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历史，侵华时期日本曾专门针对中国制定毒品侵略计划_风闻

今天是七七事变84周年，翻开近代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属邻国日本最为残忍和贪婪，他们不仅对中国领土充满野心，更是妄想通过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来瓦解中国人的抵抗意识，达到亡国灭种的目的。

日本的鸦片侵略政策在姜文的民国电影《邪不压正》也有体现，李天然的师傅，因为不同意转让土地给日本人种植鸦片而惨遭杀害，虽然电影为虚构，但日本在中国种植和贩卖鸦片种种恶行却是事实。

在侵华期间，凡是日本在中国所占领之处，鸦片、吗啡、海洛因毒品贩卖必然随之而来，吸食者也日益增多。如此一来，日本即能通过贩卖毒品，赚取侵略扩张的军费，又能更好地通过毒品奴役殖民统治内的中国人。

虽然日本在殖民地大肆贩卖和鼓励当地民众吸食鸦片，但其国内却是严厉禁止日本人输入、吸食鸦片，因为当时的明治政府曾目睹鸦片给清朝带来的深重灾难，清楚的知道鸦片会国家带来巨大影响。

日本对中国的鸦片侵略起源

甲午战争之后，满清政府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300多万台湾同胞沦为异族奴隶。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发现当地民众有吸食鸦片的陋习。据史料载，1865年—1874年10年间，台湾的鸦片输入量，平均每年达20万斤，1881年高达60万斤，1894年也有50万斤。

在如何处理台湾吸食鸦片的陋习上，日本国内出现了很大的纷争。严禁派认为吸食鸦片是养成惰民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定要学习日本国内严厉禁止输入、吸食鸦片。非禁派则认为，如果上台就强行止禁台湾民众吸食鸦片，会让民情激愤，引起更激烈的反抗之心，虽然可以派军队镇压，但依然会死伤无数，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

当时的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倾向于严禁派，于是上任后，就发出明确指令，严禁台湾民众吸食鸦片。但是当时的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对此提出批评，台湾每年的鸦片进口数量如此多，足见市场需求有多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垄断鸦片，来收取税务。

为了让严禁派支持，后藤新平虽然不能强行一禁了之，但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可以实行逐渐减少，因此认同后这种理论的又被称为渐禁派，他们得到了日本高层政府的支持。实际上这个理论非常包藏祸心，因为一旦日本殖民政府尝试到鸦片税带来的甜头，根本就不会禁止鸦片销售。

随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颁布的《台湾鸦片令》，主要内容包括规定只准许政府专卖局进口、制造鸦片，严禁无特许证者销售或持有鸦片，吸食鸦片要经过特别许可（形同虚设）等。但严禁在台的日本人吸食鸦片，对出售鸦片给日本人的台湾人处以死刑。

从这部法令就可以看出，在对待鸦片问题上，日本当局采取了双重标准，即对本土及日本人断然禁止销售和吸食，而对殖民地民众却鼓励销售和吸食鸦片。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纵容下，台湾民众的鸦片吸食越发泛滥，到1901年，台湾吸食鸦片群体占到总人口的6.3%。

然而台湾的鸦片政策措施，为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攫取巨额收入，1901年鸦片税收高达425万日元，占台湾殖民总督府年收入的42%，到了1918年已经增长至800余万日元。从中尝到甜头的日本政府，随后在东北、华北、蒙疆、华中、华南等占领区大量复制台湾的“鸦片经验”。

因此日本在台湾制定的鸦片政策，可以说是针对整个中国进行鸦片侵略的第一步。

日本对中国大陆实行的鸦片侵略

两次鸦片战争，满清被迫承认鸦片进口合法，导致英、美、法、德、日等列强大肆向中国贩运鸦片，让满清沦为世界最大的鸦片进口国和消费国。这一局面随着列强国内出现鸦片泛滥后开始改变，当列强们发现鸦片已经对自己国内造成巨大危害时，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开始提倡禁烟（鸦片），迅速得到其他列强的响应。

趁此时机，清政府在1907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禁烟条约》，开始逐年减少入华的鸦片量，并决定在1917年断绝向中国进口鸦片。1909年，包括清朝在内的13个国家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通过了自即日起，各国严厉取缔和禁止吗啡、鸦片类毒品的制作和销售，并输出到其他禁烟国家的决议。

至此，中国的鸦片泛滥原本可以得到扼制，但此时的日本，虽然表面同意万国禁烟会上制定禁毒政策，并签约，背后却阳奉阴违，支持和纵容在华租界的日侨及浪人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导致输入中国鸦片数量有增不减。

日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就是由于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尝到了鸦片带来的“巨额税收”，加上对占有中国领土的野心，希望利用鸦片来消磨中国人的抵抗精神，便不顾国际条约，专门有针对性的对中国实行鸦片侵略。

在英国逐渐减少鸦片进口中国之时，日本却趁此“商机”，有计划、有组织地逐年加大对中国的鸦片走私量，迅速填补了英国人空缺的鸦片市场，成为继英国之后向中国输出毒品最多的国家。

这一时期，日本从国际市场大肆低价收购鸦片，然后走私到中国，高价倾销。据有关数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就每年从英国进入约18吨鸦片，一半直接走私到中国，另一半加工精制后再走私到中国。1916年到1920年间，日本购买的鸦片64040公斤，海洛因和可卡因13300公斤，大部分都运往中国。

1916年，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加来佐贺太郎就向日本政府提交《支那鸦片制度意见》，建议将台湾的鸦片政策推向全中国。在佐贺太郎看来，如果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有两千万，日本每年就能赚到5.54亿日元的丰厚利润。

佐贺太郎并不是理论，更是行动派，他还煞费苦心地对北京、汉口等 11 个大城市中吸食鸦片的人数、烟膏的需求总量、加工烟膏工厂的具体规模以及运输毒品的路线等都做了周密细致的谋划。

918事变之前，日本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占据多少领土，因此只能背后怂恿在上海、厦门、天津等日租界内的浪人、日侨建立庞大的鸦片毒品贩卖网，采用公开进口和秘密贩运的方式，将鸦片和吗啡等毒品大量输入中国。

当时有人形容：“从西南边疆的云南到塞外高原的内蒙，遍布日本毒品销售站，满洲及山东的日本卖药人，用各种形式售卖吗啡等违禁药品。”据关东厅滕原铁太郎《鸦片制度调查报告》，天津的5000名日侨中70%从事吗啡等违禁品的批发，当时的天津已然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之一，这“功劳”归日侨及浪人所有。

1926年，走私到中国的吗啡和其它麻醉毒物总数量约40吨之巨，价值3500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日本人经手的。日本向中国大陆秘密输入的鸦片数量也在迅猛增长，如果说走私毒品只是日本鸦片侵略政策的第一步，那么把中国占领地变成鸦片的种植和制作源地，就是鸦片侵略政策的核心。

“918事变”后，日本引诱和强迫东北农民种植罂粟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迅速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权。如何掠夺东北资源、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和发展东北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成了日本的首要问题，于是他们把殖民台湾的经验借鉴过来，这其中就包括鸦片政策。

当时伪满洲政府在报告宣称鸦片是满洲人民所嗜好的东西，政府为了响应人民的需要，准许民众领取执照后栽培罂粟，并准许瘾君子们领取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只是鸦片必须由政府专卖。

除了公然在占领区销售鸦片之外，日本殖民当局还大肆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罂粟。在殖民地种植罂粟，日本早就传统，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之后，就开始着手开始种植罂粟。在1933一1944年间，每年要种植6000-5000公顷，年产鸦片26000-39000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

日本复制朝鲜的罂粟种植政策，导致东北沦陷地区的罂粟栽培面积急剧增加，罂粟种植地区遍布整个东北地区，热河、兴安、牡丹江、滨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等省都大量种植罂粟。其中，热河是东北地区最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地区。

日本在热河省发布的告农民书：“一、凡按指定面积种植罂粟者，免除土地税；二、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5亩者，除免交土地税外，还免除服兵役；三、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20亩者，可获得县政府奖励，并享有第一、二款规定的特权；四、凡种植罂粟面积超过50亩者，可当村或县的头面人物，并成为社会职务的候选人，同时将得到第一、二、三款规定的奖励。”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东三省开始了大规模的鸦片生产，1935年罂粟种植面积达35万亩，1943年根 据东亚鸦片会议的要求， 在长春、开源 附近还设立 了集 中种植区。1933一1945年区 内共产鸦片3亿两 ( 约1500万公斤 ), 年均115384公斤 ( 另一说共346万公斤 )。

1932～1936 年热河罂粟栽培指定面积、实际种植面积、收买量

当时有美国记者曾到东北各地旅行观察，发现境内到处可见罂粟花开放，回去发表了一份报道：“数千农民已不种大豆，而改种罂粟，因日本人的鼓励劝告之故。在满洲坐火车旅行，田野中多不见农作物，映入眼帘的，常是数千顷之广的罂粟田野。”足以见当时日本在东北推行的鸦片政策有多么成功。

得益于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日本针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政策得到顺利实施，当时鸦片烟馆在东北遍地开花。伪满总务厅的报告书中指出：1936年在181个城市中领有执照的鸦片烟馆有3840家，毒品馆8400家。两者相加，这时东北境内共有公开的烟馆12240家。

与此同时，由于烟馆随处可见，加上普通人获得鸦片十分简单便捷，这也导致东北的鸦片烟民数量急剧上升（如下图）。

在东北，日本殖民政府不仅公然进行鸦片种植、制作和销售，连发动“918”事变的关东军也亲自参与鸦片走私，目的无非就是想通过走私贩卖毒品牟取暴利，获取军需，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东北大面积的罂粟种植，为日本向华北、华南、香港等地走私鸦片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后期甚至还向国际走私自种自制的鸦片毒品，获得了巨款和大量军需物资。对于日本而言，鸦片毫无疑问地是他们在侵略地区的最佳“武器”。

日本在中国其他占领区的鸦片种植和贩卖情况

鸦片侵略中国是日本制定的政策，因此种植和贩卖通常会伴随其占领范围的扩大而加强。继东北沦陷之后，日本又开始针对华北地区的侵略，这同样也造成晋、冀、鲁、豫、内蒙、京、津等地区的鸦片泛滥。

到了1939年，察南、晋北和绥远在内的蒙疆地区又成为日本在华鸦片生产的另一重要地区，每年罂粟面积约10万亩，鸦片输出占区内全部货物输出的28%一52%，与台湾一样，鸦片税收已成为当地（蒙疆地区）的经济支柱。

据有关数据统计，1939年，日本在华北仅各地征收量：河北562000两、山东2719600两、山西1411200两、河南100000两，其中，山东仅济南和青岛两地即种植鸦片474602亩，到1940年面积又增加了一倍；1942年，计划罂粟种植面积，山西41550亩、河南60000亩。

另外，日本占领的华东、华中与华南地区也有较大规模的种植。1939年下半年起，广东从化、番禺一带罂粟种植在万亩以上；同年金门种植面积占农田的20%，1944年粤闽沿海每个农户被迫至少种烟一亩，致使福建之金门、晋江，广东之南澳等县每县至少种烟6000亩。

日本不仅在中国境内大量种植和制造鸦片毒品，还通过提纯制作吗啡、海洛因等更强效的毒品，分销到世界各国。1937年，当时的国联（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曾指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白面”（海洛因）、“麻药”（吗啡）都出自日人之手，经常是由日本或在日日人监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连及其他满洲、热河或中国城市所制造的。”

日本对中国鸦片侵略的危害

一位到华北、东平调查过的英国记者描述：“在昌黎、唐山、东北，日本人控制范围内的地方，一些荒郊都变成了抽鸦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地抛在荒郊，有些尸体用芦席包着，有些尸体已经给野狗吃穿了肚子，有的尸体死不瞑目，有些还没有断。”

从走私，再到占领地种植和制作鸦片，在长达几十年侵略时间里，日本就是这样利用鸦片政策，逐渐把中国构筑成世界最大的毒品王国，更想利用鸦片销蚀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了强化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在整个侵华期间，日本的鸦片侵略，流毒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惨烈、影响之深远，都为世界历史所仅见。与战场上屠杀的相比，鸦片毒害更具有杀伤力，他让很多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绝路，丧失抵抗之心，任人宰割。

“看到满洲的中国人走向堕落，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吸毒成瘾的人是不会去推翻殖民统治的。”一名日本人看到东北地区中国人吸食鸦片后的一番感言，这其实也代表日本政府的心声。

民族精神的消磨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言无异于灾难，而这却是侵略者所乐见的。让全体中国人沉迷在鸦片之中，没有国家民族意识，走向亡国亡种之路，大概就是当时日本侵略者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