”，所以，一旦高考结束，当他们摆脱“机器”的枷锁时，第一件事便是撕书、撕卷，以宣泄自己重获“自由”的激情！激情一旦彻底释放，便难以重新点燃了。我曾问过考上名校的学霸，还想读书吗？他们斩钉截铁地说：不想！（其实，让孩子拼命读书中国的虎妈们，也是中国教育的成果，她们自己也从不愿意读书）。如此丧失学习兴趣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再说。

        与**“中小学教育严重过度”密切相关却又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大学阶段教育严重不足”。**这是国内除极少数重点大学之外，普遍存在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学生们，似乎像变了个人似的松垮下来，完全没有高中阶段那股拼搏劲头了，许多人甚至干脆“躺平”。网上有人概括：除少数大学生外，全国有2000万大学生在“假装学习”。我认为这判断接近实际。十多年来，我外出时随机调查过近百名在校或已毕业的大学生，让他们给自己在大学期间对学习（包括有意义的社会活动）的付出时间或精力打分，以10分为满分。结果，绝大多数没有超过6分的；如果我提示：能打8分吧，他（她）自己先笑了！那么，剩余的时间或精力干什么呢？瞎混呗、交友呗、上网呗、逛街呗！许多高校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有的学生花钱雇人替自己上课，这与他们在中学阶段妈妈高价请人给自己授课的情形相对照，真是极具讽刺意味！如果这事让他妈妈知道了，岂不被气死！

      那么，大学阶段的这种教育严重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一，是许多大学已偏离了“教书育人”的根本宗旨，将“科研”放到首位，“论文”、“课题”已成为评定教师职称的“硬标准”，这使高校教师的“心”没放到学生身上，许多老师根本不认识学生；学生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其二，由于教学本身不被重视，许多专业设置、教材内容不仅空洞、陈旧而且严重脱离实践，有些专业甚至属于我杜撰的“高兴学”——本身就是用来唬人的，根本不可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学生学了也没啥用，便越发加重了厌学倾向。

     其三，中国高校是“严进宽出”，学生考上大学，便几乎都能拿到文凭，许多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学生即便是“躺平”，也能“躺着”给家长一个满意交代。

      其四，还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失衡。中国的这种失衡的教育，的确是与西方国家相背反的。尽管有人强调海外也有所谓精英教育，但作为普遍情况而言，西方的中小学生的学业的确是轻松的。我曾在荷兰住过一段时间。每天课后，大草坪便成为体育场，十几岁的男女生一起踢足球，或者说是一起疯玩，直至天黑，这场面与我儿时的回忆几乎一样。他们真幸福啊，当时我就感叹，中国的孩子们，哪里还有这种天天疯玩的机会呢！但是，如此的疯玩却丝毫没影响荷兰的孩子日后成才；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小小的、人口不及上海的荷兰，竟有十多所（网上说是16所）世界一流大学、荷兰迄今仍属于科技强国这样的事实。而反观我们这里，由于在中小学过度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已严重透支了，到了大学阶段便自然提不起学习的兴趣了。更何况，从中学老师到家长，皆曾向学生灌输过这样的观点：现在好好拚，考上大学就可放松了。所以，在大学阶段享受惬意的生活、弥补自己被剥夺的快乐岁月，这几乎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就这样，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最宝贵的、最应拼搏的大学学习时光，便白白地流淌了、浪费了。

      大学阶段的这种教育严重不足的后果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不仅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更影响到中国基础科学或人文学术的进步。对于许多毕业即改行在市场中谋生（譬如送外卖）的学生而言，大学阶段学多学少本事可能真是无所谓的，但是，对于许多原本有天赋完全可能成为拔尖科学家或学术精英的人才，因大学阶段丧失了拼搏精神而平庸化，却是国家和民族的巨大损失。中国近几十年在基础科学领域、人文学术领域没出现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或大学者，以至引发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并不是偶然的。譬如在文科领域，现在人们所敬仰并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们，这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下**、关于拆除“高考独木桥”的实施方案及其意义**

        为了解决中国教育失衡的问题，主管部门一直在出台各种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治标不治本，所以，“问题”依然是问题，只是让其变得更复杂了。如我们已揭示的：导致中国教育尤其是智育失衡的深层根源或核心症结，是“千军万马进重点大学的独木桥”，只要这架“桥”依然存在，那么，上述问题便必然存在；而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便必须拆“桥”。但这谈何容易！所以，笔者这一方案是带有“革命性”的、伤筋动骨的，需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才能实施。

      请注意，我只是要“拆独木桥”，而绝不是要“取消高考”。由于中国每年要升学的学生数百上千万，而高教资源总是有差别的，因此，是不可能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注册入学的，唯有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才能避免产生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那么，在保留高考的前提下，怎样拆“独木桥”呢？我的方案是：

1、将目前的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5 年、硕士2-3年的学制，改为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4-5年、硕士3-4年，总学制缩短1-2年。

2、改革将取消初、高中，但并不是压缩学制，而是要将目前高二、高三的有用的数理化课程移到大学阶段。相应地，“九年义务教育制”需改为“十年义务教育制”。

3、改革后的大学需整编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基础性、专业性、应用性大学（“普大”），同时取消“大专”、“高职”等高校；一类是重点的研究型大学（“重大”），“重大”只承担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学任务。

4、改革后的高考，中学生只能考“普大”；“重大”只能从“普大”中招考硕士生。

5、改革后的高考，考题难度应大幅降低，但常识性、应用性、实践性的内容应大幅增加。使高考指挥棒发挥引导中小学加强素质教育的功能。

       这一改革的重点、难度及成败关键，在于“普大”组建。目前各地重点高中规模甚大，这些高中的部分优秀教师及部分校区可整体编入“普大”的基础教学部、“高考集中营”将消失；但重点高中的名称建制可保留并将原来的初中学校吸纳进来。目前的“重大”皆有若干校区，其本科院系及部分教师整体分离出来后，可独立组建新的“普通大学”，但校名不能含有母校名称。原有的非重点大学的硕、博点，经评估具有相当学术实力或师资力量者，或者可被“重大”所吸纳，或者以省为单位，依托省重点大学，整合并重组1-2所新的重点大学。这样，整合后的“重点大学”，原则上是现有的985、211高校，外加各省组建的“重大”，应不超过150所。

          各“普大”原拨款渠道可暂不变，但应皆归省领导；所有的“普大”将不存在升格的问题。国家应授权各省对“普大”的教育资源统一调配，新建的“普大”和原有的非重点大学，可分别接受目前的中专、技校、高职、大专及部分高中的师资、校舍和设备，通过强弱搭配方式（譬如，将重点高中的教师整编进原“二本”大学，或让脱胎于“重大”的“普大”，兼并高职校等等），确保“普大”教育资源的大体持平，这既有利于教育公平，也有利于新的教育竞争。普通大学统一整编后，将不存在“高职校”、“技校”、“中专”等，这样，就不存在对技校生的歧视了。将来的学生，应是拿着大学文凭、有着专业技术证书的复合型人才。

       笔者相信，一旦实行这种“革命性”改革，目前存在的若干导致教育失衡的老大难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先说中小学阶段。由于中学生只能考“普大”，这就等于拆除了那座“千军万马”相争的“独木桥”，或者说拆掉了“鲤鱼跳龙门”的“龙门”。同时，由于这种改革客观上扩大了“普大”的招收规模、降低了高考内容上的难度、取消了“一本”、“二本”或“大本”、“大专”的差别，这就既大幅提高了升学率，又降低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中学生及家长即便心气再高、志在清北，他们也得先考“普大”；而他高考的分数再高，也没有值得狂赞的理由，所谓“高考状元”便没意义了。对此，有人会质疑，既然中国只有少数顶尖大学，四年后的“硕考”岂不依然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吗？考上“普大”的学生，有多少决心继续考研的，很难预判，但我认为，这愿意考硕的大学生是越多越好，“硕考”的“独木桥”竞争越激烈越好。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学生们能在没有虎妈鞭策的情况下，自觉地发奋读书学习，这完全是一件好事嘛！这不就解决了大学阶段教育严重不足的问题了吗？

        实际上，笔者提出这一改革方案的初衷，就是将决定学生命运的关键学习阶段，由“中小学”上移到“大学”，这也就在客观上解决了中小学教育过度的问题了。这其中的道理一点即通：既然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为孩子设定的目标都是985等重点大学，而“拆桥”后，自家孩子能否如愿“成龙”，关键要是看他进入大学后，是否仍能自觉拼搏，届时，家长们即便再关心、再想加劲助力，也都鞭长莫及了。同时，由于高考的重要性大大降低，重点小学、中学的意义随之降低，再加上实行电脑排位等录取方式，“学区房”自然也就消失了。

         那么，家长们是否会在压缩的中学阶段内，变本加厉地让孩子超负荷地学习呢？我判断，是不会的：一是这种学习即便能让孩子在高考中拔尖，其意义也是很有限的；二是聪明的家长们很快会明白，这种拔苗助长式地的“助学”效果会适得其反！假如有的虎妈就是不觉悟，不能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自己孩子的学习积极性，不懂的“让孩子愿意学习”比“学习”本身重要百倍的道理，而是一如既往地对孩子实施过度教育，导致自己的孩子一进大学便松垮下来、躺平下来，那么，他们此前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便皆归于无用功，他们的高投资，也统统都打了水漂。一旦有这样的教训在先，便必然会釜底抽薪地解决了中国家长让孩子过早地在“起跑线”竞争的问题。

         由于家长的外部压力减轻、高考升学率的压力减轻、高考的难度大幅降低，所以，在中小学阶段突出德育，增加体育、美育课程及实践活动，开展全面的素质教育便成为可能。为此，中学应强化班主任的德育责任，在实施小班化的前提下，班主任最好跟班四年，全面负责并依规管教孩子的品行，加强与家长的沟通，防止出现品德滑坡的学生。中学阶段的原理类课程难度应适当降低，小学2、3年级的数学题家长做不出的情况不应存在。英文难度应较大幅度降低，以教会学生具有基本外语交流能力为主。语文应改变所谓“科学化”的教学模式（学生只会语法、段落、主题分析，却不会写文章。拙文《鲁迅不能离我们远去》，常被收入高中试卷，但其中的分析题我从来做不对！），应大幅增加阅读课内容，培养学生的读书兴趣、写作兴趣，并让学生掌握多种文体。与此同时，中学应大幅增加常识性、应用性、技术性课程，增加劳动课的时间和内容。改革后，中学的具体培养目标是：即便学生不考或考不上“普大”，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或者是通达事理会做人、做事、作文的“秀才”。

       再说大学阶段。改革重建的普通大学，应把教书育人真正作为唯一宗旨。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改革“普大”的教师考核方法，全部取消对论文、课题及奖项的硬性考核要求。而这，也就部分解决了中国上百万高校教师假装搞科研的问题（笔者十多年发表的批判泡沫学术的文章，其观点依然成立）。“普大”中对科研有兴趣的教师，可业余从事研究（这很正常，笔者几十年的学术成果，便皆属于“业余”性质；学者围绕课题搞研究，其实并不正常），或可凭科研成果调入“重大”。这个要求须一刀切，应将大学“科研处”改为“德育处”，否则很容易回到“以科研为重心”的旧轨道上来。那么，“解放”了的老师干什么呢？就是教书育人嘛！

          “普大”应把教书育人实践效果作为考核教师业绩及晋升职称的核心标准。不搞泡沫学术省下的钱，应用在支持教师潜心教书、精心育人上，使其待遇略高于“重大”教师。“普大”应鼓励教师钻研专业知识、创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如以讨论式取代灌输式）、增强教学效果。那些照老本宣科、把学生讲睡了的教师应降职或除名。同时，“普大”应普遍建立导师制，每名学生入学后皆配备一名教师教授做导师；每名导师要辅导若干名学生，从入校到毕业，全程掌握其学习和思想状况。即便学生毕业后，其5-10年内的表现状况，也可通过大数据反馈作为评价导师业绩和学校德育成绩的参考。这后一条措施若能普遍实施，上文列举的德育缺失问题大多可迎刃而解。

        笔者的这一设想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借鉴了女儿在荷兰就读的一所旅游管理学院的经验。女儿刚入该校，便有一名教授作为他的导师，一直辅导到毕业。我们在孩子毕业时去探访并致谢时，他对我女儿的优缺点说的非常到位，对她今后的希望也非常诚恳。我女儿及其同学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所学校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同时，也是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们不考核论文，但有外部机构来考核教师的工作业绩。

       “普大”的学生一入学，便应集中军训。期间，对学生进行强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纪律教育，使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使无论怎样“出身”的“普大”，皆能形成新的优良校风。“普大”中，除军校、公安、师范等性质特殊的学校外，皆应是“超级”综合性大学，内部除公共基础学科之外，可根据情况设理、工、文、医、外及建筑、艺术、工艺、技术、旅游、金融、会计、法律、烹饪、机修等专业或技术学院。其中，理、工、医等专业的学制可为五年。学校还应开设多种选修课、阅读课，使大学生学习任务饱和，客观上没有“躺平”的可能。

       大学生入学，第一学年，首先在基础部学习公共基础课，期间，可在导师指导下，确定专业方向，申请进入专业院系；第二学年开始，在各专业院系，专修专业课或技术课。凡属于“理、工、文、医、外”等专业基础课程，结业时应采用国家题库，根据统一标准评分，作为学生毕业和考硕的依据。学生凡通过技术学习实践达到了专业水准，可通过权威部门的考核颁发国家承认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同时拿到相应的学分。“普大”必须严把“出口”，保持一定淘汰率，在校生四年或五年内总学分达不到要求，或德育不合格者，不能正式毕业。合格的学生可颁发“大学文凭”（总学分达到相应标准要求或通过专门考核的可颁发“学士学位”）和若干技术证书。这样的大学生，便是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关于重点大学，笔者认为，每年仍以招100多万硕士研究生为宜，这有利于“重大”校长全身心地投入，狠抓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同时，这也有利于“重大”的人才流动，那些不能升为教授的教师完全可以到“普大”发挥才干，且收入可能更高。

       结语：笔者以上革命性方案，涉及各方利益，操作难度甚大，可能一时难以实施。但假如本方案的思路获得认同，那么，决策层不妨先易后难逐步实施。其一、从2022年开始，先让北、清、复等10-20所顶尖大学退出本科招生。本来这些大学可能仅招生几千名本科生，却引发了上百万考生、上千所高中的惨烈竞争。它们的退出，可大大缓解这种竞争的惨烈程度，同样会扼杀“高考状元”虚名。其二、尽快让普通大学的教师退出科研队伍，尽快将“科研处”改为“德育处”，并开始试行导师制。其三、大幅度降低中小学数学教学难度、彻底改变将语文“科学化”的教学模式。这种改革需要依靠圈外的专家学者，因为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教育专家们已形成严重的思维定式或路径依赖，是很难完成“革命性”改革任务的。

2021.7.6****于青岛

2021.7.21修改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