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篇（一）“人生忧患读书始”：印刷术、精神革命扩展与近代的兴起_风闻

文 |  棒槌熊

大家好，本公众号将在未来向大家推荐我的朋友棒槌熊的系列文章，共分为国家篇、社会篇、家庭篇三大部分。棒槌熊君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他的文章既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社科知识，更有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哲学反思，这些思考给了我很多启发。如需联系作者可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或在本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本篇是《国家篇》的第一篇。

上古乃至中古时期，书籍依靠抄写复制，费工费力，价格高昂，极其珍贵。欧洲中世纪时期，作为文化中心的基督教修道院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藏书也不过几百册，因此：

“修道院图书的借阅条件十分严格，范围很小。通常情况下，只借给本院修士，不对外开放。并且，规定只能在白天阅读，还要将那些最常使用的书用重杠和链条拴在架子上，防止有的修士擅自将书带离图书馆。”[1]

古代社会中，书籍是奢侈品，接受教育学习知识也由此成为社会中极少一部分人的特权。任何统治不可能时刻依靠暴力，更多时候依靠精神的操控，通过垄断知识与文化，部分群体、阶层乃至家族就能够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等级体系中始终保持优势地位。书籍的稀少昂贵影响了教育的推广普及，使得必须依靠“文法”统治国家的群体特征呈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局限在了某些地域、某些群体甚至是某些家族，即中古国家的统治群体与依靠力量不成比例地高度集中在（一般以首都为核心的）少部分地区。美国学者谭凯指出：

“在唐代，政治中心与帝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类似殖民的关系。居住于京城的官僚被派往帝国所有角落，垄断一切高层文职，并在三四年任满后返回京城。”[2]

中古的政治形态，分派各地执政一方的官僚群体，身份背景极其单一，基本来自于一个人数稀少、内部封闭的精英群体，严重缺乏对国家内部民族、地域、文化等构成要素的广泛代表性。地方官僚与治下民众之间具有极强的“异质性”，他们不说一种语言、不属于一个民族、不信仰同样的宗教、没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加之通晓文法的官僚人数稀少，派驻地方的统治力量薄弱，只能承担赋税汲取和治安管控的基本功能，就像油花漂在水面上一样，远远不能深入当地社会。谭凯所谓“类似殖民的关系”，意味着来自远方的异质性群体依托军事优势，征服当地社会，垄断政治权力，掠夺经济资源，却对所在地方没有了解、认同和投入。中心将边缘地区仅仅视为税源地或战略要冲，而非本土的一部分，而且缺乏热情和有效手段推进对边缘地区的“中国化”过程，故而边缘地区朝降夕叛、常有得失，国家版图具有高度的伸缩性和模糊性。

尽管中古时期的精神世界受到严重的技术限制，但也已初步形成了依赖文法统治的政治模式，这与上古时期的口语世界存在截然差别：

（一）易逝与恒定。通过语言面对面交流，本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语言的交流被限制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一旦时过境迁，无论事后回忆还是他人转述都难以真正完整、准确体现言辞的全貌和真谛，言辞就像风一样转瞬即逝，努力挽留也不过抓住一些模糊的印象。而文字截然不同，它经过精心考量修改凝结而成，一旦付梓就彻底落实在字词之上，凝固板结不会更改，再久远的时间、再漫长的距离也不能动摇分毫。尽管文字也可能存在歧义和不同理解，但相比于转瞬即逝的言辞，至少有了共同一致的文本作为讨论的基础。付诸笔端的精神与思想跨越了脆弱易逝的个体生命的长度，上升为层层累积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引发关注、共鸣和回响，其发展走向和影响力可能大大超出作者最初的预期。某种意义上，文字已经脱离了作者和读者的掌控范围，进入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的范畴。“钟表消灭了‘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3]

（二）有限与无垠。语言的传输载体是人，因此它的传播范围与人的活动范围高度重合，在社会流动不发达的古代，口语世界天然具有“地方性”，其内容及表达形式与人际关系网络、方言流行区域、宗教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突破不了时间、距离与社会因素所施加的种种限制，强行突破限制往往成本高昂，同时面临加速提升的信息损耗，因此语言的传播和影响范围十分有限。文字则击穿了一切限制和屏障，将更为宏远的时间与空间巧妙地捏合在一起。君王的政令不再遭受中间阶层和组织的歪曲和阻挠，原汁原味张布于穷乡僻壤的村民面前，使帝国名义上的治土与臣民第一次和帝国发生真切的联系。文字使生活的场域不再是局限的、扁平的、短暂的，而是沟通古往今来、天南海北，犹如丝线织就了一张弥天盖地的大网，将一切与一切联系起来，点亮幽暗的历史，记载远方的风貌，总结神奇的技术，传承深邃的思想。借助文字的世代累积传递，第一次产生了历史的意识，产生了作为同一族群或国民的整体感，口语的“地方”从此上升扩展为文字的“国家”。

（三）具体与抽象。听觉和视觉分别刺激人脑的不同区域。语言更诉诸于感性的认识，受制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境，言辞的组织更散漫自由、更海阔天空，如同藤蔓，向着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向延展，思维不断跳跃，主题时刻迁移，常常停留在浅表的层面，浮光掠影，却难得静影沉璧。当书写一篇文字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它不是和一个或几个人在对话，而是要面对了无数想象中的读者，此时受制于对话个体反应的“互动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主体性”，他得以摆脱言谈主题的撕扯和牵引，专注于一个确定不移的目标，字斟句酌、谨言慎思，逐步构建富含条理和逻辑的文字大厦。如果说言谈像是在空中自由飞翔，姿态优美却了无痕迹，而写作则是在泥地中艰难跋涉，一步接着一步，深深在地面上走出一条路来。在运用文字的过程中，人类锻炼了抽象思维和分析能力，概念产生累积、思想碰撞融合，一个纯粹精神的世界被构建出来，它并非单纯是物质世界的映射，更是超脱物质之外、拥有自身基础和运行逻辑的新的王国。

书籍的短缺、知识分子的稀少，使中古时期文字的世界呈现出“点”和“线”的面貌，还有大片大片的地域停留在“地方性”的口语世界之中，还没有被文字的世界侵袭穿透，帝国仍未连缀成篇，国家的同一性晦暗不明，前景飘摇。唐宋以降的印刷术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如果说语言只能形成小范围、碎片化的“方国”，文字则造就煊赫一时的“王国”，那印刷技术的进步则为文字的世界提供了澎湃不竭的动力，使之爆炸性地扩充了千百万倍，开始在欧亚大陆造就一个又一个的“帝国”。

发源于初唐的雕版印刷术，在北宋庆历年间被进一步改进为活字印刷[4]，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书籍等印刷品的价格大幅降低。

就晚唐时期相近之抄本与印本书籍价值的比较，和宋明两代关于该二者之概括的文献，可知印刷术的发明，令书籍的价值一般地减低十分之九左右。这自然使书籍的传布相对地普及化，使比较清寒的知识分子也能享用，间接地影响到社会阶级的消融，其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5]

价格便宜、方便可得的印刷品与教育的扩展、科举制的改革互为表里，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知识分子阶层。

“尤其在宋代，考生人数大增，在政府中具有进士身份的官员为唐代的两倍，宋季进士的数目为宋初的四倍，两宋的进士凡四万余人。在十二世纪，举人的数目即有二十万人，在十三世纪更增达40万人。加上各高等学府、地方学校和私人书院中在学的学生，宋代知识分子的人数是十分可观的。”[6]

十二世纪的印刷工匠毕昇和理学大师朱熹，十五世纪的金匠约翰内斯·古腾堡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呈现出如此奇妙的对称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印刷技术革命相互推动，打破了以往少数人的知识垄断，将越来越多的平民纳入知识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之中，知识分子阶层人数剧增，知识积累与思想创造呈几何级数爆发，一个遍布全国、互通声气的精神场域逐步形成，士林评议第一次造就了近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印刷术推动了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代表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当被知识、思想、智慧点亮头脑、开阔眼界的知识分子，开始环顾周遭混沌黑暗、仍被非理性所支配的旧秩序时，一场着眼于政治社会改革的思想浪潮必将如影随形、接踵而至。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西欧部分地区的新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的传播与该地区读写水平的提高紧密相连”[7]。无论是中国的理学，还是欧洲的加尔文宗、路德宗，实际上都蕴示着其所在社会到达了同样的发展境地：精神世界的扩展和突破已经大到对旧有的统治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和改革需求，但还没大到足以彻底推翻旧有思想，从头建立全新的秩序，因此必然呈现出改革而非革命的形态。

但中欧双方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了。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迅速蔓延至全欧，而中国毕昇的发明仅仅在《梦溪笔谈》中昙花一现，之后活字印刷并未取得领先优势，雕版印刷仍旧大行其道，所以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中欧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书籍产品的不同需求。据估算，1522-1644年间，西欧平均每年的书籍产量估计为3750种，大约为同时期的中国的最高的估计的40倍。而到了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书籍产出甚至比像荷兰这样的小国家的产出还要低。[8]欧洲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出现了“大分流”，独自迈上了精神世界扩展、经济技术革命的现代化道路。

但在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基督教世界被活字印刷术的技术革命浪潮冲击得四分五裂，表音字母决定了欧洲各种地域性语言或方言在书写形式上开始分道扬镳，语言塑造民族，民族成立国家，精神世界的觉醒使语言-民族意识开始占据政治生活的主流，以往跨地域、跨宗教、跨民族的封建王朝纷纷寻找、编造和强化自身的民族属性，甚至为日益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推波助澜[9]。印刷术分裂了欧洲，但却整合了中国。得益于秦始皇的“书同文”和表意文字，中国始终保持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精神世界，同时借助科举制的政治参与整合功能，遍布中国各地的知识分子阶层对一个虚拟的华夏共同体开始产生强烈的政治文化认同，无形中将各个地域紧紧拉进帝国内部，同时也将帝国的统一意识形态播撒深植到各地。通过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共和国的如此往复运动，本就具有了近代性的晚期帝国才能够比较顺畅成功地转型为民族国家。谁能料想，今日成功的密码竟要追溯到千年之前一块块印版之上。

[1]【美】格莱夫斯：《中世纪教育史》，第93页。转引自何宇虹：《中世纪早期修道院图书馆状况考察》，[学位论文]硕士2015。

[2]【美】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95页。

[3]【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版，第31页。

[4]沈括：《梦溪笔谈》。

[5]翁同文：印刷术使书籍成本降低十分之九[C]//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八辑.台北：国立编译馆印行，1976.

[6]【美】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文献》1991年第1期，第154页。

[7]【荷】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年-1800年》，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P107。

[8]【荷兰】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23-224页。

[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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