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的归宿就是街头政治【大师计划·傅正02】_风闻

【主讲/傅正】

大家好，我是傅正，今天接着跟大家畅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集我们聊聊是“谁发动了五四运动”。

大家也许会说，五四运动不是北京大学师生率先发动的吗？这还有疑问吗？

是的，《觉醒年代》就把五四运动描写得像一部北京大学校史，但事实上，北大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即便“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也不能说北大的师生最积极，比如火烧赵家楼主要是由北高师，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干的。

仅凭北大师生没有能力发起五四运动，真正的推动者是研究系、旧交通系的政客，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直系军阀的响应，甚至得到了大总统徐世昌的纵容。另外，大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只是站在台前的人，他们的后台——安福国会和皖系军阀，才是五四运动真正的敌人。一边是研究系、旧交通系，另一边是安福国会，这构成了五四运动对立的两派。

什么是研究系和旧交通系，安福国会又是怎么来的？请听我慢慢解答。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政治组织——进步党，它就是后来研究系的前身。在《觉醒年代》中，这个组织的骨干人物，只正面出场了一位，就是国民外交协会的委员长汪大燮。还有几位更加出名，比如梁启超，这人不用介绍了。又比如林长民，就算有人不知道他，但一定知道他的女儿林徽因。想必大家知道林徽因为什么最后会嫁给梁思成了吧？这本身就是个很庸俗的政治联姻，他徐志摩算老几？

林徽因

我们重点看一下梁启超，作为进步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思想行为基本代表了进步党的宗旨和政策。1912年2月23号，那时中华民国刚刚成立，梁启超就给袁世凯上了一封信，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总之，你袁世凯现在是民国的大总统了，不能像以往一样做事，应该摆出一副自由民主的样子，但实际上要学会怎么操纵舆论和民意，表面上搞民主共和，背地里搞开明专制，才能成就不世之功业。

几年前梁启超还在日本大造舆论，说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才导致戊戌变法失败，是大大的国贼，现在却腆着脸当起了袁世凯的谋士，足以看出这人长袖善舞。

梁启超这么劝告袁世凯，当然不是因为喜欢袁世凯，实心实意为袁世凯考虑，而是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接着说了，你袁世凯搞开明专制，最大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如果国会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是不会让你太舒服的。但是你贵为大总统，又不能随便抛弃国会，还必须摆出听从国会的样子，怎么办？靠我们，我们帮你搞定国会，让你安安心心当总统。

正是在梁启超等人的撮合下，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进步党。这是仅次于国民党的国会第二大党。这也成为了袁世凯在国会中制衡国民党的重要力量。就政治主张来讲，国民党主张民权，强调主权在民，进步党主张国权，强调主权在国。

顺带提一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国民党比进步党更进步。进步党固然是一群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政客，国民党连下流政客都不如。陈独秀在1917年时说中国之所以共和不行，主要是因为一群政客只顾党派利益，不顾国家利益，骂的就是国民党。进步党再怎么没节操，好歹还是书生，不像国民党具有浓厚的黑社会习气，买凶杀人之类的事情是他们拿手好戏。比如共和派的骨干汤化龙就是国民党派人暗杀的。

在袁世凯覆亡之后，进步党经过改组，自称宪法研究会，史称“研究系”，跟国民党组织的宪法商榷会，继续在国会作对。所以后面我都称“研究系”，而不再称进步党。

值得一提，在宪法研究会成立时，有一位气质另类，具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才俊，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李大钊。《觉醒年代》开头一集提到李大钊给《晨钟报》写下发刊词《“晨钟”之使命》，号召广大国人：“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晨钟报》就是研究系在北京的机关报，由李大钊负责，他当时是汤化龙的秘书。

但很快李大钊就因不满研究系政客巴结北洋实力派，而辞去《晨钟报》的职务，告别了研究系。关于此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他的小说《别泪》，这里就不介绍了。

1917年府院之争，梁启超、汪大燮、林长民等研究系政客，挑唆督军团干政和张勋进京，借张勋之手赶走与北洋系作对的大总统黎元洪，并解散由国民党控制的国会。他们知道张勋进京一定会复辟清王朝，届时段祺瑞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打出“再造共和”的旗帜，赶跑张勋。先借张勋赶走黎元洪和国民党，再让段祺瑞赶走张勋。这下段祺瑞大权独揽，而研究系拥立有功，自然可以控制内阁和国会。

确实，随着段祺瑞“再造共和”，研究系也迎来了他们与北洋实力派的蜜月期。段祺瑞重登大位后，宣布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编练参战军，其实想借机统一南方。统一全国的想法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呢？问日本人借啊。

所以梁启超、林长民、汤化龙，包括《觉醒年代》里头形象光辉的汪大燮，当年可都是问日借款的竭力推动者。比如梁启超在1917年9月就起草了《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纲要稿》。当时的农商部长张国淦觉得日本有些借款条件太苛刻，不同意。林长民就劝他，我们此次上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控制国会，如果因为反对借款而使段祺瑞不快，我们满盘计划不能实现，岂不白来一趟？

公正地说，研究系不是完全没有理想的政治掮客。他们意识到《临时约法》盲目照搬美国体制，漏洞百出，造成无休止的政治扯皮，所以想通过控制国会推翻《临时约法》，再立一部体现中央集权的新宪法。

为了控制国会，研究系借助北洋实力派重新制定了选举法和国会组织法。这一下不得了，原来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不干了，他们纷纷南下，在广东另立非常国会，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大幕。中国一下子出现了南北两个国会。中国一下子分裂出了南北两个国会。

然而研究系机关算尽，到头来却被人截胡了。此人来头不小，就是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徐一贯看不起研究系政客，自己临时拼凑了一个叫作“安福俱乐部”草台班子，利用研究系一手修改的选举法和国会组织法，一举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反而把研究系晾一边去了。冷眼旁观的严复对此有番评价：“时人看研究会之汤、梁，真是一钱不值也。南北国会皆已成立，后来执持国枋，即此两群猪仔，中国安得太平！”可谓一针见血！

这一重大的挫折导致了研究系的转向：由国会院内走向了院外，由拥段派变为反段派。地位的改变决定了政策的变化：由亲日转向亲美，由主张秘密借款转向反对秘密借款。

再说北洋当局。从表面上看，大总统是冯国璋，国务总理是段祺瑞，国会由他们操控的安福俱乐部把持，可谓一统天下。但根本政治体制问题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北洋系不是一个政党，没有政党应有的组织纪律，而是靠私人效忠关系凝聚起来的。袁世凯在时，大家都听袁世凯的，袁世凯不在了，段祺瑞和冯国璋就是老大。问题是冯、段之间产生矛盾，又该听谁的呢？

于是北洋集团一统天下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内部分裂为直皖两派的时候。1918年，冯段两派因为要不要武力统一南方发生难以调和的分歧，于是两人同时下野。9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10月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中华民国终于迎来了文人政府。

为了解决冯段之争的善后问题，中华民国又一次问日本人借款了。这次借款就成为了后来五四运动的直接针对对象。研究系这时摇身一变，开始反对起借款来了。他们的机关报《晨钟报》因为曝光曹汝霖秘密借款一事，在8月24日那天遭到了北洋政府的查禁。此时研究系的地位一下子边缘化了。

与他们一样边缘化的还有一个史称“旧交通系”的派别，主要代表人梁士诒、叶恭绰。简单介绍一下：名义上财政部管理财政收支，但北洋时期的财政部是没什么钱好管的。因为盐税和关税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烟酒又是专卖，另立专署。真正能管财权的是谁呢？交通部。因为那时主要对外借款都是铁路借款，这一大笔钱由交通部控制。哪个部门没钱了，都要问交通部借。以至于该部权势滔天，对于该部争夺也格外激烈。

曹汝霖就是交通部总长。他这派人控制交通部后，原来的总长梁士诒、次长叶恭绰当然很不满意，他们就被称为“旧交通系”，相对于曹汝霖等人的“新交通系”。

研究系、旧交通系原来都跻身于政治核心圈，在安福国会粉墨登场以后，又都被边缘化了。而大总统徐世昌没兵没枪，为了平衡北洋实力派和安福国会，他暗中资助研究系和旧交通系。甚至当时就有人说，五四运动的前线总指挥是研究系的首领林长民，背后的总司令恰恰是大总统徐世昌。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前夕，北洋皖系军阀及其掌控的安福国会大权在握，而大总统徐世昌联合研究系、旧交通系这些边缘政客虎视眈眈。这构成五四运动对立的双方。

进步学生、工人阶级和爱国商人无疑是五四运动中代表爱国主义、进步主义的正义力量，但幕后勾心斗角的政客却不那么伟光正。

但研究系、旧交通系这些政治派别要真正联合起来，点燃五四运动的烈火，还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支持。这个外部支持是什么呢？

皖系军阀和安福国会的支持者毫无疑问是日本，那么研究系、旧交通系的支持者是谁呢？就是美国！

1918年1月4日，威尔逊发表国会演讲，提出了处理战后问题的“十四点原则”，这十四点原则也构成了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内容。

关于“十四点原则”，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主要是针对欧洲的。可惜欧洲列强不理会在他们看来“天真得要命”的威尔逊。怎么办？欧洲走不通，先走亚洲。中国就成为了美国人宣扬威尔逊主义的主要方向之一。

问题又来了，那时美国在中国缺乏有力的官方宣传机构，很多消息要靠日本人传递。日本人一看，威尔逊主义主要三方面内容：第一、主张公开外交，或者说民主外交、国民外交，反对秘密外交，好，那日本的秘密借款算什么？二、主张民族自决，那朝鲜、琉球是不是应该独立？三、鼓吹普世价值，建立国际联盟，亚洲事务由谁来主导？国际联盟能让日本说了算吗？

所以指望日本人老老实实地宣传威尔逊主义？不可能。美国人一看，不行，于是亲自下场操刀。1918年8月，成立了由卡尔·克罗领衔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专门负责对华宣传威尔逊主义。

这个机构的效率很高，一出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对安福国会虎视眈眈的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政客。在这两派政客的牵头和强烈鼓动下，当年10月，蔡元培参加了鼓吹威尔逊主义的和平期成会，12月又参与发起了，协约国国民协会。由蔡校长带领，北大新文化派在威尔逊主义的旗帜下，与研究系政客联合起来了。用胡适的话说：

这是他（蔡元培）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他老人家忍了两年，此时他真忍不住了！……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一方面，北大新文化派得以把走出校园，把自己的主张传播到更广泛的地方；另一方面，研究系也得以在北大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改造了自己的舆论阵地。

1919年初，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复刊，改名《晨报》。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李大钊也回到了《晨报》。在他的改造下，《晨报》也成为了鼓吹新文化的有力阵地。我给大家看一下《晨报》……

这是李大钊回归以前的《晨报》第七版，就是文化版面。大家看，都是些旧文学，比如同光体诗歌、桐城派散文什么的。

这是1919年2月7号的《晨报》第二版，第一版是广告，第二版也就相当于头版。

我们看头条“本报特别启事”，宣布在文化版面去掉之前的栏目，增设“自由论坛”、“译丛”、“剧评”等新文化栏目。这是改良之后的《晨报》画风……

《晨报》第七版，五四以后扩充为《晨报副刊》，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新文艺刊物之一。这些就是李大钊先生改革的成果。

我们再看看第一版广告……

这说明研究系开始为《每周评论》、《新青年》、《新潮》、《国民》等北大师生主办的刊物造势。新文化运动从北大校内，走向了北大校外，并直接与政治结合到了一起。而《晨报》也成为了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梁启超关于巴黎和会大失败的消息，就是5月2号首先发表在《晨报》上的。

当时的威尔逊主义确实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不仅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早年都有信奉威尔逊主义的经历，越南党的领导人胡志明同志当年也是一位坚定的威尔逊主义者。

去年5月4号，特朗普的反华顾问马修·波廷杰发表了一通关于“五四精神”的演讲，宣称五四精神是美国式的精神，意在挑拨我们的党群关系。其实波廷杰做过许多功课，很了解五四运动与美国的关系。

波廷杰论胡适

当年五四运动一爆发，日本人就反应：准是美国人在背后捣鬼。他们的观察没错，美国人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关于这点，当时驻华大使芮恩施的回忆录和日本军部的内部报告都有论述。

讲到这里，想必大家会觉得，当年的中国怎么跟2014年的乌克兰很像？确实，五四运动爆发之初，也具备了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很多特点：首次是四分五裂的国家体制，其次各方政客尔虞我诈，相互拆台，而不顾群众死活，再次是美国势力暗中唆使，军头实力派蠢蠢欲动。但中国不是乌克兰，列宁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五四的方向。

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布了《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史称“加拉罕宣言”。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宣言把“中国人民”放到了“中国南北政府”的前面，它首先是对中国人民喊话，其次才是对中国南北政府喊话。宣言指出：

现在我们再次敬告中国人民，以使中国人民了解真相。

苏维埃已放弃了接受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州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个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很明显，宣言告诉人们，中国人民才是苏俄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外交对象，当中不仅宣布放弃沙皇俄国的对华权益，更明确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口号。

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都主张国民外交、民族自决和普世价值。我们今天站在后冷战的角度，会觉得美苏之间理所当然大不相同。但在当时人看来，美国和苏维埃俄国都是进步的力量，都与老旧的欧洲列强判然有别。比如《晨报》早在1919年2月21日第七版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说道：

我以为美国仅可以不必怕过激主义。过激主义是要推翻阶级制度的，现在美国虽有一点危机的倾向，但是还没有固定的阶级，所以终究不会发生大危险。看美国工人同社会党的进行秩序表就可以知道了。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美国不必去避他。若是美国为了避他，反用霸国主义去替代他，那美国不是改造社会，真是改造内乱了。美国现在最好的法子就是去欢迎过激主义，同他联合拢来，取其善去其不尽善，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听人民自由选择他。但是要实行这样的联合非有一个根据平民意志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国际联盟不可。

威尔逊和美国政客打死都想不到，自己处心积虑，却到头来为他人做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按照列宁的理论，一战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共产党人应该乘势在欧洲掀起社会主义革命。但5月份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了。

次年7-8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罗易在会上提出了应把工作重心转向亚洲。这个主张刚提出时，没有多少人响应。但现实很快教育了各国共产党人。8月，华沙战役失败，这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从俄国走向欧洲的大门被堵死了。亚洲就成为了革命工作的突破口。

9月，共产国际召开东方各民族大会。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东方各民族大会把这句著名的战斗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走上了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道路！

列宁主义的到来为中国的独立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种崭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举个例子，从清末国会请愿运动开始，报纸杂志就是群众动员的基本方式。在民国初期，掌控报刊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可以改变政治的走向。比如1920年的直皖战争，总共才打了五天，但之前电报战、舆论战就足足打了一个多月，舆论获胜的一方很快就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是一个媒体治国的时代，然而人民的识字率不到一成，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文盲半文盲，政治与群众是没有关系的。列宁主义政党则不然，她扎根群众，通过工会、农会直接向群众宣讲革命的道理，谁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一目了然！

后来的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之所以在规模和组织力上远远超过了五四学生运动，主要原因是葛兰西所说的“组织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党的知识分子”代替了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关于五四运动的具体过程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彭明的《五四运动史》或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总结一下五四运动的历史转折意义。

我们看到，五四运动正好处于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政治变化的关键点上。国内变化是，北洋集团正好处于代际更替之中，吴佩孚是五四运动中升起的政治新星。

老一代军阀冯国璋、段祺瑞不管矛盾再多，也是同一个战壕的兄弟，双方的分歧都可以通过私下调解。但新一代军阀吴佩孚、徐树铮再也没有这种私人关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五四前，北方政府中的斗争还是政党斗争、国会斗争，而五四后，就是直皖奉军阀混战，南方也是如此。“南与南争，北与北争，南北复相争”的大混乱局面正式拉开了帷幕。

国际层面。一战期间，日本对华影响力急剧上升。五四运动时，美苏则都开始转向东亚，美苏之间有矛盾，美苏又都与日本有矛盾。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五四时期的国内国际政治变局，直接导致了新思想的蓬勃发展。第一讲已经指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基本是在重复辛亥时期的文化主张，但五四后的思想文化史发展，则远远超出了辛亥时期。

首先，学习对象变了。清末学习日本。五四运动，日本在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形象基本毁了，学习对象由日本转向美苏。

其次，学习对象的改变，导致了思想内容的改变。因为反省欧战，出现了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唯物史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之争等等全新的内容。

毫不夸张地说，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思想启蒙运动始终以政治变革为前提，而中国最大的思想启蒙就是爱国主义，就是反帝与反封建。大家不妨想想解放战争的历史，各种扫盲班和土改工作队随着人民军队的胜利而节节前进，人类历史上还有比这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吗？

总而言之，没有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的归宿就是街头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既是中国由党争、政变走向内战的转折点，又是未来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重新统一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