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人靠什么自尊自立：心无旁骛，以建设好企业为中心_风闻

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呆又傻；当别人用尽心机，渐入佳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开悟。

晚熟，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智慧。农村称一些智力水平不太高的人为晚熟，就间接地说他是一个傻子了。有的人在农村，大家都叫他傻子，但他实际上是在装傻，他一装可能装几十年，他在装傻当中体会到了一种乐趣，而且他得到了装傻的利益。所以农村确实有这么一种人，他在装傻，大家都说他晚熟。

那么当到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了能够让他表现自己才华的舞台，他才会突然焕发出光彩来。也就是说在一个不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有很多人的个人才华是被压住了，没有舞台让他展示。当后来社会进步了，人们自由度越来越大了，社会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展示他们自己能力的机会，那么好多当年看起来普通的人、平常的人，突然就干出了一番事业。

所以在我的小说里就有这样一些人，当年都被说是傻子，结果过了几十年机会来了，他表现得比谁都厉害，这也是一个角度。大概我想，晚熟是一个正面的褒义的词，代表了一种求新、求变、不愿意过早的故步自封的这么一种精神。

                                                                        —— 莫言，2020，《晚熟的人》

1980年代，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是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连中央领导也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邓小平理论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个“河”摸不好，就掉到“水”里被淹死了。我们那时候走上市场以后，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事，实际上就是走到了一种完全不容易生存的时候。

小平同志在开放改革时就设计了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讲的是公平，但是这个公平过去在中国被错误理解为平均。社会主义公平是多劳多得，贡献大的人多拿一点。

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宁可员工多吃一点苦，一定要维护客户利益，这样客户基本上能接受我们。那时可能还不止几百家公司，能够生存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实在太供不应求了，就连落后的东西都会有人购买。

我们在创业初期已经感觉到，要生存下来，唯有尊重客户，尊重客户的价值观、尊重客户的利益。钱在客户的口袋里面，只有质量好、服务好，它才会给你。

人类社会创造分为理论创造、工程创造和市场需求创造。市场经济就两个东西：一是客户，一个是货源，两个的交易就是法律。客户我不能掌握，那我应该掌握货源。成功的关键是矢志不渝为客户创造价值，所以客户相信我们。

人类社会不是丛林法则，因为人类社会总是要合作共赢的，多种力量是制衡的。为什么要走市场经济、不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制衡会有浪费，但是通过制衡形成了有序的发展。这个社会上还有法律，还有制度，还有宗教，还有道德的约束，这些约束都会使得我们社会不走向丛林法则。

贫富出现大的差距是资本杠杆造成的，不是劳动形成的。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基础制度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但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就会有资本杠杆。中国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牵制着，达到一定平衡。这个平衡由谁来实现？政府，政府来改革。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经济基础开始改革时，改什么？改利益分配。

十三亿人民改利益分配时，大家想象会有多少矛盾冲突，多少利益矛盾要爆发，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控制着，使国家不要出现混乱。

一个人如果专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知道，只要把肥料放到土地里面，土地变肥沃了，最终土地还是我们的，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把肥料分了呢？所以，我们进行投资，而且投资强度大于别人，就会领先别人而获得成功。

要积极看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国正在走向更加开放。中国政治环境中已经显得比较开放了。当然，还会越来越开放，社会变化是非常大的。今天中国变化多大，至少在经济制度（微观）上与西方很接近了。中国的法律、制度每天都在变，越来越好，越来越法制化，越来越市场化。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

整个中国社会会慢慢进步，但是为非作歹的人也很多，中国社会在法制治理上，我也天天在报纸上看到这个人抓进去、那个人抓进去，说明中国还是在坚持走向法制，逐步完善法制。法律不是看它的条文，而是看执法的程度。从纵向观点来看，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法制体系有极大进步。

我还是不了解别人的公司，也不了解别的公司的体制。我们经营在中国遵守中国的法律，在外国遵守外国法律，包括联合国的决议。别的公司怎么做，我不会操这个心，它也不会给我交钱，为什么我会关心别的公司？我只关心华为。永远忠于客户的利益，不会有其他的企图。

我喜欢的东西多了，我最喜欢的还是农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去做农民。我看书、看新闻，很多时候都是看农业怎么种庄稼，我从事的行业和我自己阅读的范围都有冲突。什么都要自己做，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在精神上我是支持自主创新的。所有科学家的创新都是自主的，它是一种精神。

做百年老店是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是要去除惰怠。

曾经有首长说要总结一下华为公司的机制，我说首长您别总结，前20年是积极进步的，这10年是退步的，为什么？就是人们有钱就开始惰怠了，派他去艰苦地方不愿意去，艰苦工作也不愿意干了。如何能够祛除惰怠，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所以我们强调自我批判，就是通过自我批判来逐渐祛除自我惰怠，但我认为并不容易，革自己的命比革别人的命要难得多得多。

失败的人就是理想太大，平台太小。但是我的平台很大，能够容纳你跳舞。

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种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按照自己劳动的贡献来分配，多劳多得；资本主义是按照自己资本投资额度来分配。共产党的忠诚，是忠诚于人民。我们是忠诚于客户，两者不矛盾。

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

为什么美国这么厉害？其实就是教育。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

中国由于国家太大，不知道谁是优秀人才，所以中国通过一级级考试，考试使得孩子们成为呆板的“小鸭子”，创造力被消灭了。偶尔突破云层的少数人，是天才。中国的基础工业总体还是比较薄弱。国家总要崛起，总想繁荣富强，如果不重视教育，就会重返贫穷，因为这个社会最终要走向人工智能的。从我们公司的缩影放大来看国家，国家也要走向这一步，否则是没有竞争力的。

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但是开放一定要自己强身健体，强身健体最终是要有文化素质。爱这个国家，希望国家繁荣富强，不要让人欺负，不要再落后下去。我们是在全球寻找人才，而且已经有一个好的机制。但是全社会要进步，全社会需要庞大的人才队伍。

企业是经济组织，经济组织要承担责任的。如果党都有能力统管（微观）经济组织，那没有必要搞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不需要经理部，就一个党委就行了。过去几十年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所以中国才会有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改革一种新的方式。企业的党组织变成教育员工思想品德，教育员工好好干活、不要干坏事、规规矩矩做人，而不是对经济管理承担责任。

不同的企业应该是不同的。党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全人类服务，党的宗旨是为全人类服务，我们怎么能背叛为全人类服务的宗旨呢？

中国还是非常稳定的，稳定最大的基础是穷人的生活要改善。无论怎样，贫富两极分化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垄断资本走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不稳定。中国要注意两极分化的问题，不能太严重了。中国的沿海、深圳、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落后。

中国想重新回到劳动力低成本时代，已经回不去了，虽然政府已经在减税，做了很多工作。这时再倒回去，不现实，只有奋起往前走，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才能迎接这个新时代。退回去只能靠劳动力再发展。

我们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赶上。

其实外面离职的华为员工已经比在职员工多，怎么走出去的？自愿走出去，也是走出去。任何一个业务做得不好，是主官的责任，不是员工的责任，员工在前进过程中也有很多技能，当我们裁掉部门时要给员工有出路。

华为的精神和清教徒精神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这种精神也是为了一种理想，为了人类社会。如果我们是资本化的公司，把利益看得很重，那么有钱的地方就会多去，没钱的地方就不会去。以这种理想驱动公司的文化建设，公司每个员工都不会斤斤计较，不会在个人收入上和公司讨价还价，但是公司不能因此不去重视提升他的待遇和利益。

为什么需要遵纪守法？因为我们走出国门时，会被外国认为是共产主义，如果不尊重所在国家的法律，就不能生存；当我们退回国内时，又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所以，当两面都有置疑时，如果不努力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哪一方面触碰了红线，就不会存在了。不只是其他国家的红线不能触碰，中国的红线也不能触碰。

只要努力工作都是奋斗者。成为奋斗者或劳动者是员工的自愿选择。劳动者享受准时下班玩、周末休息、加班给钱，经济回报上并不吃亏。奋斗者不要这些，就吃亏了吗？没有，成为奋斗者就给他分配内部股票。短期报酬是每年的贡献发成奖金，公司后面继续产生的利益跟他无关了。长期激励是用内部股票的方式，让你继续享受过去的劳动贡献。

不能用一个天平来称人对社会的贡献。就如抢险救灾一样，有些人捐献了很多钱，有些老太太只捐了一块钱，不代表捐献多的人一定是最伟大的人，否则这个世界不会认为德兰修女是世界最伟大的人。

也不完全赞成衡水中学的方法，衡水中学的方法是应试教育的一种产物。他们改变不了教育制度，就要适应教育制度，否则孩子怎么进入名校呢？农村孩子更进不了名校，没有门路。我们公司也改变不了社会环境，也改变不了大世界，也改变不了美国，我们就要像衡水中学学习（他的奋斗精神），建立适应社会的方式，我们也跑步。

华为的诞生，在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上，也是一个偶然现象。不要过度消费国人对我们的热情，我们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把客户体验、客户感知放在第一位。

有些美国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当年我们向IBM学习管理变革时，IBM顾问跟我讲“管理变革最终就是把你“杀”掉，让你没有权力，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我说我们有。

我很担心华为公司下一代领导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所以我宁可扶植起美国几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拿着鞭子打下一代领导人，反正也不是打我。现在我讲完以后，大家就不认为我这个主意很神秘。其实我这个主意是华为高层领导一致通过，不是我接受采访时的胡说八道。

世界上没有永远成功的公司。

                                                        ——  根据2019年任正非接受国内外多家媒体采访记录  加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