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同龄_风闻

　　图源：东方IC

　　30秒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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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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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同龄，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中，他们迎来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并且坚定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那一刻，神圣而难忘。入党宣誓，短短几句却字字千钧，是他们当年对党许下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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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上海市电报局党委书记黎明和原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纪委副书记胡宏琪这两位百岁老人回忆起当年入党时的情形，内心依然澎湃，闪耀着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信仰就是一种义无反顾的选择，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1

　　与党同龄，与党同心

　　一生坚定跟党走

　　口述者：黎明

　　（原上海市电报局党委书记）

　　“你们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期颐之年仍心系党史宣传教育，深厚的爱党之情令人感佩”，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我们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中这样写道，这让我倍受鼓舞。

　　我这一辈子，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虽然我今年已经100岁，不过按照习总书记信中所要求的，我要继续发光发热，讲好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1922年我出生在江苏常熟徐市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常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读书的学校不得不解散，家庭也迅速破败。

　　为了抗日，1939年8月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后方医院做护士。后方医院所在地是常熟横泾镇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沙家浜。为了隐蔽伤病员，医院处于流动状态，经常变换驻地。虽然小心警觉，但不久之后，医院还是被日伪军破坏了。

　　没过多久，我参加了同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跟随上海来的地下党员王琼，学习如何从事民运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有一天王琼问我：“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我有些愣住，那时我对共产党不是很了解。在我十多岁时，在家里听过大哥和大姐谈论苏联，说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老百姓都有工作等。后来我知道，大哥和介绍我去“江南抗日义勇军”后方医院做护士的周文在都是大学生，他们1925年就入了党，周文在后来成为开国少将。所以，我一直以为，只有成为大学生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琼又问：“愿意参加共产党吗？”我心里暗想：“难道中学生也可以参加共产党？如果能参加，那我就加入。”于是，我果断回答“愿意加入共产党。”

　　王琼拿出一张纸，手画了表格，让我填写姓名、学历、家庭情况等，这就是我的入党登记表。

　　之后，我就到横泾从事妇女工作。1940年5月的一天，王琼来找我，说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就带她来到这里的学校，因为正值周末，学校里没人。

　　在教室内，王琼和我隔着课桌相对，举行入党仪式。我们郑重地举起右手、紧握拳头，“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她说一句入党誓词，我跟着说一句。就在这间小学校的教室内，十八岁的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81年过去了，但我一直清楚记得那一天的场景和那铿锵有力的宣誓声。

　　入党后，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41年6月，我调到新四军18旅剧团工作。敌人开展“清乡行动”后，我们部分非武装人员经苏州来到上海，又乘船前往位于盐城的新四军军部。但当时军部已经转移，我们到达苏北后只得就地分配，我在新四军一师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收发报，从此和电报结下不解之缘。

　　学习完收发报技术后，我在新四军18旅《前哨报》社当报务员，通过电台将来自延安新华社等方面发来的新闻抄收下来，刊登在《前哨报》上，鼓舞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解放战争期间，我去过山东、到过东北，从新四军到华东野战军，但一直没有离开报务员的岗位。

　　1958年秋天，我进入上海电报局工作，为人民电信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深刻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文字整理：钱立富

　　黎明

　　为IT时报

　　题字

　　02

　　入党的信念，不会忘记

　　口述者：胡宏琪

　　（原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纪委副书记）

　　我今年已经100岁了，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更感受到祖国的蒸蒸日上。忆昔思今，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1922年，我出生在浙江宁波，父母微薄的工资无法养活6个孩子，哥哥姐姐出去打工补贴家用。我在宁波铁路小学上到四年级时，因不是铁路员工子女而被迫辍学，后来辗转到其他小学又断断续续上了一年学。

　　12岁时，我从宁波来到上海当学徒，在油墨行做过学徒、在米店做过店员，也失过业。革命的种子就是在上海种下的，当时，上海有可以让穷人免费上学的夜校，我工作之余就去上夜校，那里的教师都是大学毕业或具有大学程度的进步青年，他们不仅讲授科学知识，还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的教育。在夜校，我看了很多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狂人日记》等进步书籍。

​　　日本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后，遭受日军轰炸的上海惨不忍睹，百姓民不聊生。1941年八九月，我在杨树浦汇山路（现霍山路）工作，因为附近有日本兵被人杀，周围的群众遭受了日本兵的大规模围捕，我也被关押起来。在关押中，我看见有中国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因此，我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心中升腾起“我要入党，我要抗日”的强烈愿望，经常与有同样愿望的同学陆亮商量如何抗日。与此同时，我决定学习发电报技术，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所学校，我申请到了助学金学习发电报。

　　夜校里有一位名叫吴永德的同学，他当时在美商电话公司做打字员，他认识一名叫陈启瑞的地下党员，吴永德先把陆亮介绍给了陈启瑞，陈启瑞觉得陆亮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经过考察后，陆亮入党了。陆亮入党之后，吴永德又把我介绍给了陈启瑞，1944年的春天，我打了入党报告，经过半年的考察，我被批准入党。我是在吴永德居住的三层阁楼里宣誓入党，陆亮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22岁的我说出“我志愿加入共产党……”的那个时刻，我觉得热血沸腾，虽然当时形势依然严峻，但我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一定会好起来。

　　当时，陆亮已经考入了日伪电报总局当报务员，组织上考虑报差间没有党员，我就考入报差间，一边当报差，一边进行地下工作，每天日夜翻班，骑着自行车奔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入党后，我经常参与组织革命活动，根据党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我和同志们通过各种文体活动团结群众，注意日伪当局的动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时组织要求阻止他们破坏和偷运器材，我和同志们发动工人站岗，利用做门卫纠察的机会，阻止了多次器材外运。

　　1949年1月，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上海电信系统把“保护局台迎接解放”作为中心任务。我当时是报差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主要负责保护电台及器材。5月25日，在断断续续的枪声中，我把邮电员工联合会绘制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和上海解放的漫画张贴在马路边的墙上，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解放后，我一直在通信行业的各种岗位上工作，是党培养了我，作为一名有77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依然听党话、跟党走，将共产党员的精神发扬下去。

　　文字整理：潘少颖

　　胡宏琪

　　为IT时报

　　题字

　　文字整理／IT时报记者 钱立富 潘少颖

　　编辑／潘少颖 挨踢妹 

　　排版／黄建

　　图片／IT时报、东方IC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