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社交筛查”：当视奸成为一种常态_风闻

当你发现，有人一直在微信或微博上翻看你发布的内容和照片、你和朋友间的互动，你会对这种“跟踪”（或者说“视奸”）感到奇怪吗？或许你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急于弄清楚对方这么做的原因，但你并不一定会认为对方做出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行为，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每天多少也在对别人（至少是我们关心的人）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学界，这类使用Web 2.0网站（如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来查看朋友、家人和熟人动向、收集各种信息的行为（包括偷听、调查、八卦和询问等）被称为**“社交监视”（social surveillance）**。但是，仅把社交监视理解为关注人们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监视他人的行为未免过于狭隘，这个概念实际上揭示的是用户感知社交媒体的使用规范、调节自我行为、调整自我呈现策略这一系列行为的总和。

社交媒体和监视行为的联姻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监视被“正常化”（normalized）的过程。监视的需求源自方方面面：国家安全、刑侦案件、交通监管、社会秩序，监视系统之盘错和不容商解的正当化过程使得人们逐渐将之内化。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宣告着新的、更为精准的监视手段的出现。然而，西方当代监视文化并不局限于技术，它同样深受政治和企业意识形态和利益的驱动。新自由主义的效率、优化、和计算逻辑正在深入地影响监控文化，并从中攫取利益。

研究表明，年轻人更关心横向监视和控制信息的相关能力，他们采用一系列策略来管理他们的在线身份和活动。有研究指出，在友谊或恋爱关系中，监控行为已经成为“当今选择性亲密关系（elective intimacy）的新风尚”，它强调选择、兼容和互利。这种新风尚不仅掩盖了内嵌其中的权力关系（例如性别、种族、年龄），而且加强了社会整体对企业的优化、盈利和效率逻辑的附和。

福柯和布尔迪厄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更充实的理论资源。福柯的全景监狱隐喻经常被用来理解监视行为。福柯把监视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可见性是其底层逻辑，将对象进行分类是监视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虽然全景监狱比喻有其局限性，但福柯点明了一种动态的、分散的和富有成效的治理形式。

相较于福柯的在广义对权力的解读，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和他关于社会分类的工作则为探索新自由主义的监视形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根据“惯习”这一概念，社会行动者在日常实践和互动中，能够自发地通过自己的感知来对他人的性情（或惯习）进行“解码”（decode）。这一过程像“常识”一般指导着人们“阻止不和谐关系、发展和谐关系”，因而具有类似性情、惯习的个体更易结交并发展亲密关系。

结合福柯和布尔迪厄的见解，作者提出，社交媒体监视行为的常态化可被视作在社交世界形成的一种实践知识（doxa），这种根植于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将导致人际交往时的筛选行为变得合法化。

下面让我们具体来看看这篇论文的发现：

一、风险管理策略：获取“背景”信息

作者首先考察了潜在合租者接触前的社交监视行为。在这一语境下，查看某人的资料往往被视为合适且明智的做法，因为它是一种安全需要。此时，横向监视行为的结果被转变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可信的证据，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筛查。被访者会浏览对方的图片、学校、工作场所、朋友列表、喜欢什么的网页、以及能暴露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的其他信息（比如发文频率、帖子主题、写作风格等）。被访者通常将这些做法称为获取“背景”信息——作为非正式审查程序的一部分。此外，被访者还认为，在与陌生人共享空间或一起工作时，浏览其个人资料是管理和减少社会风险、避免尴尬的必要手段。

这与丹尼尔·米勒针对Facebook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米勒认为，脸书平台为人们提供了“缓冲”空间，帮助用户避免在尴尬的面对面互动场景中获得他人信息。

总体而言，被访者对监视对方个人档案的描述无不沾染着被新自由主义浸润的叙事逻辑，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有责任主动预测和管理社会风险、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因此，在这种叙事被合理化的情况下，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监视个人档案是管理风险的合理策略。

二、筛选的实践知识：“瞬间点击”

在这项研究中，很多被访者描述了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约会和恋爱对象的经历。他们依靠彼此的档案来了解信息、形成第一印象，并衡量自己是否与对方拥有共同兴趣。“共同兴趣”（或品味）的评估和第一印象的形成是社交分类的步骤之一。被访者Charlotte指出，她会根据对方网页上的图片或帖子等线索来形成对潜在约会的第一印象：

有一次，我和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约会，我在Facebook上找到了他（笑）。这真的很有趣，是的…这很奇怪，因为…如果有任何像图片之类的东西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那肯定会让我退避三舍。马上把他打发走。（Charlotte，23岁）

此外，查看社交媒体资料还成为了一种“避免欺骗”、避免一无所知就约会、将成功机率最大化的方式。此时，个人资料的监察和筛选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被商品化的趋势。相关研究表明，这种类型的约会通常基于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做判断的视觉和外观线索，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基于阶级、种族或教育背景进行社交分类的惯习。事实上，一些被访者将此视为优化和评估未来关系的一种方式，从而避免在“不合适的关系”中浪费时间和情感。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年轻男性比年轻女性更倾向于以更感性和视觉化的方式描述查看个人资料。可见，数字约会应用不仅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约会和认识新朋友的方式，也影响了人们理解人际关系的方式。

与此同时，大多数参与者都敏锐地意识到通过社交媒体资料形成第一印象的局限性。有趣的是，即使参与者知道这些做法的局限性，查看某人的社交媒体资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就是年轻人们交朋友的第一步。

三、当查看个人资料成为常态：“这很酷”

剥离开部分正当理由（如合租公寓、小组学习等情境），监视个人资料的行为经常被形容为“好管闲事”或“偷窥癖”。在西方世界，人们对偷窥做法一直持谴责态度，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真人秀电视的普及逐渐模糊了监视、大众消费和娱乐之间的界线，“偷窥”也因之被新技术所重新定义。被访者对社交监视的看法反映了这种转变。

被访者们会小心地区分“查找”(seeking for，贬义)和“查看”公开信息之间的区别，避免自己陷入道德困境。此外，更重要的是，一些被访者认为，翻看社交媒体资料是一种“有趣”和“很酷”的行为。例如，Olivia将之描述为“友好的跟踪”：

（查看别人的信息）其实有点酷，就像我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我不会问他们，而是通过Facebook找到。这就像你去了解一个人的近况、用这种方式和他们保持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可怕的跟踪，我只是简单地想要了解他们最近在干些什么。(Olivia，23岁)

还有一种观点是，社交资料也能够提供笑料，为朋友间的友谊添加风味。比如，当我们结交到好朋友时，我们可能“无恶意地”翻找对方的微博，希望能够下载到对方多年前的“黑照”或“非主流”发言。这种对社交媒体个人资料的再占用也为社交监控实践的正常化提供了“无害的”理由。

回头看看，不知从何时起，社交监视已经变得如此正常。或许，我们真的需要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