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治哲学”的重构的文化与方法论依据在哪里？_风闻

在历史，政治，文化三者之间，我们的政治哲学，究竟如何建构？

一：盘点姚洋政治哲学重构之要点：

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

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43366&v=1625288442395

“改革开放以来，党放弃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总目标。由此，党走上一条回归中国传统之路。”------将前三十年归纳为“苏式社会主义教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明明从1956年就开始着意去苏联教条化，开始探索自己的路，因此还与苏联决裂，难道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哲学，可以这样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硬将中国的前三十年探索性实践，拉到已经众所周知被完全污名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教条”处，加以全盘否定？

“就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潜力而言，儒家学说无疑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说。从儒家学说出发，是最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即以儒代马？

“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态不适合作为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而不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己独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什么道理？因为是在姚洋的脑海里，“马克思主义”纯粹是人家的东西？不利于“我们民族的独立性”？

初级阶段，随着国际环境的和平机遇的出现，为了经济建设，战略性取消一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实践？这都将马克思主义曲解到哪里去了！如果按这种曲解逻辑，是的，如果抛开历史唯物辩证法，当年国共合作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新民民民主主义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姚洋这逻辑，越看越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汗啊。

儒学及中华诸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为文化互鉴，那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如果作为方法论的对立取代关系，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事实上，贪婪的世界性战略竞争压力，还没有儒家们设想的那般有效消解的农夫途径。

常说，中国的革命者，多有儒家气质，战将，“儒将”少不了，不错的，但，又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非要在文化观念上进行对立化分割，那就是一通乱算盘。现在，差不多还成学界的一种时尚。感觉实在不良。

而最后，姚洋结论：“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马克思主义实践”，简直是惊天奇说！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不同于黑格尔为代表的一切古典哲学的核心，恰恰在于立足于实践！人的自觉与环境的变化相匹配，才叫革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实践完全是一体两面的政治哲学，否则，还区别于一切古典哲学做什么？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做什么？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也得读过他的论费尔哈提纲吧。姚洋提出这样一种“以儒代马”的政治哲学观，简直匪夷所思。

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论费尔巴哈提纲的，就能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与一切西方古典哲学决裂， 为什么来到中国，特别受用，为什么，与中国的大道可以如此暗通有无。但，中国的哲学，决不以儒家为准。

中华哲学，哪里只一个儒教可以垄断的！历史上，被儒教垄断之时，常是中华精神衰败之时！儒家一垄断，思想文化的自新力就受影响。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儒家用于维稳，大致可以起到短时间内的作用，一旦生产关系恶化，人心思改，它就滑向伴脚石角色！

马克思：“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而姚洋结尾他的文章最后一句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新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回归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姚洋的妙就妙在，把马克思主义本身哲学经院化虚无化！这政治哲学的重构术，厉害了！

回到姚洋的标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幸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原则政治宗旨的重构”！但是，既然姚洋提出，扬弃马克思实践，那么，指导“实践‘，就成了姚洋政治哲学重构的真正重心。那么，随着”政治哲学“的重构，指导实践的原则与宗旨，也自然必要重构之中。厉害了厉害了。

因为，任何实践，都必然有理论预见性的实践，是将思维落实此岸性的活动，否则就不叫人的实践，只是动物的实用。尤其落实到执政党的历史实践，何谓执政的实践？何能领导人民的实践？谈何共产党的实践？尤其落实到执政党的历史实践，更体现对历史预见性的领导本质，对人民的历史活动的引领能力，否则，何谓执政的实践？领导人民的实践？谈何共产党的实践？与一切其他执政模式的实践还有何区别？若没有起码的理念与信仰支撑下对历史进步的原则性与预见性，人民还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实践？重归儒家麻醉下的一盘散沙得。

也因为，如果把指导百年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马列毛的东西，从信仰原则到有效组织方式，及其紧切各阶段历史实际条件的灵活化的实践方法论，三大法宝，三大作风全盘虚无化，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剩什么？

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对应这几十年公知着力进行的解构体系：“宪政”“告别革命”论，蔑视工农的去人民化的离间术，政党注册制的虚无政党建设。

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应公知系的以实践检验为由，隔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精英主义蔑视群众，以资本自负否定一切，以全面私有化纠缠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新自由主义“不同声音”，推动党的政治改变。

姚洋居然提出，保留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马克思主义实践，这人儿，会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真东西，我真难以继续设想了。

二，读姚洋关于政治学的最新文章，悲哀于文化的革命性失落

观网有一位“马克吐槽”的网友在读了姚洋文后写道：“以本人浅薄的认知来看，在理论上，有些人不但试图要用他们认定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对马列主义的僭越，甚至也同时想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理论的僭越。正如他们试图利用私有化来完成对政府权力的僭越一样。一开始，他们利用西方理论，用完之后，他们又挖出了传统的纲常。他们不是西方传统的资产阶级，而是又一代的中国豪强地主。封建道统当然是此类人最希望的上层建筑。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夹杂自己的私货。群众路线在此类人眼里恐怕是最可怕的。”

也许是学识完全依从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落后（显然隐含“失败”）论逻辑开始的，姚洋显然深受伤痕文艺的影响，以致，我甚至想象，他从他定型的政治学思维方式出发，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以读得出，他已经十分努力注意到中国革命对后来工业化进展的必要性意义，但始终只作为一种历史的简单中介环节，而不具有文化上的革命性意义。

因此，在文化上，他显然还没有多少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深层文化意义，尤其没有多少意识到前三十年艰苦奋斗对脱胎于传统社会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的革命性意义，只有延用伤痕的破坏意义。

显然，姚洋的政治学架构，完全惯性于他受教的“现代”西学框架，为了寻找中国现实政治合理性，又确实努力拉上传统儒家文化作助解，最终定格于改革化中强调的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儒家文明的奇妙合成框架，以图实现他的创新点着力点，从而，不言而喻，跳过中国革命夲身对中国当代政治的文化性底层塑造的任何明确意义，不提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在他必然，不是有意有什么心机。

而无论在姚洋的学识努力中，还是早埋的无意识里，中国革命，纯粹只是跳板意义，毛的东西，在文化上“破坏性”高于其他，中国革命，只有功能性意义，没有文化塑造本身的远大意义。如此，就不难得出结论，以姚洋为标志，国中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主流政治学者，是基本不认真读马著与毛思的，更不可能深入历史与现实地读与思。

他们或许已觉得自小被灌早已烂熟于胸，只有无效感，不再值得感新。因此，跳出革命的环节，寻求“传统”这一千年旧灵，与西学工业市场资本新术，合成新符，就成了他们目前努力创新的着力点。

二年前，于党校听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胡伟的讲座，大致也如此。翻看他们的受教阅历及成长心路学识过程，我理解，但真悲哀，他们很努力地在带着他们的博士们，推荐全是现代西方政治学名著，寻新理论的新突破，却，也许，永远只是个旧巢中的鬼打转。

但愿我的判断是错的。

而要更多解读姚洋这一类主流政治学者的思维习性，显然得起源于八十年代表实践检验真理论的思想解放1.0运动，对人们关于政治与文化意识的普遍性塑造，诸如在伤痕文艺推动下，基本全盘否定了前三十年革命文化对新中国历史的根本性塑造意义之后，涌现的，由西学开道，进而诸如“救亡压到启蒙论”“告别革命论”，以及混合着港台强势上岸的新儒家学识，（你们不是自己承认破坏了传统精化了吗，那么，我们来给你们补上），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潮对人们的重新塑造。

一路演来，总算，西方本身漏洞百出，逼使人们开始重新认真面对自己的历史真实，激励着国中的政治学家们，从他们的学术生涯角度，寻求“我们的政治学”，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时尚。这样从新自由主义式微后来的微妙心理转变，也算已经是个可喜的再开头了吧。

在这里，我还是要重述贴过的一个结论，供新生代政治学者参考一下：

理论确实是需要不断创新的，真理也是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但，实践本身可能出错，可能反证，甚至可能亡国，苏联的改革实践终成解体，是一种实践对真理反证的明确检验。问题在于，实践检验了，国却已亡，再难得生。

“实践检验真理”，但，并不是什么时间点空间点思想点都可以凭实践检验的，比如，苏联就检验不回来了。历史，可不能凭小聪明的直觉与一点有限的经验主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毛主席或者丢失了中共党史线核心地位的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这一结论，无论于政治学术，还是于文化的层面，（尤其是后者的深远意义，因为四十年前形成的众所周知的形而下的势利旧共识惯性作用下，至今还被主流忽略与轻中），还将在未来的岁月获得不断检验。

三，在历史，政治，文化三者之间，我们的政治哲学，究竟往哪里去？

重复一下那位网友的话：“试图要用他们认定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对马列主义的僭越，甚至也同时想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理论的僭越。正如他们试图利用私有化来完成对政府权力的僭越一样。一开始，他们利用西方理论，用完之后，他们又挖出了传统的纲常。他们不是西方传统的资产阶级，而是又一代的中国豪强地主。封建道统当然是此类人最希望的上层建筑。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夹杂自己的私货。群众路线在此类人眼里恐怕是最可怕的。”

种种倾向性，在学界，与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逻辑一样，确实流布有些年头了，比如，最近的葛剑雄现象关于近代史的乱争背后所隐含的乱相。不过，就姚洋本身，我认为，诛心之论倒也不必，不如也对他的思想来历，首先来些同情的理解。

比如，一说到中国革命的文化意义，我们已被伤痕文艺灌醉了几十年致今：那是“极左”，学家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联系着内外资本主义化学术几十年精心经营的反共铁幕，这方面的政治学思维线索，不仅需要真正无畏的勇气，也确实太难了。

然而，只要我们还没有完全遗忘，向我们的内心自己提问，当年，杀害一个革命者同时兼有3个稚孩的慈母的杨开慧，为什么会被反动政治那么坚决执行？其中，没有更深刻的的政治文化或者哲学意义？只有纯粹“政争”意义？

八岁的小萝卜头，被一刀刺死，在他妈妈的眼前，手里握着一截铅笔，从来没有见过监狱外面的世界，他就义20多天后新中国成立了。如果他活着，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刽子手们与他八年也算朝夕相处，哪怕那是你的犯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八岁的孩子刺的下去？但，除了“政治”，没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及，马毛姐为什么成为了马毛姐，仅仅是因为她十四岁那年四次助解放军渡江的英雄事迹？而没有塑造她那么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的前十四年的苦难史经历本身所蕴涵着的那个时代的深刻历史政治文化意义？“我们的政治哲学”，是不是应该从这一切活生生的自身历史中，寻求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哲学？真正的大仁政文化就在其中！却在姚洋的政治哲学中显然成了应该被扬弃的成份。

而当年刽子手的一方，同时却是曾经那么热烈地推动他们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他们的头子，号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当然继承者，并还与以“博爱”为标记的基督徒联姻，通过这两者的联姻，构造了近现代中国一出多么奇怪的政治文化秀啊！到八九十年代，他们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代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当然继续者，强势再上岸，并顿时倾倒多少大陆菁英！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政治哲学”，还剩多少？

更，忽然就联想早年读的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面，有两个老人如泣对话：

P48

“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生来就有的那么一点知识。”

“正义是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有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说，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固然是的；但是多么卓绝。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幕。它涤荡了人们的习气；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曾经使文化的洪流广被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的革命，是人类的无上光荣。

“是吗？九三年！”

“对、对！九三年！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你却要加罪于雷霆。”

“你在替谁流泪？替那无辜的孩子吗？那末，好吧。我愿和您同声一哭。替那年幼的王子吗？我却还得考虑考虑。……先生，天真本身就是王冕。天真不必有所作为也一样是高尚的。它无论是穿着破衣烂裤，或贵为公子王孙，总是同样尊贵的。”

“你对我提到过路易十七。让我们在这上面求个一致的见解。我们是不是为一切在上层和在下层的天真无辜者、殉难者、孩子们同声一哭呢？我会和你一道哭的。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们必须追溯到九三年以前。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九三年以前流起。我一定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如果您也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

“我为他们全体而哭，”主教说。

“同等份量吗？”Ｇ.大声说，“这天平如果倾斜， 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较长些。”

“是呀，先生，平民受苦的日子够长了。不但如此，您走来找我，问这问那，目的何在？……你是谁？”

“您说九三年伤天害理吗？……”

“让我们再胡乱谈几句，我很乐意。那次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只可惜九三年成了一种口实。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的一年，但是就整个专制政体而言呢，先生？加力叶是个匪徒；但是您又怎样称呼蒙特维尔呢？胡杰. 汤维勒是个无懒；……先生呀，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妮特叫屈，但是我也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叫屈，那穷妇人在一六八五年，大路易当国的时候，先生呀，正在给她孩子喂奶，却被人家捆在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搁在一旁；她乳中充满了乳汁，心中充满了怆痛；那孩子饥饿不堪，脸色惨白，瞧着母亲的乳，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对着那做母亲和乳娘的妇人说：“改邪归正！”要她在她的孩子的死亡和她信心的死亡中间，任选一种。教一个做母亲的人受那种眼睁睁的生离死别的苦痛，您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吗？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间，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得少说话，我不再开口了，我的理由太充足了。况且我快断气了。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我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

这一切，在承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政治学者眼里，究竟还有多少真切的哲学与文化意义？

一场资产阶级大革命，况且成就了无可估量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意义，同时为马列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相当的土壤，如此这般艰难卓越神圣的中国百年革命，至今在一些学者眼里，除了救亡意义，居然没有更多的文化意义，时常想到这一点，真是不胜悲哀！

恰好刚看到朋友发过的视频：介绍美国的斩首科技。它的逻辑线是这样的：科技战的背后是情报非对称战，情报非对称战的背后是信仰之战，否则，到哪里去收买科技与情报的能力？我的结论：首先斩得灵魂，其次斩得肉颅。清华北大每为向美输送大量头脑，是最成功的非对称之战。

因此，政治，科技，战争，信仰，文化，头脑，历史，现实，终汇聚于一点：终汇聚于一点：重要的首先不是什么“学术重构”，而是活生生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看来，从姚洋本本，到思想实际，还真成了问题。其实也不意外。毕竟，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或借理论创新，或借什么其他名目，或者还就是特别自以为真诚的思考，已经多少年了，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活生生的思维生态。不过，都涌上桌面，挺好，总比压在桌下各种私脚乱踢，要好。

2021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