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_风闻

这几天，把《东史郎日记》看完了，这本书在中国很有名，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来，东史郎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典故，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还会说简单的中国话，书中甚至把华北战场二十九军发的传单内容都记录下来了，东史郎具备比一般的日本士兵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这是少有的从日方加害者的角度记录的中国抗战情况的书籍。

东史郎是1912年出生在日本京都府，1937年8月入伍，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兵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上等兵，曾在华北和华东等地区参与侵略作战，其中尤其参与了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这个十六师团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之一，杀害中国人的“百人斩”比赛的两个日本日军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就来自第十六师团，这两个战犯1948年被中国审判后枪毙了，枪毙的地点就在南京雨花台。

在东史郎的书中，这个第十六师团在南京之后，又在中国战场参加了多次战役，不断遭受伤亡，像在徐州会战中东史郎所在的分队（相当于中国的班）就遭到严重伤亡，包括他在内就只剩下7个人。

16师团后面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在菲律宾的莱特岛战役中被美军彻底歼灭，此战一万多人的师团最后仅有几百人幸存，也算是恶有恶报。

东史郎1939年8月因病离开第16师团回国。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被编入另外的部队，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后回日本。下图来自百度百科，《东史郎日记》的封面。

对东史郎的书，我其实并不太想看里面日本兵屠杀和强奸的描写，因为我看着心理上实在是太难受了，里面中国人在被屠杀前的各种求生表现，以及中国女孩被日本兵像对待猎物一样的羞辱和强奸的描述，都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对于遭遇的中国抵抗的描写，东史郎记载中有三段，我挺有印象，

1：在华东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东史郎所在的部队一路烧杀抢掠，但是也受到了顽强的抵抗。实际上这种顽强抵抗的迹象在东史郎的部队进入华东地区以后就感受到了，在东史郎的日记里面这样写道：

“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七点半向常熟进军。常熟为县府所在地，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宽敞的石板路，鳞次栉比的商店和旅馆，进入中支那以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墙上到处都写着抗日宣传文字，这在北支那很少看到。由此可见，这里抗日训练何等坚决，老百姓抗日热情何等高涨。大家议论说：中支那的抗日思想非常坚决，对他们不能手软，想杀就杀，想抢就抢！”

这个11月24日是指1937年11月24日，光是从抗日标语就能够让敌人体会到，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华东地区的统治力量和组织明显更好，而在国民政府组织比较涣散的华北地区，对日本的抵抗则相对弱很多，可见有组织的重要性。

南京是1937年12月13日沦陷的，而东史郎所在的第16师团，在向南京的途中，遭受了较大的伤亡。

1937年12月4日，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

其所在的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日军的中队人数相当于一个加强连），三个小队长（相当于中国的加强排）都已经全部阵亡了。

而中队队部的干部中，准尉战死，两个少尉一个战死，另一名少尉负重伤，曹长负伤，剩下惟一的干部就是中队长了。

东史郎所在的第三小队小队，内山小队长阵亡后，临时代理小队长荒木的手也被子弹击穿，不得不又换上西本分队长（分队相当于中国的班）临时指挥小队。

东史郎的这本日记出版后，因为描述了其所在分队的分队长（相当于中国的班长）桥本龙治（书中叫西本）在南京把无辜的中国人装进邮袋焚烧，然后系上手榴弹扔进水塘炸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遭到了桥本龙治和日本右翼势力的诉讼，说他是编造的，试图因此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法院居然最终判决桥本龙治胜诉，并且判决要求东史郎赔偿。

在在《东史郎日记》里面，这个叫做桥本的分队长，在攻入南京前的几个星期，曾经被中国士兵一枪击中了腹部受伤，这个杀人犯最后逃脱了惩罚有点让人遗憾，我只能希望他的腹部的枪伤能够在战后一直折磨他。

1937年12月8日，在向南京进攻的路上，东史郎日记中记录，其隔壁的第二中队（相当于中国的加强连）在一次冲锋中就伤亡了二十多人，只占领了一个火力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大屠杀的发生，跟日军恼羞成怒，认为自己受到了“支那人”的顽强抵抗，试图通过屠杀消灭中国的抵抗意志有很大关系。

2：全书中中国军队让我感觉最痛快的一次胜利，是发生在1938年3月6日的华北战场。

此时东史郎的部队已经从南京被调往华北驻防。

东史郎在书中并没有写明对方究竟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的残军，总之中国军队先把连接汲县与道口镇的铁路破坏（我查了下，汲县在河南省卫辉市，道口镇在河南省安阳市），他们还通告村民可以把枕木当柴烧，一直为燃料发愁的村民们就争先恐后卸下了枕木，导致这一路段陷于瘫痪，铁轨则被散乱地扔在一边。

40多个日本工兵，同时强制征用了附近的大约50个村民修复铁路，由于较长时间未曾遇到有力抵抗，几十个日本工兵竟然把枪放在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自己拿着十字镐作业。

中国士兵身着便衣，伪装成村民逐渐靠近，而日本士兵竟然以为这些人都是自己征用的苦力，因而没有注意，结果被突然袭击，手里又没有枪，最终37名日本兵被杀死，只有六个工兵和一个少尉小队长逃脱。

在东史郎的日记中写道：

“被残酷杀害的三十七名士兵的尸体，让人惨不忍睹，敌兵的暴行令人发指。士兵们有的被剜去眼睛，有的被削下鼻子，有的生殖器被割下，有的脑浆迸裂，还有的缺胳膊少腿。他们全被扒光衣服，赤裸裸地躺在那儿。救援队的队员们眼噙着哀悼的泪水，心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就这样，三十七具全裸的尸体被并排摆上无盖列车，身上盖上了茅草运了回来。”

东史郎还在书中愤怒的指责少尉小队长居然抛下部下独自逃命。

3：在徐州会战中，1938年4月29日东史郎记录了其所在的第16师团遭遇伤亡的情形，

在战斗中其同一个分队的战友西谷文正被手榴弹炸伤后，挣扎几小时后阵亡，这给东史郎带来很大的影响，用来不少篇幅叙述。而东史郎所在的分队（相当于中国的班）加上他自己只剩下了7个人。

东史郎同时记录了同属一个大队的第五中队（相当于中国的加强连）遭受严重伤亡的情形（东史郎在第三中队），

这一段是中国军队设计的非常精彩的小型伏击战，不知道对面的中国指挥官是谁，

这支中国部队在守卫一个村庄，指挥官巧妙的遇见到日军会利用一块墓地作为掩护，提前在墓地埋下了手榴弹，只待日军一进入就拉线起爆，同时在阵地前面挖了一条不宽但是却放满了水的小河，导致日军冲锋到距离己方阵地仅有20米的情况下，既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又被这条小河挡住无法前进，这给冲锋的日军带来很大的伤亡，日军第五中队在一个下午的突击中就阵亡了几十人，中队长也被击毙了，只能缩编为一个小队。

“某日下午，石桥中尉指挥的五中队奉命占领某村，他们进行了果敢的突击。石桥中队长带领一小队在平坦的麦田里前进，大树掩映的村庄里，敌人正屏息凝神地严阵以待。石桥中队忽而在麦田里爬行，忽而快跑一段，接近了敌人。村庄前面有三四块墓地。墓地坐落在麦田里，样子就像个馒头堆，正是绝好的掩蔽物。

石桥中队一米、两米地勇敢前进，就要靠近墓地了，这时，一直悄无声息的敌人突然发动所有火力，敌弹宛如暴风雨般飞到石桥中队的身上，就像求血心切的魔鬼一般，敌弹接连不断地吮吸着鲜血。突击队员们在麦田里拼命奔跑，总算到了墓地。可他们刚到墓地，手榴弹就在脚下爆炸了，几个人一下子就在痛苦中死去。每块墓地都是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死尸。原来敌人预计到我军进攻时肯定会利用墓地，便在那里放了成捆的手榴弹，上面系上长线，一直牵到自己的阵地，等突击兵一到，便拉线爆炸。石桥中队完全落进了敌人设置的圈套。

如今失去了掩身之处的突击队试图一举冲进二十米前方的敌阵，遗憾的是，敌阵前面挖了一道虽不宽却贮满了水的小河，挡住了他们勇敢的冲锋。在他们咬牙切齿、东奔西跑的过程中，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一个个在小河前含恨而死，几乎全被送进了地狱。石桥中队长也悲惨地死去，就这样，第一次突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由三小队突击，友军的炮兵进行了掩护射击，但第二次突击也在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中失败了。现在已经知道白天突击是不可能的了，便决定夜间奇袭。

到了晚上，活下来的突击兵们趁着夜色把战友的尸体扛了回来。二小队趁着夜色收容了包括中队长在内的几十名阵亡者的尸体，但还有五六人的尸体不知是被炮弹炸飞了，还是被敌人抢去了，没能找到。

这样，五中队人数急剧减少，缩编后仅成了一个小队。仅一次突击便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而且是以失败告终。迄今为止我们记忆中还从未有过如此凄惨的境遇。”

然而，东史郎的书中，尽管国民政府组织的抵抗给日军带来很大伤亡，但是给人的感觉更是依靠中国人多兵多，依靠大量投入兵力堆积和消耗的结果，那种过程精彩组织有力的抵抗，除了上面提到的突袭日本工兵，以及徐州会战中的某村庄防御战，总体还是比较少。

而反过来，那种能让人产生对国民政府组织不力的愤怒的描写，倒是能找到不少，

在1937年9月22日的日记中，此时东史郎的部队还在华北地区作战，东史郎就描述了中国军队掘开河堤试图阻止日军前进，而这并没有给日军带来什么伤亡，只是阻滞了其行动。

东史郎在书中感叹的并不是日军因此出现死亡，反过来倒是觉得中国农民太可怜了，因为农田被浑浊的河水充满了，这种状态会两三年颗粒无收，难以想象他们后面怎么生存。

可见在一年后的1938年，国民政府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并不是突发奇想，国民政府在之前就经常这么做，消灭不了多少日本兵，倒是给华北的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书中写道：

“在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地方开始宿营了。第二天凌晨四点，我所在的分队负责侦察，出发去搜查一个村庄。我们这些侦察人员到达村庄时，天已大亮了。村民们拿着日本国旗，集合有二三十人。“支那兵，有？没有？”用生硬的支那话问了他们，但一点也没弄清楚。我向一个农民要了一支香烟。秋风瑟瑟地吹过，吹得河堤上的柳树很可怜。看上去又有什么地方的河堤被破坏了，两边充满了混浊的河水。照我们的看法，处于这种状态的农田，今后恐怕两三年都会颗粒无收。善良的农民大可怜了。于是，凶神恶煞的敌人为善良的农民所憎恨。柳树荫下浮着两只木船，上面坐着难民，他们在向我们说着什么。前进了一阵儿，看见难民两男两女带着孩子坐在草丛中，正煮着黏黏糊糊的稀粥似的东西。”

对于这种“水攻”对日军的影响，东史郎的描述中提到最大的影响就是影响了日军前进，而他甚至觉得这种景象很像是在威尼斯。

“四周到处是混浊的河水，河堤在水中笔直地延伸。大地的所有财富都浸泡在水底了。左边一千米处可以看见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中影影绰绰地显露出房屋，四周是一片大水，这个村子看上去就像一座岛屿。虽然不了解威尼斯是怎样的情形，恐怕也不过这个样子吧。看到高大的白桦树耸立在水边，就像是看照片上南洋海岛上高高耸立的椰子树一样。水覆盖着破败的景象，创造出了美。”“我们在河堤上前进。约莫走了两里路，又有一处被断开三十米宽的口子。滔滔的河水更加速了泥土建成的河堤的崩溃。断口处不停地崩塌，口子在不断扩大，这将延缓部队前进的速度，同时也增加了前进的困难。敌人切断河堤，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值得感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无法前进，可以原地休息静养。今晚又可以窝在昨晚的草地里了。”

在日军向南京进攻的路上，东史郎描述了中国修筑的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显然没有被充分的利用，国军士兵弃下碉堡逃跑了，否则将能给日军带来更大的伤亡。

这些消耗了国力建成的坚固国防工程，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十二月九日。早晨七点，我们攻占了敌人的阵地。敌人已逃进山里，留下了坚固的钢筋水泥碉堡，上面用土和草进行了伪装，前面有高七寸、宽两尺的射击孔。碉堡的后侧安着一扇厚铁门，里外都上了锁，加了装置，为了与其他的碉堡联系，挖有交通沟。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封闭射击孔和铁门，只要碉堡安全，人呆在里面就安然无恙。我们急行军追击敌人，穿过平原、越过山峦，发现三十五联队正在前方大道上大摇大摆地前进。中队长喊道：“加快步伐！不能让三十五联队抢先占领南京！”这一喊激起了我们争先恐后的情绪，一心要第一个冲进南京城。”

尤其是南京战役中，国军在一夜之间突然逃跑，在拥有大量兵员的情况下，防御突然彻底崩溃，有的阵地上甚至留下几千发还没有开封的弹药，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东史郎描述听到消息南京陷落了，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十点左右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正意味着敌人逃跑了。如果那时中队长有勇气乘胜追击的话，我们将会立头功，获得更大的荣誉啊！真遗憾！”

“看来敌人是狼狈而逃，数千发没开封的弹药丢弃下来，建筑用的十字铁镐也乱扔在地上。正对着中山门的铁丝网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给人很坚固的假象。”

在东史郎的书中，攻陷南京之后的1937年12月18日更是写道，

“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日军的两个中队，其实就是两个加强连，三四百人的规模，正常的作战下，7000名士兵是完全可以全歼日军2个中队的，但是国军的长官扔下士兵逃跑了，剩下的士兵全部投降了，可见国民政府的组织能力的低下。

实际上从书中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国民政府的组织能力够强，是可以让国军各个基层部队发挥很大的力量的，不管是各个基层部队的主观能动性（突袭日本工兵，徐州会战中的村庄保卫战都很精彩），还是战前费了很大努力建成的坚固国防工事，还是大量的兵员，都可以大大的发挥出力量。

另外，即使是从日本兵通过抗战标语数量的观察，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明显是集中在华东地区，因而在华北平原的抵抗力量明显较弱，后面共产党挺进敌后，进入华北平原组织抗战之后，华北也才成了抵抗日军的重要区域。

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组织尚且如此薄弱，在距离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域更远的东北，国民政府抵抗力量就更没有多少存在感了。

当然，这里说起来，刷抗战标语其实是抗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敌后的华北平原，为什么八路军要坚持刷抗战标语，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还有人在坚持抵抗，尤其是在长时间的持续的扫荡和清乡后，抗战标语依然出现，证明抗战力量并未被消灭，

这可以有效的打击敌人的“胜利宣传”，对于坚定抗战信心，征收抗战兵员，瓦解伪军和日军的统治意志都是有效果的。

先不说国民党在战争体现出来的对中国老百姓冷酷无情，壮丁大量死亡，不顾百姓死活随意决堤，南京逃跑，长沙大火….

就说这种组织能力二三流的政党，被历史淘汰是一种必然。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国民政府成立已经10年，却依然未能全国的真正的统一，其核心的有效统治区域局限于长江流域，从大型的会战的地域分布就能看出来，

那些国民政府规模巨大的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都高度集中在长江流域。而在和日军的作战中，更多的是依靠中国地广人多的“先天优势”，不仅是装备和技术能力比日本有很大差距，在组织能力上也差一大截。

在国军部队中，其实也有少数训练有素的例子，

在东史郎1938年4月29日参加徐州会战的日记中，罕见的数次称赞中国的炮兵打的准，

“位于山脚的大队总部和四中队被炮弹拨弄来拨弄去，忽左忽右地躲闪着。敌人的炮弹准确地落到他们头上，准确得简直让我们佩服。尽管是敌方，可也得佩服他们射击得准确。”

东史郎的部队在一个村庄给战死的日本兵搞火葬，火葬完之后本来想就在村庄原地休息再走，结果一个日本军官坚持必须马上离开，结果刚走开几百米村庄就被中国炮兵炮击，这些日本士兵险些被全部击中。

“树林里有村庄，翻下山，左边村里有烟雾升腾，想来可能是在进行火葬，我们便向那个村奔去。三分队果然就在这个村里，在给西谷火葬。要火葬的尸体还有三四具。战友们拆掉村里的房子，运来木材，设了三四处火葬场。

任务结束了。一到了出发回中队的当儿，大家不约而同他说，再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体力恢复后再走吧。现在马上回到中队的话，紧跟着就是战斗，剧烈的劳苦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也赞成这个建议。但轻机枪分队队长荒山伍长是个死板的人，硬坚持说：“不，现在立即出发吧！”我们极不情愿地背上背包走了起来，有的人还在发荒山牢骚。当我们离开村子三四百米远时，后面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敌人的炮弹，敌人的炮弹接连不断地集中飞落下来。我们从心底庆幸：哎呀呀，捡了条命！要不是荒山那么说，我们这会儿还正在那个村里午睡呢，那现在就不是什么火葬，而是弹葬，早已粉身碎骨了。每个人的心中都涌溢出对荒山的感激之情。敌人是瞄准火葬的烟进行集中炮击的。集中炮击持续了几分钟。我们在麦田里匆忙赶路，一个劲地说：“我们真走运啊！” ”

东史郎还描述了另外一颗炮弹准确击中了日军喝水的水井，。

“我分队的人靠着土墙一边抽烟一边晒太阳。旁边约一丈高的地上有口井，田中去打水。六七个打水的人刚围着井喝完水，“咣——”一枚炮弹爆炸了。不知是敌兵发现了他们之后射的，还是碰巧打过来的，打得实在是太准了。尽管是敌人，我们仍不禁为他们的本事赞叹不已。幸好那六七个人喝完水就相继跑开了，一个也没死。”

东史郎认为中国炮兵提前标定了地图，所以打的非常准确，而日军的炮弹则准确度还不如中方。

“在距我一千五百米地方的炮弹，比黑夜里乱发一气还要糟糕。与此相反，敌人的着弹点则准确得让人佩服。这是因为敌兵早就熟悉了地形，已将准确的测定情况标在他们的地图上——尽管可以这么解释，但打得实在是准确无比，虽然他们是敌人，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们高超的技术。”

东史郎写道，在双方炮兵对射过程中，日方有30匹马被炸死，导致重装备无法行动，同时不少日本炮兵被中方的炮弹炸死，日方不得不将死伤人员运载到后方去。

东史郎描述到“成了一介物品的尸体被堆在车上运走，本该运输歼敌弹药和延续我们生命的粮草的辎重车，如今却成了灵车，发出滑稽的碾轧声在麦田上奔驰而去。”

这些描述说明，只要训练水平得当，即使中国的装备处于劣势，但是一样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战效果，徐州会战中的这只中国炮兵部队，跟前面的村庄保卫战打残了日本第五中队的中国步兵部队应该是隶属于同一只部队，他们对作战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事先对炮兵的射击进行了标定保证准确度，步兵在保卫村庄的过程中也提前在火葬场设下了埋伏，并且还挖了条小河并且充满水。用我军的话说，这是充分体现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然而在国军部队中，这种得到了足够训练的炮兵和步兵只是少数，在东史郎的书中这样的称赞也只是少数，大部分国军部队缺乏训练，难以和日军持久的作战，很多甚至一触即溃，缺乏作战意志，即使是人数上占据优势。

对于敌军逃跑的描述在东史郎的书中也经常出现，而在敌军逃跑时，日军则可以获得很好的攻击机会，而国军士兵则争相逃命，这往往造成国军士兵重大伤亡，让人叹息。

同样是在徐州会战中，国军最终还是败退，1938年5月10日时东史郎写道，

“我们猛追吃不住劲而逃散的敌人，终于拿下了前方两千米处的村庄。村庄的后面有不太高的岩石山。当我们闯入村庄的时候，敌兵正乱了阵脚向岩石山逃跑。打逃跑的敌人比去繁华街市的射击场更有趣。我们从石墙、房屋的背后迅速地一阵猛射，然后又紧追敌人登上了岩石山。在越过山顶的另一面的斜坡上展开了白刃战，中队长刺死了一两个敌兵，敌兵却没有一个人起而迎击，他们只是一味地逃跑。脚下横七竖八地倒着刚死的和负了伤不能动弹的敌兵。敌兵逃下岩石山，在小麦地里消失了踪影。”

同样的，东史郎的部队攻入徐州的火车站，因为国军组织不力，有的满载伤员的火车车厢还没有来得及撤离，造成被日军全部屠杀，在1938年5月10日这天的日记里，东史郎还写道：

“我们向前推进，直到停车场也没遇到任何抵抗。火车此刻像要开动似的冒着白烟，敌人本来想乘火车逃跑的，一定是由于我们快速地闯入而没能成功。看到正在燃烧的机车锅炉，想到敌人是多么地惊慌失措，我们很愉快。然而，随着我们踏入一节货车车厢，这种快乐便因凄惨的悲痛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仿佛看到敌人的脸上浮现出冷笑，指着留给我们的这节车厢，冷冰冰他说：“请看这个，诸位日本兵。”瞥了一眼这节货车，我们的愉快和激动完全消失了，悲愤和怒火涌上了心头。

在货车的那节车厢里，装满了日本战俘的照片、背包、步枪、掷弹筒、杂品袋及其他的被服、武器等等东西。从俘虏的照片，可以窥探到敌人粗暴的行为；从照片上士兵的脸上，可以看出耻辱和愤怒。从装在这节货车里的日本兵的装备，可以推断出有相当数量的战友成了俘虏。我们对敌人的这个不怀好意的礼物很愤慨，踏进了下一节车厢。那节车厢里充满哀怨、呻吟和恐惧，那里满是敌人的伤兵。“杀死他们！”不知谁这样叫道。就像狼咬死小羊羔那样理所当然，我们根本不顾他们的哀怨、憎恨和诅咒，无情地刺死了他们。现在是形势紧迫的战争时期，我们该做的不是抚摸他们的头，而是毫不留情地、狠狠地殴打他们的头，直到他们粉身碎骨。我们只要把憎恶和复仇还给敌人就行了。伤员的车厢有好几节，都没逃脱相同的命运。”

这是非常显然的，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历史给了国民党大把的时间，但是在拥有中国如此广阔的资源的情况下，甚至在对日作战长期的锤炼下，其组织能力在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更不要说和同时代的世界列强比较了。

1944年在日本已经铁定要战败的情况下，在接受了大量援助的情况下，豫湘桂战役居然还是一溃千里，让中国民众和盟友都大失所望。

这对想实现强国梦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大大低于期望值的，中国人对于民族复兴的期望值，可不仅仅是战胜日本，而是最终要超过欧美列强，国民党这种组织能力水平，是支撑不了民族复兴的梦想的。

在2021年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即使败退到了台湾这个小岛上，最终也干不过民进党，台湾现在已经呈现民进党一党独大的趋势，这进一步说明了国民党组织能力的低下，即使是在建党纲领上就有先天性软骨病，从不认为自己与日本人，美国人拥有人格上的对等地位，在教科书吹捧日本殖民统治，媚日崇美的民进党也照样能把国民党击败。

在此种历史情况下，在组织能力上强出了一个等级的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带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就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到了1949年，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大陆境内实现了国民政府从未能实现的前所未有的真正大统一，

在对外作战方面，1950-1952年在朝鲜战场面对美军，在组织能力上焕然一新的中国军队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面对比日军还要强大的多的敌人，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居然直接击退美军三百公里。

人类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因此管理其实是门科学，组织能力的进步其实就是管理科学的进步，强大的组织能力并不是唾手可得，相反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并且很稀缺东西。毛泽东思想则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的管理科学的集体智慧结晶。

强大的组织能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某种意义上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是失去之后很难再建立起来的东西，因为要在组织能力上焕然一新，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利益调整，同时还要极大的改变个人的认知和思想，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先不说利益冲突，你就想单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或者你接受别人的不同思想，都是很难的事情，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之前曾经分析过，从人均GDP来看，全球一两百个发展中国家，

在未来二三十年，全球能进入发达国家门槛的只有中国，匈牙利，波兰，巴拿马四个比较有希望，其中中国是最稳的。四个国家，只占全球发展中国家数量的5%。

而其他三个国家，匈牙利和波兰是欧盟成员国，本质是依靠欧盟的产业转移和统一市场，

而巴拿马是靠美国的小国，且掌握巴拿马运河这个枢纽，人口只有400多万，还没有香港人口多。

国人经常出国就知道，可以说全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绝对多数的国家毫无希望摆脱目前的低发展水平状况，他们的精英分子也好，平民老百姓也好，都无力使得自己的国家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更不要说比肩欧美日的发展水平了。

我们做产业分析也可以看出来，那些组织能力差的公司，总是完不成自己当初设定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因素，把公司的发展目标和实际情况做对比，偏差值越大的公司说明其组织和管理能力越差。

西方国家要遏制中国，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有的组织能力，可以说他们毫无希望，如果能够从内部摧毁和破坏中国的组织能力，则可以不战而胜。

在我看来，不管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普选民主制度也好，民主集中制也好，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结果是要保证这个国家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

而在建国后我们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中，从建国初的抗美援朝和两弹一星工程，到最近的2018年贸易战，2020年抗击疫情中，都证明中国的组织能力是强大的，是能够做成事情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半导体产业自主化，以及未来的经济总量赶超美国，还有统一台湾实现国家最终统一，只要中国的组织能力不涣散，拥有如此辽阔的疆域和10亿级别的人口，这些目标也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本文是这几天的一些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