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怀 | 我的学生时代_风闻

作者简介    

谢君桢 曾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史研究室参赞等职。

上海市在1949年4月25日解放，当时我17岁，在一所私立中法中学高中二年级学习。这是一所由法国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历史悠久。

▓ 1949年9月，作者在上海中法中学（现为光明中学）高中二年级时的学生照。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该校最初为“法文书馆”，以教授华人法语为主，始建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第一期招生100名，专授法语。夜间附设补习课一个班，专教法租界执勤各巡捕（即警察）初级法语。所有学生免交学杂费，书籍也由学校免费发给学生。

1911年改名为“中法学堂”，1913年（即民国2年）在今西藏南路建校舍。这是一所典型的法国学校建筑，呈法文字母“E”字形，法文词“Ecole”的意思是“学校”，“E”是该词第一个字母。

1946年它改名为“中法中学”，学校校长是马云祥，一位天主教修士，实权却由一位法国天主教神父儒勒掌控。学校的教师中有天主教修士，也有一般的教师，他们均是天主教信徒。学校内的课程安排和其他中学一样，该校只招收男生，学生需交学杂费和书费。

法国天主教教会对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持对立态度，因为罗马梵蒂冈天主教当局是反共的。上海解放后，学校所在的嵩山区党委派遣一名政治课教员吴德琛老师去中法中学教政治课。

吴老师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到学校后团结爱国的师生们，推行爱国爱党教育，建立共青团组织，成立学生会，逐步清除外国教会的影响。

▓ 1949年10月25日，为庆祝中法中学第一届学生会成立，全校举行庆祝大会。作为学生会秘书长，作者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我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学生，还在1949年10月被同学们选为第一届学生会的秘书长。我还记得，10月25日在学校举行大会庆祝第一届学生会成立，我作为秘书长主持了大会，同学生们演出歌唱、舞蹈和民乐演奏等节目，充分表现了新中国青年学生的朝气蓬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面对国民党前政权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治理国家。

1950年2月6日，盘踞在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空军的敌机在上海潜伏特务的配合下，轰炸了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尽管我解放军的高炮部队进行反击，但发电厂一座发电机仍被炸毁，上海一部分地区停电，使老百姓产生了恐慌，社会不安。

人民政府面临巨大困难，如工人失业，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潜伏特务造谣、破坏，对敌斗争激烈。我当时是共青团员，能认清形势，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领导人民克服困难。

毛泽东主席当时提出“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给予全国人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上海市长陈毅在庆祝“五四运动”的大会上向青年人发表了长篇演讲，号召青年人要坚定信心跟党走，要团结起来克服困难。我在会场聆听了陈老总的讲话，心里豁然开朗，信心倍增。

投笔从戎，踏上革命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中旬战况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十分不利，不久首都平壤失陷。“联合国军”司令、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公开叫嚣把战火扩大到中国。中国和朝鲜是近邻，两国边界仅一江之隔，唇亡则齿寒。

朝鲜战况日趋危急，195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举足轻重的决定，决定以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部队到朝鲜境内，对美军、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作战，援助朝鲜人民。

周恩来曾于10月8日偕翻译师哲专程乘机飞往莫斯科，转道黑海海滨休假地会晤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援朝及请求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一事，与斯大林磋商。

斯大林对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的朝鲜形势犹豫不决，对派空军掩护中国军队入朝顾虑重重。鉴此，中共中央在10月13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维护今后世界持久和平都是有利的。

新中国的领导人就是在敌人重兵威胁下，在斯大林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承担起国际主义的义务，毅然决定投入这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部分部队跨过中朝边境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在全国开展。

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之后，全国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参加军干校。

▓ 班内有4名同学经上级批准参军，学校校长和授课老师们在1950年底为欢送参军同学在操场集体合影，4名参军同学胸戴红花。前排左6为作者（穿长袍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1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在中法中学操场上，几百名学生列队集会，尽管是冬季，但天气晴朗，阳光充足。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批大学生来到操场，几位大学生先后上讲台演讲，表达他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赤子之心。

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大学生说：“我虽然眼睛近视，但在战场上我可以用身体拼掉敌人的坦克……”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我和其他同学们一样被这一腔热血深深感动。

在他们的感召下，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走上讲台。我说：“还有半年我将高中毕业，毕业后我想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当一名记者。现在党发出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军干校。今天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也是我们的大哥哥，他们为了保家卫国可以放弃自己的学业，参加军干校，我要向他们学习，报名参加军干校。”我在讲台上慷慨发言，情绪激动，热泪盈眶。

受到我的影响，许多同学争相上台、报名参军。全场气氛热烈、激动，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一场景让我至今难忘。

50年后在北京一次中法中学校友会聚会中，一位来自南京的校友对我说：“你就是谢君桢，50年前在学校操场上，你当时的一席话让我们这批小同学好感动，很钦佩你。”

▓ 1950年年底，经嵩山区党委批准，体检合格后，中法中学共有30多个青年学生参加军干校。校长和教师们为欢送参干同学在操场拍摄集体照留念。第3排左4位作者（戴帽和围巾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我正式报名参加军干校，第一志愿是炮兵，第二志愿是外文。我向在宁波的女朋友袁贞迪去信，告她我将报名参干。她立即回信鼓励我，希望我为国增光。当时全国刚解放，不少老百姓对共产党政权仍持怀疑，她能有这样的觉悟是难能可贵的。我的父母亲虽舍不得儿子参军，但并未阻拦。通过了体检，最后在报上公布的参加军干校的“外文”栏中有我的姓名，我得以光荣参军。

12月31日早上，我告别父母和兄弟姐妹，到嵩山区的一所中学报到。我只带了两件行李，那是一个旅行袋和两床被子，还有一个脸盆。所有本区参加军干校的学生们都在此集合。我们小组共有十几名学生，有的家长送子女来报到。临行前，家长们叮嘱孩子们要保重身体。

只听一声哨子响，我们的领队，也是一位学生高喊“请同学们上车”。年轻的男女参干学生纷纷爬上卡车，接过行李，席地而坐。欢送的人群敲锣打鼓，卡车缓缓起动，参干的学生们齐声高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

当大家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站在街道两旁欢送的家长们都流下了热泪，泪水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他们担心自己的子女可能走上朝鲜战场，不知道将来能否见面。十几辆满载着参干学生的卡车驶向上海火车站北站。

▓ 2002年11月，我和老伴袁贞迪到上海母校——光明中学参观访问。当年我上课的法式楼房作为百年建筑而保留。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我坐在铺盖上，打开了冠生园食品公司送给我们的食品盒，里面有面包、鸡腿、点心和苹果，这就是午餐。食品盒内有一封致参干同学的鼓励信，向年轻的参干同学们致敬，赞扬同学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军事知识，建功立业，为祖国和人民增光。

这一次离开家乡父老，不知何时再回来，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我踏上革命之路，义无反顾。在我离校后不久，学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上海市光明中学”，委派了新校长，法国天主教教会的修士们都离开了。“光明中学”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镶嵌在教学楼的正面上方。

到“外校”一波三折

1951年元旦，上海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外文大队的大、中学生约300人，浩浩荡荡乘火车抵达南京，那里刚下过大雪，天气很冷。南京的海军学校把我们接走，将我们安顿在海军学校营房内住下。

营房高大，中间有一条通道，用木板隔成几大间，每间房内有两张相对着的大通铺，可睡20多人，通铺上铺满厚厚的稻草作为垫子。房间没有门只有窗，还是泥地。有人说这个宿舍可能是由马厩改造的。晚上20几个人挨个挤着睡觉，连翻身也困难。对我们这些刚离开家庭的年轻学生来讲，睡稻草通铺是头一回，这就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开始吧！

▓ 1949年8月15日，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在南京成立。

第二天，海军的同志来告诉我们的领队，说他们接错了，因为我们外文大队和参加海军学校的学生乘同一辆火车到达。这使我们感到惊讶。这么一桩大事，怎么会这么乱！我们两位领队跑到华东军区反映情况，一位负责人接见了他们，答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反映，等有了消息再通知我们。

在等待消息期间，同学们看到报名参加海军的学生都领到并穿上深蓝色海军棉军服，而我们的去向还没有着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过了几天，哈尔滨外语学校派人来南京海军学校要学员，两位领队商量后，决定一部分学生，约100多人，先去哈尔滨，其余的同学继续等待。

又过了几天，华东军区俄文专科学校，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外语培训队把我们留在南京的100多名同学接走了，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大会，编成连队，委任了队长。

该校设在南京市西流湾，校内有一幢三层楼大洋房，还有一排日本式的小平房。据说日伪时期，此处是汉奸周佛海的公馆。女同学住在楼房里，男同学住在日本式平房内，平房里没有床，只有榻榻米铺在地板上，我们就睡在榻榻米上。我们穿上黄色棉军装，还发了一双袜子和津贴费，就算是正式参军当兵了。

从学生到当兵，对我们这些上海学生来说，开始很不习惯。每天清晨，我们要出操，起床、整理内务、洗脸刷牙都有时间限制。吃饭前要集合、唱歌，吃饭时是八个人一桌站着吃饭，不准闲谈。队长吹哨说一声“开动”，大家就吃饭，用餐时间只有20分钟。男同学狼吞虎咽，还能吃饱，女同学细嚼慢咽，那就吃不饱了。晚上按时吹熄灯号，关灯睡觉。

政委有一次在队前训话：“你们来到学校后，学校就‘三挤三让’了，一挤宿舍，二挤茅房，三挤饭堂……”但我觉得学校条件比海军营房好多了。学校负责人还动员我们学习英文，这也许是抗美援朝战争有关：而一部分同学想学俄文，因为俄文当时很吃香。

大概过了十几天，一天上午，政委把我们的领队叫到办公室，笑容满面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一定会高兴的。中央决定调你们这批同学去北京，到北京去学习，怎么样？”两位领队听后当然很高兴。

同学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齐声欢呼。我们在操场集合，政委讲完话后把北京外国语学校派来接我们的杨雄、金锋两同志介绍给大家，同学们热烈鼓掌。

次日，我们就背起背包，爬上卡车，奔向南京车站。一路上同学们高声歌唱：“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抗大”式的学校

1951年1月下旬，我们从南京乘火车过长江北上，在车上坐了两天两夜，终于在一天清晨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

天气很冷，北京外国语学校派教育科长王毓桂来迎接我们。王科长在站前广场向我们致简短欢迎辞后，大卡车就把我们拉到西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

▓ 全班同学在西苑外国语学校教学楼前合影，后排右3为作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北京外国语学校（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创建于1941年。1946年为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设立在张家口，北京和平解放后改名为“外国语学校”，校址设在北京西郊西苑。这里原先是北洋军阀的兵营，有20多幢两层楼房。我校占用10几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使用其余楼房。

北京外国语学校是一所延安“抗战大学”式的革命学校，专门培养外语干部，学校受教育部和外交部双重领导。学员经选拔而入校，包干制待遇，免交一切费用，每年发给两套布制服、一套棉制服，学员每月可领取零用钱旧人民币3.5万元。

校内设俄语、英语、法语、德语四个系，还有政治课教研室。学校的老师有许多是从美、英留学回国的，还有几位来自英、美的外国教师，如英国共产党党员柯鲁克和他的夫人伊莎白、美国教师伯莎女士等。

▓ 我班同学和英文系主任武刚（后排左一）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我们这批上海学生到校后受到老同学的热烈欢迎，校门口挂了大幅标语“到家了，好好休息”。我们先到学校大礼堂，每人领到一副碗筷和一个马扎。碗筷象征着从此以后吃在这里、住在这里，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马扎则用来上课、听报告、学习革命道理。

从山东、浙江、江苏等地来的参干学生已先期到达，他们都穿了黑色棉制服，而我们穿的是黄色军服。校领导召集上海参干学生开了一次动员会，向我们说明，我们已进入一所培养外语干部的学校，脱下军服，换上黑棉制服。当时没有人计较为什么不让我们当军人。

进校后，通过外语考试，大部分同学分到英文系学习，一部分同学分到法、德文系学习。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抗大式”的学校生活。

▓ 1953年1月，我们班全体同学在教学楼前和授课的外国教师伊莎白女士（后排右5）合影，后排右2位作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我被分配到英文系学习，每天清晨6时起床，早自习1小时，7时早餐，8时上课，上午有4节课，中午12时午餐，午休2小时，下午有3节课，晚餐6时，晚上7时半上晚自习，10时熄灯睡觉。一天安排得很紧凑，一般上午学习外文，下午学习政治、语文等。

每班都有教室，上政治课有时到礼堂去听大课。礼堂是教室也是饭厅，吃饭没有桌椅，一大盆菜放在地上，同学们蹲着进餐，干部、老师和学生都一样。

教室、宿舍条件简陋，英文系当时只有两台录音机。我们的大宿舍住四五十人，上下铺。夏天很热，因为有蚊子，必须用蚊帐，而宿舍的屋顶是铁皮的，一整天晒下来，室内温度很高，因此我们在熄灯后不得不待在外边园子里乘凉，然后再钻进蚊帐睡觉。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教师们认真教课，同学们努力学习。

当时学校领导提出的口号是：学好外语，和帝国主义作斗争！除学习外语外，我们还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当时开展的一些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 “大专院校的改造”和“三反” “五反”也都要参加。

我们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每学期要作思想小结，在小组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的教诲在同学们的脑海里扎了根，为我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是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解放牌”青年知识分子。

▓ 1952年北京外国语学校共青团举行团员代表大会，作者（第2排右4）作为团代表和校长刘仲容、党委书记刘柯、外交部机关党委书记杨清华女士（前排右3、右2、和左3）几位领导同志在大会会场合影。

除了紧张的学习外，学校的文娱体育活动也很活跃，夏天我们就到临近学校的颐和园内昆明湖去游泳，冬天在灌水结冰的麦田里滑冰。过年过节学校有聚餐，并举行多项节目的游艺、跳交谊舞等活动。英文系的同学们还演出美国的话剧，同学们既练习英语口语，又活跃了生活。暑假和寒假我们可以回家弹琴。

当时我们坐火车自北京到上海需要三天，因为是学生专列又是慢车，对其他列车都要让道。同学们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互相爱护、照顾，彼此情谊较深。50年以后，我们这批同学仍保持着联系，每年都聚会。

1953年9月初，政治辅导员通知我和其他几名同学去开会。会上，英文系主任武刚同志说：“外交部通知学校派遣22名英文系学生去朝鲜前线当翻译，学校领导决定你们在座的22位同学去朝鲜实习，希望你们好好工作，用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同学们热烈鼓掌，大家心情激动。

系内其他同学们得知此消息后，都很羡慕我们。我虽然不知道到朝鲜做什么工作，但到前线去经受锻炼是有意义的。从此我开始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搏，这也是我参加外交工作的开端。

- end -

文字 | 《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作者 | 谢君桢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