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时代洪流触摸小人物——《大决战》在宏大叙事中画龙点睛的窍门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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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丨知宴

　　编辑丨张风屹

　　正值建党百年热烈氛围的高潮，当《叛逆者》中的林楠笙将淮海战役的重要情报传回“老家”之时，又一部革命题材作品《大决战》已经带领观众走进这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相较于电影版《大决战》系列特型演员云集，剧版《大决战》中既有唐国强、刘劲、王伍福、郭连文、王健等特型演员坐镇，又有王劲松、于和伟、宁理等近几年大热的实力派演员加盟，可谓是群英荟萃。开播以来，《大决战》收视持续破1.5，拿下收视第一的好成绩，德塔文指数破1，热度连续攻上全网前三。

　　剧版《大决战》能够取得成功，演员演技仅是一方面，主要还在于其在大人物纵横捭阖的基础上，加入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三大主线穿插进行，不仅丰富了故事主线，还通过人民对于和平的热切盼望和蒋介石大打内战的对比，从多个侧面深刻地诠释了实力悬殊之下“人心向背”的较量。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大人物的塑造，在革命题材作品中，小角色往往容易悬浮。从这方面来看，《大决战》不仅成功塑造了众多虚构的小人物，还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为原型，将小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以更加纯粹的方式呈现，为观众留下更多遐想的空间。

　　事实上，这种在宏大的叙事中“以小见大”的创作方式不仅能让观众从中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达到情感共振的效果，还能推进剧情进展，使得主线更加饱满丰富，《大决战》在这方面的尝试或许能给予更多的主旋律作品一定的启发。

　　全景式呈现的内容创新

　　电视剧《大决战》在尊重历史和总结优秀作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作进行了艺术化的创新，全剧以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用更丰富的内容、更宏阔的视角展开叙事，在既有国共高层之间的博弈，又有国共两军将领战场对垒的基础上，将剧情焦点极大地倾斜于普通战士、普通百姓对三大战役的奉献，体现出这是一场人民战争。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抱着极大的诚意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大决战》第一集，便通过宴会开场前蒋介石和毛泽东对于谈判重视程度的言行对比、宴会开场后两人以帽子一事论国事，毛泽东温文尔雅，大方阐述自己关于和平的想法，蒋介石却在讨论和平观念时眼神闪烁、含糊其辞等细节，将毛泽东一心谋和平与蒋介石一心打内战的真实想法刻画得淋漓尽致。

　　相较于蒋介石一心搞内战，国军将领中，亦不乏看清局势者。比如，国民党内部的张治中、白崇禧乃至于一开始的布雷先生均希望求得真和平，但正如张治中所言，“我也只能是奉命行事，改变不了历史进程”。不愿意听取身边人对于时局的正确看法，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为其后续战败埋下伏笔。

　　不同于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大决战》中，亦有众多普普通通的士兵均渴望和平，而民众反对内战的呼声也十分高涨。共产党深知和平是民心所向，即便东北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周恩来等人依旧在重庆想尽一切办法与国民政府方面、美国代表方面谈判，争取和平。然而，蒋介石集团却通过各种手段游说美国政府，使得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议案。

　　国共两党的对比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底层人物的不同态度中，共产党12000名干部走入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通过真正让农民拥有土地，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然而，在得知共产党正在实行土改后，蒋介石考虑的却不是做出转变并寻求底层民众的支持，而是决定将刚得到土地的农民再度从土地上赶走，以摧毁他们的信心。

　　《大决战》借助不同人物主观视角的差异，让反讽的利刃渐渐深入，进而更加全方位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塑造

　　在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因为有较为详实的史料支撑，真实的历史人物往往更容易塑造。可一味地历史化写实却很容易让电视剧失去其自身所具有的戏剧化属性，变得枯燥乏味，难以让观众得到有沉浸感的追剧体验。所以，主创们常常会在剧本主线中合理化、生动化地设计一些小故事，可这也正是此类题材电视剧容易被人诟病的地方。因为一旦细节稍显丰富，便会有画蛇添足之嫌，破坏故事主线。

　　在这一方面，《大决战》以“三大战役”中两军士兵和人民群众为原型，塑造了敌方、我方和普通民众三类必然会出现在战场的典型角色。

　　在共产党方面，《大决战》塑造了两类解放军战士的形象。一类以武雄关为代表，剧中，他带领一支由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战斗力十分虚弱的队伍，战场上，他向着那些躲在战壕里的“新兵”用力嘶吼着：“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战士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而后壮烈牺牲。另一类则以从国民党部队改编过来的王福民和房天静为代表，两人此前均思想混乱和纪律涣散，在武雄关牺牲和“诉苦运动”的影响下，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决战》借着两类差别极大的解放军战士形象，不仅突出了战争的惨烈，也通过他们之间精神传承的故事，展现了共产主义信仰为队伍注入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从而不断凝聚力量，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国民党方面，《大决战》塑造了一个本性善良的国民党士兵形象，并通过他的视角，呈现出国民党军官不为老百姓谋福祉，却打着各种旗号搜刮百姓财产的贪腐形象，与剧中蒋介石视角下的“蒋家王朝，已经烂到家了，打仗没钱，但每一个军官、将领、地方大员，都是脑满肠肥的”再度呼应。

　　在人民群众方面，《大决战》塑造了一个足够大众化的军嫂王翠云，她代表了当时的底层百姓，只想安稳过日子。然而，亲眼目睹自己的未婚夫牺牲，看到那封留给自己的遗书后，王翠云投身于土地改革事业中。在成长过程中，她不断明晰的一件事便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为了人民”。

　　可以看到，在塑造虚构人物的过程中，《大决战》并不是将人物随意地穿插在其中，而是在挑选足够典型的虚构角色的基础上，为每个人物赋予特定的故事主线，并让他们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符合其历史身份定位的行为，从而代表了那个年代不同立场的典型人群，并通过他们的故事深挖中国共产党能得民心并以少胜多获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

　　主旋律作品的创新表达

　　战争题材作品通常有两种拍摄角度。第一种是历史的宏大叙事，突出战争的意义；第二种是个人的微观视角，突出当事人的感受。相较于第一种宏观叙事的手法，第二种更接近普通人的视角，更容易引起共鸣。

　　粟裕在谈到淮海战役时曾经说过：“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大决战》不仅以充分的史实资料为依托，还引入多位党史军史专家参与剧本创作，从房天静和王福民两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俘虏兵的视角切入，讲述了我党对军队思想建设的重视以及民心所向背后的坚定支撑。

　　其中，王福民曾经是国民党一个流氓兵痞，经常吃老乡的东西不给钱，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诉苦运动”十分感动。之后的战斗里，王福民五次负伤不下火线，在三保临江战役牺牲时，他抓着连指导员的手要求入党，之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房天静同样也是一个不太听话的兵，加入解放军之初，不仅平时没精打采，还经常扰乱军心。“诉苦大会”后，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转变，战斗时总是冲锋在前，最终，1人俘虏1个班，成为辽东军区在1947年第一位荣立特等功的战士，被授予“孤胆英雄”的光荣称号。

　　相较于历史原型的故事，《大决战》并没有通过他们之前打骂群众或者是每天发牢骚等情节表现他们的士气全无，而是将他们“面对国军的火力猛攻，畏畏缩缩地躲在战壕里，全然一副‘事不关己，保命要紧’的姿态”与“武雄关带伤再上战场，扛着战旗奋不顾身地向前冲”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并通过强烈的反差呈现出他们的思想混乱和纪律涣散。

　　《大决战》是在历史大事件的缝隙中找故事，让小人物的成长轨迹掩藏在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体现小人物的思想变革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从而使得人物真实的情感自然流淌。四平战役后，战友们牺牲的画面在房天静和王福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胆小的两人开始心生逃跑的念想。但一场“诉苦运动”让他们意识到如今的战斗是在为自己、为贫苦的老百姓而战，二人开始觉醒。后来，王福民在东北战场上牺牲时还不忘叮嘱房天静“跟党走，别落下。”

　　可以看到，《大决战》并没有局限于雕琢小人物的每一处细节，过于追求小人物的完整性，对于两人的塑造完全是围绕着他们是如何转变态度、重扬斗志，最终积极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事业中展开的。如此创造性的改编，使得《大决战》透过他们的故事，不仅反射出中国共产党较于国民党有着极高的包容性，在革命事业中努力争取可争取的人群，而且也让观众领悟到共产党的初心以及我党极为注重军队思想建设的原因。

　　而在人物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大决战》以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为主，虚构的人物为辅助，让观众看到了特殊时代下普通人的所见所思所行，进而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全面又立体地讲述了三大战役核心的历史逻辑——“人心向背”，因而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强烈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