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篇（二）“南人不可为相”：水稻理论、宗法社会与中原文明的北退南进_风闻

文 |  棒槌熊

本文是棒槌熊君“国家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关于作者和文章的介绍见前文:

　　国家篇（一）“人生忧患读书始”：印刷术、精神革命扩展与近代的兴起

　　宋代笔记《道山清话》写到：

　　（宋）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

　　宋代吕中《大事记讲义》中也谈到：

　　（宋真宗）天禧元年八月，以王钦若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用王钦若，旦言：“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上遂止。钦若曰：“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其后另有批注载：“康节（邵雍）在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曰：‘朝廷将用南人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当国自钦若始，不待安石而后见也。国初三阳方长则南不足以胜北，熙宁一阴潜荫则北不足以胜南，南北风气推移，人才消长之候也。”[1]

　　有宋一代，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大关节，此间中原文明逐渐北守南攻，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北退南进”。自公元316年五胡乱华起始，至辽金、蒙元、满清一脉而下，千年之间虽有反复（隋唐、北宋、明），但总体趋势仍是中国北方不断承受少数民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南下冲击，推击中原王朝的重心向南偏移，北方由本来华夏文明的中心腹地一变而为胡汉之间的拉锯带和缓冲区，战乱频仍、生态退化、经济衰落、文化残破，呈现出递次“胡化”的趋势。华夏文明的重心南移，反过来又去冲击、改造、消灭原有的南方苗、蛮、越等土著民族和文化传统，使南方最终得以“汉化”。胡、汉、蛮，三大民族集团从北至南依次冲击推压，北方的“胡化”与南方的“汉化”同时并行，东亚大陆由此上演民族-文化的巨大历史变迁。

　　“南人不可为相”一语出自宋代时人笔记，真假姑且不论，但至少反映了北宋时期南方势力的兴起已经足以染指文官集团的最高领袖，这在唐及唐以前的统一王朝中是凤毛麟角和难以想象的。美国学者姜士彬指出：

　　中古时期的重要官僚出自大族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东晋时期最高级官员出自大族的比例几乎占75%，西晋、南朝和隋代最高级官员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4%。……北魏、西魏和北周汉人高官出自大族的比例则超过75%，东魏北齐的比例则在60%左右。在唐代前期，最高官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后期则为62.3%。……如果将这些（唐代）大族的郡望标识在地图上，那么，就会清晰地显示，河北、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剩余的名族门第分布于山西、渭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三角洲。毫无疑问，这种地理分布透露出中国宋代以前地域重要性的基本分野。[2]

　　附图1：唐代郡望地理分布图             

　　附图2：唐代进士分布密度图[3]

　　上述两图相互发明，充分说明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度集中于长安、洛阳及两者之间的所谓“两京地区”。这就造成了我前文曾引用的政治现象：

　　在唐代，政治中心与帝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类似殖民的关系。居住于京城的官僚被派往帝国所有角落，垄断一切高层文职，并在三四年任满后返回京城。[4]

　　经过五代十国，特别是辽国的兴起和北宋攻取幽云十六州企图的失败，使中原汉人王朝的原有的北方版图大幅缩减，王朝重心不得不向南偏移。实际上自安史之乱后，中原士人就开始了“永嘉南渡”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南迁。人口的增加、农业技术的扩展进步使南方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肥沃、肥水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已经得到充分开发，人们不得不“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将旱田改造为水田，或者大量开发山地梯田，这种新开发的水田往往缺水，容易出现“稍旱即水田不登”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根据气象学研究，北宋初年温暖湿润，但到了宋真宗年间，气候虽然依旧温暖，但却急剧转旱。参见下图：

　　附图3：中国2000年来的旱涝气候演化阶段[5]

　　为了寻找更为耐旱的稻种，大中祥符五年五月（1012年），宋真宗“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分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占城稻引进之后，在湖南、江西等南方地区迅速得到推广，南宋初年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纲上奏：“本司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占城稻具有耐旱、成熟早、耐贫瘠等特点，清代王夫之认为“其种之也，田不必腴而获不赀，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田”，推动南方实现了双季稻、三熟制，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湖南、江西、四川等地成为全国的粮仓，以致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史称“占城稻革命”。农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人口，“到13世纪末，居住在（中国）南方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5%到90%。”[6]

　　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文化的兴盛推动宋代儒学的再度复兴，并开辟了江西、福建、浙江、四川等新的儒学文化中心。从教育机构的分布即可看出，宋代南方的教育机构数量相对北方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并最终体现在科举之上。

　　附图4：宋代书院的数量及地域分布[7]

　　附图5：宋代进士密度分布图

　　北宋时期仍有一定市场的“南人不可为相”的歧视性言论，在南宋时期就完全颠倒过来。

　　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南宋宰相62人，南方就占56人，北方仅6人。南方诞生宰相的地区是：浙江(22人)、福建(9人)、江西(9人)、安徽(5人)、四川(5人)、湖南、湖北、广东(均为1人)；北方诞生宰相的地区是：河南(4人)、山东(1人)、山西(1人)。[8]

　　明初北方的衰落就更加明显。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会试，取录宋琮等51名，因所录51人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为历科所不见，导致北方士子群情激奋，更有人上告主考徇私舞弊。明太祖大怒，六月亲自策问，改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南北榜案导致明代科举分为南、北、中三榜，尽管国家政策不断倾斜照顾，但并不能改变南强北弱的历史趋势。顾炎武认为：北方遭遇金、元时期的战乱，在文学修养上就远不及南方了，北方人“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9]南北方实力的颠倒，造成南宋以后不仅延续历史一贯的“南征”（满清1644、中共1949），还出现了以往历史难得一见的“北伐”（明初扫元1368年、太平天国1853年、国民革命军1928），说明兴起于南方的政治势力终于具备了能够和北方相抗衡的资源和本钱。

　　中原文明的重心在少数民族冲击下不断向南偏移，从最初的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经济中心、税赋重地以及官吏出身由中原、关中转变为江浙、湖广、闽粤，川渝，这就使中华晚期帝国难以避免地沾染上浓厚的“南方色彩”。2014年，《Science》刊登了一篇文章：“Large-ScalePsychological Difference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e WheatAgriculture”，运用中国历史上农业作物种植区域的差异测量、分析当代中国不同地区人群的性格特质。作者提出：以往分析探讨中西文化差异，更多考虑农耕-游牧之间不同生产方式造成的影响，但问题是欧洲除少部分游牧地区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种植小麦的农业地区，中西之间不同的人群性格特质，不是农耕-游牧不同生产方式之间造成的差异，而是农耕文明中水稻-小麦等不同种植作物造成的差异。

　　附图6：中国的农作物种植分布图

　　作者提出一套所谓的“RiceTheory（水稻理论）”，认为中国南方种植水稻必然要求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以及短时间内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劳力需求是小麦种植的两倍），这就要求超越核心家庭层面之上的社会合作，开展水利建设维护，进行劳动力的互惠合作等等。长此以往，水稻种植区域的社会就形成了紧密团结、重视整体、互惠合作的人格特性，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更加类似；北方的小麦种植区对社区团结与合作的要求就相对较低，因此相对水稻产区而言，小麦产区人群的心理性格更加独立和倾向于个人主义，与欧洲更加类似。作者针对六个省区1162名的个体开展心理测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初步验证了人格特质与所在地区农业种植方式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往的现代化理论、流行病理论所不能解释的。[10]

　　假定“水稻理论”成立，那么中华晚期帝国以往种种“一般形式”，实际上很有可能只是“南方特征”。香港学者科大卫针对广东地区的地域性研究发现，宗族社会并非历史遗留或自然演进，而是南宋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理学革命的人造产物[11]：

　　这样一个由士绅领导的社会，是先创造于意识形态之中，而后变成现实的。从十六世纪开始被催生出来的新社会，开始像是个由士绅主导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被研究19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视为毋庸置疑的“传统中国社会”。

　　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充满张力。历史上有无数意识形态被创造出来，但能够被历史拣选存留的却是幸运的极少数。从来不是意识形态在创造现实，而是现实在拣选某种意识形态以满足其自身。宋代理学革命，张载、两程、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大家师法佛老，为先秦仅为伦理学散乱教条的儒家增添构建了庞杂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但与其局限于纸面上的思想史，不如附身潜入纷繁杂乱的社会史，毕竟一种理论要想作用于实践，必须依托既有的历史传统，考量现实的社会基础，顺应未来的发展需求。南方“水稻产区”本就紧密的社会团结与理学关于宗法社会的理论设计具有现实与理论之间天然的亲和性，在南方士人-官僚集团持之以恒的撮合、嫁接、改造之下，二者一拍即合、相互扶持，共同演化成为晚期帝国士绅领导下的宗族社会的典型类型。

　　要之，中原王朝的“北退南进”使中华晚期帝国的重心迁移到南方地区，使帝国无可避免地饱受南方地域特质的巨大影响。“水稻理论”诠释了南方地区更为紧密的社会合作的成因，这样的社会基础促进理学革命能够最终被历史拣选并大行其道。理学影响科举，科举选拔官僚-士绅，官僚统治国家、士绅建设宗族，种种社会建制逐步完备，形成了中华晚期帝国人所共知的所谓“传统特征”，殊不知这种“传统特征”的形成时间远比想象中要晚得多，也更体现南方的地域色彩，已经与中古时期的北方帝国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1] 黄健：《“南人不可为相”小议》，《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8月第36卷第4期，第43页。

　　[2] 【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秦伊译，中西书局2016年第1版，第3页、第85页，附图见第86页。

　　[3]Disenchantment:《中国考取进士最多的地区竟然是！》，地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25094337，以下进士密度分布图均引自此文。

　　[4] 【美】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95页。

　　[5] 张丕远、葛全胜、张时煌等：《2000年来我国旱涝气候演化的阶段性和突变》，《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期。

　　[6] 【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徳著，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版。

　　[7]吴霓：《从古代私学的发展看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现象》，《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7月第3卷第3期，第31页。

　　[8]同上文，第57页。

　　[9]同上文，第30页。

　　[10]T.Talhelm,X.Zhang, S.Oishi, C.Shimin, D.Duan, X.Lan, S.Kitayama:“Large-ScalePsychological Difference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e Wheat Agriculture”,SCIENCE,VOL344,9MAY2014.

　　[11]【香港】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76、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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