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上了大学_风闻

作者简介   

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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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解放市民游行

（图片来自网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那时我13岁，读小学五年级。我记得同学们学唱的第一首歌中唱道：“天津解放了，人民齐欢笑。再不受蒋匪的压迫，咱们翻身了。商店快开张，学校快开学。你看那工程在复工，工人的热情高……”

解放初期还没有少先队。1950年4月，我加入了少年儿童队。唱的是马思聪先生创作的少儿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就在这一年，我小学毕业，准备考中学。那时天津市只有四所公立中学，即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其中一中和三中是男校，我幸运地考取了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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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三中创建于1901年，原名直隶省中学，又名铃铛阁中学，当时已有50年历史。学校师资队伍实力强，生物、物理、化学实验室设备齐全。后来有好几位老师都调到大学任教去了，生物老师黑延昌后来担任了天津市科普协会主席。我入学时的校长是胡乔木的妹妹、天津市副市长刘秀峰的夫人胡夏青。

三中的学生多为穷家子弟。记得入学后在开学典礼上，老师说三中的学生有“三多”：近视眼多、患肺结核的多、领取助学金的多。我家属城市贫民，所以在三中六年一直领取助学金。初中时每月3元，高中时每月6元。尽管这样，全校的气氛和全国一样热火朝天。同学们努力攻读，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那时同学们课余争相阅读的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日日夜夜》《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保尔·柯察金是大家崇拜的偶像，许多同学都能背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段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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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年龄较大的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军干校。我所在的初一丙班就有两名16岁的同学被军干校录取，走上了抗美援朝第一线。那时每个班都有几名青年团员，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在学习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和他们相比，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但要求自己不严，缺乏积极上进的劲头。

1953年3月15日，斯大林逝世，全校一片悲痛。学校组织大家收听天津市举行的追悼大会，我听见市委书记黄火青在致悼词时失声痛哭。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谈及斯大林逝世，也会流下泪水。一天，我们班的团小组长许骥走上讲台对大家说，为了弥补斯大林同志逝世造成的损失，谁想加入青年团，请举手！我听后无比激动，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和许多同学一起举起了手。

但直到初中毕业我也未能入团。升入三中高中后，许骥同学考入南开中学。一个星期天，我去南开中学看望许骥同学，分别时他送给我一本书，是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团代会上的报告《团结广大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奋勇前进》。我接过许骥送给我的礼物，顿时热泪盈眶，我向他保证一定积极努力，争取早日入团。

几个月后，1954年1月9日，我所在的三中高一（1）班团支部开会，吸收我为青年团团员。那天我激动无比，一夜都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心想从此我便步入了进步青年的行列。高一第二学期，我参加了班委会，担任群众文化委员。高二上学期，担任了班长。

那时，三中和其他中学一样，课余社团活动十分活跃。三中成立有民乐队，和女一中成立有联合舞蹈队，和女二中成立有联合合唱团。高二下学期，学生会通知让我担任和女二中的联合合唱团团长，不再担任班干部。那时，每年暑假团市委和市学联都要在青年宫举行大中学生文艺汇演，我们合唱团曾多次参加演出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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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纪念“一二·九”运动

（图片来自网络）

1955年是“一二·九”运动20周年，团市委召集市一中和女一中联合合唱团、市三中和女二中联合合唱团以及师范学校合唱团一起排练“学生运动大联唱”，由团市委李华德同志任指挥。12月9日当天，天津市在中国大戏院举行“一二·九”纪念大会。我们这个由三个合唱团500人组成的大合唱团在大会上演出了“学生运动大联唱”，并由南开大学诗社的同学配有诗朗诵，受到与会代表热烈欢迎。

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高中便有一些同学申请入党，而且有的班里会有一两名党员。如果说初中时青年团员是大家学习的榜样，那么高中时共产党员就更是身边学习的楷模。

有一位名叫白金禄的同学，不仅入了党，而且被评为天津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参加全市表彰大会后回到学校，胸前佩戴有一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让人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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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作者高中毕业前夕，在天津中国照相馆拍摄的准备参加高考的照片，时年19岁。（图源：《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当时我所在的高三（1）班有两名党员，他们的进步对我触动很大。有一名叫赵宏博的党员同学，是学校团委副书记。他在我们面前处处体现出“老革命”的样子，从不和大家开玩笑，暑假期间也不回家，而是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学习《整风文献》，晚上就睡在课桌上，用两块砖当枕头，好像要给自己补上延安整风这一课。高中毕业前夕，他被调到天津市团委工作。虽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但他愉快地服从分配，认为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

当我得知我们班另一位名叫汪为善同学入党的消息时，心情很不平静。那天我一夜没睡好，心想都在一个班学习，为什么人家就走在了前头，自己却停滞不前？

那时，学校先后有两位专职团委书记，分别是候忠润和王棫森老师。论年龄，他们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都是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但两位书记勤奋学习，忘我工作，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是大家的亲密朋友。他们和几名学生党员一起，成为我心目中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1956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在离开的母校前几天，我把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一位党员同学，请他转给学校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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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作者在天津三中高中毕业时，全班同学合影。（图源：《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每当回忆起中学的六年，心中总不免激动。那时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还很艰苦，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我在母校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接受了党团组织关于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对自己如何度过一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信念，这对后来走上社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外——温馨的母校

1956年夏，我在天津三中高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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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外国语学校校门

（图片来自网络）

八月下旬，北外通知我们一起被录取的十多位天津同学，在某一天上午到天津东站集合，由一位家在天津的高年级同学带领我们乘火车前往北京报到。大约中午十一点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只见学院迎接我们的斯柯达大轿车已等在那里。

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领略着首都的风光，好不兴奋。进入学校大门，许多高年级同学忙跑过来，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引领我们去宿舍。中午走进食堂就餐，刚刚坐下，李棣华副院长便前来看望大家，问我们对伙食有什么意见。那年我十九岁，第一次离开家，不知道新环境会是什么样，但短短几个钟头的所见所闻，使我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只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9月1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时学校没有礼堂，典礼的地点就在食堂，每人都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但气氛既庄严又热烈。典礼结束时，党委副书记走上讲台对大家说，学校的经费还有1500元结余，同学们如需要配眼镜，或有其他需求，尽可以去学生科申请，不要不好意思。会后，我和另一位同学去了学生科，一位姓胡的女老师接待我们。她得知我们想配眼镜后说，先给你们每人五块钱，不够再说。就这样，我俩去了王府井大明眼镜店，每人花七块钱配了眼镜，自己补了两块钱。

1956年的北外只有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四个系，这一年新开设了一个罗马尼亚语班，暂时挂靠在法语系。

全校共有学生700人。我被分到法语系，我们那一届共有4个班，每个班16人，讲授口语、笔语课的老师都是年轻的讲师或助教，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工作极为敬业，讲课十分认真。晚上同学们都在教室里自习，老师就坐在教室门口的长凳上，准备随时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一直到10点钟熄灯睡觉，每周五天，雷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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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国家经济尚不发达，财力有限，但学校仍给法语系聘请了苏联专家。系领导还想方设法为同学们提供开阔眼界的机会。有时放映法语原版电影，老师便事先给同学们详细讲解故事梗概，帮助大家看懂电影。一次，在法国电影《红与黑》中扮演主角于连的演员钱拉·菲利普访华，法语系便请他来和大家见面座谈。那天菲利普为我们朗诵了好几段拉封登寓言，被录下音来，成为同学们练习语音的活教材。

平时学校领导对同学们的生活十分关心。伙食办得很好，每餐三菜一汤，并不断改变花样。每月伙食费为十二元五角。我因家境困难，一直免交伙食费。每周末学校都给同学们放电影，有时还举行舞会。那时受经济条件所限，同学中很少有人穿皮鞋，大家就穿着布鞋翩翩起舞。我记得元旦舞会时，厨师还特意为大家熬了八宝粥，并放了红糖和大枣。冬季专门在校园里开辟了一块像篮球场大小的平地，用泼水的方法打造一个溜冰场，供同学们练习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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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陵水库开工典礼

（图片来自网络）

1958年春，同学们分批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刘仲容院长等校领导专程到工地看望大家，并在腰上系上红绸带，给大家表演了东北二人转《小拜年》，博得同学们热烈掌声。

那时候学校的青年团工作相当活跃。我曾担任过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校团委经常在星期天把全校的团干部送到正义路团中央礼堂，听团市委书记王照华和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作形势报告。

1958年暑假，我还参加了团市委在长山列岛举行的军事野营。当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院领导和同学们一方面意气风发，敢想敢干，但同时也有些头脑发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

我记得学院制定的发展规划中提到要为同学们修建一个“弹簧舞厅”，也有的同学制定的“红专规划”提出自己的外语水平要在三年内赶上某某教授。但我清楚地记得院党委书记刘柯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几十年来我始终用他的这句话来鞭策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的是，我如今已80岁，健康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刘柯书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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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作者在北京外语学院留影，西装上衣是从别的同学那里借的。（图源：《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我就是在这样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愉快的两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北外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外国语大学，规模成数倍扩大，学校从当年只开设5个语种到现在共开设43个语种；在校学生从当年的700人发展到现在的5000多人，另外还有1000多名外国留学生。

几十年中，北外共培养出400多位驻外大使和1000多位参赞。众多北外毕业生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加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我们56届的同学，退休后曾多次聚会，追忆在母校度过的美好时光。令我感动的是，我虽在北外只读了两年（之后又转到北大继续学习），但母校没有把我忘记，每逢校庆等活动，“校友办”都按时通知我参加。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老兵，看到母校的发展壮大，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更为自己是北外的校友感到光荣。

北大三年

1958年暑假末，北外法语系团总支书记米宁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将我和法语系同届的另两位同学一起调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改学越南语，而将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继续学习。

她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要我们转学，只说调去的同学都是“又红又专”的。我虽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虽内心对法语系仍很留恋，不过想到北大是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法语系为我们开了欢送会。我们三人送给母校一个玻璃镜框，上面写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和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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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冬，东语系越语班全体同学在北大西校门前合影。（图源：《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大约9月中旬，我们到北大东语系报道，看见北外英语系也有十多位同学被调到了北大。开学后得知，这次转学是为了落实周总理的一项指示而采取的措施。当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到30个，周总理预见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便指示外交部抓紧培养一批通晓亚非国家语言的翻译干部，准备为中央领导同志做翻译。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分别从北京外语学院、北大东语系、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共抽调了百余名学过两年英语或法语的同学，到北大东语系改学日语、缅甸、阿拉伯语、印尼语、印地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和越南语。之所以调学法语的同学改学越南语，是因为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不少越南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仍能讲法语，掌握了越语和法语，工作起来会更方便。

外交部经同高教部商量，我们这百余人不作为本科生，而统称“高级翻译班”，毕业后一律进入外交部。我所在的越语班共七人，除我们来自北外的三人外，两人来自南京大学外语系，两人来自北大西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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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东语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季羡林教授。系领导对“高级翻译班”十分重视，为我们越语班授课的是两位年轻的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工作十分认真、敬业，和我们打成一片。同学们也都感受到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刻苦学习，早日成材。

我们在北大赶上了“大跃进”、大炼钢铁、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和三年自然灾害，但由于我们是外交部代培的“高级翻译班”，故基本上仍能坚持正常的外语学习。我在北大继续积极争取进步，曾担任东语系学生会副主席、团总支委员和东语系民兵营副营长。1959年“七一”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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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北大校长时期的马寅初

（图片来自网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北大还经历了校内外对马寅初校长“新人口论”的粗暴批判。在巨大政治压力下，马寅初被解除了校长职务，并被撤销了人大常委资格，但马校长拒不屈服，拒绝做任何检讨，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20年后的1979年7月，中央决定为98岁的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承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高教部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马校长这种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是每个北大学子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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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