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利群：邺城遗址出土北齐石塔及相关图像的探讨_风闻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郭城区的北吴庄抢救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各类造像2895件（块），时代主要为东魏北齐时期，另有少量的北魏及隋唐造像。其中一件北齐时期造像塔，造型别致，图像精美，是北朝晚期的石刻造像精品。

一、石塔的形制与图像

该塔为方形底座覆钵式，白石质，残高100.1厘米，分为底座、塔身、覆钵和塔刹四部分，主体基本完整，局部尚存红色彩绘的痕迹。底座宽52、高21.7、厚47.2～54.2厘米，四面分别雕出双狮、香炉、力士、神王和伎乐形象。塔身高约50厘米，四面开龛造像，龛分内外两重，内龛雕在塔心方柱之上，外缘立复合式龛柱。上部为山花蕉叶，浮雕勾旋的线形涡卷图案。覆钵半球形，直径30、高18厘米。塔刹残损，顶端中心有一个小方孔，从断面看或为后期修补形成的槽孔。以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描述石塔四面。

石塔正面  塔身中部方柱内龛为圆拱形，高浮雕结跏趺坐佛，面相浑圆，肉髻扁平，双耳垂肩，身着袒右袈裟，下摆覆搭座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在左膝上挽持袈裟衣角。莲座半圆形，束腰，上部素面，下部雕出短厚的仰莲瓣。莲座前有两身跪姿供养人，左像头部残，侧身胡跪，双手合十，右像仅存膝部以下。外龛呈双树缠绕状，树干底部为山石形，外侧雕出覆莲础多棱柱，柱顶刻摩尼宝珠。树干内侧浮雕二胁侍菩萨，头戴三叶式冠，宝缯垂肩，面相较圆，上身半裸，一手屈至胸前，一手置腹侧，下身着贴体长裙，披帛缠肩绕臂下垂，跣足立于长茎莲台上。坐佛上方龛楣为交织的树冠，有六瓣式花朵，中心托半球形花蕊。树冠下有四身飞天，面容姣好，发式中分，体态轻盈，双手在胸前持宝珠状物。其上为山花蕉叶和覆钵，覆钵上墨书“王通”二字，疑为后代补写。方形底座正面雕出双狮香炉及力士形象。香炉结构复杂，中部为莲瓣支托博山式炉身，两侧陪衬翻卷的荷叶、莲蕾及半开的花朵。双狮面向中央，头微偏向外侧，右狮颈部鬃毛蓬张，双狮均竖耳，呲牙，尾部上扬，作侧身蹲踞状。二力士面相方圆，头戴冠，宝缯垂于肘下，身着圆领直襟短袍，肩披帛，腰束带，下身着裤褶，一手在身侧握持曲节棍状物。力士与狮子之间各有一个方槽，其内尚存锈蚀的铁榫（图一；图二）。

石塔右侧面  塔身内龛呈帷帐形，主尊结跏趺坐，身穿袒右袈裟，内着僧祇支，面相、服饰同正面龛像。双臂前端均残，右前臂处有修补形成的槽孔。仰覆莲座，上部为大型单瓣，下部为宝装复瓣。两侧各有一身卧狮，侧身昂首，屈肢作卧伏状。外龛双树及多棱柱同前，内侧为二胁侍菩萨。坐佛上方残存缠绕的枝桠，其下四身飞天，头梳双髻，披帛飘扬，双手在腹前捧持摩尼宝珠。塔身上端山花蕉叶与覆钵同前述。底座中部为香炉、力士，香炉为莲花式，两侧陪衬荷叶、莲蕾，下有半身裸体童子托举。力士均头戴冠，面目粗犷，上身半裸，肩披帛，腰束带，一手侧举至胸前或肩侧，一手置腰间，下着裙裤，身躯侧扭，跣足而立。力士两侧各开一个小尖楣龛，内雕两身神王。右侧为风神王，长发斜吹向一侧，身穿圆领直襟袍服，腰部束带，脚着短靴，双手在腹前抱持风袋，交足坐。左侧神王头戴三叶形冠，缯带下垂，服饰、姿势同右侧神王，左手抚膝侧，右手在腹前捧持宝珠状物（图三；图四）。

石塔背面  塔身内龛呈圆拱形，龛内结跏趺坐佛面相、服饰、姿势同前。右手前端残，可见修补形成的槽孔。莲座类似正面像座，半圆形，束腰，上部素面，下部为大单瓣仰覆莲样式，莲瓣为红色彩绘，边缘以粗墨线勾勒。莲座前有两身舒腿坐像，右像残半，仅辨坐姿；左像完整，为童子形象，面容俊秀，一手抚膝，一手置于足下，身部未见衣饰痕，似为裸体。外龛树干、多棱龛柱同前，内侧为二胁侍菩萨。上缘破坏较为严重，花树无存。内龛上方四身飞天面相、服饰接近正面龛像中的飞天，外侧两身飞天在胸前捧珠饰，内侧两身飞天共同托持一件摩尼宝珠。底座并列四个尖楣小龛，其内各雕一身神王，均着圆领直襟袍服，腰束带，足蹬短靴，舒腿坐姿。右一为河神王，头戴宝冠，左手抚膝，右手在肩后托大鱼。右二为象神王，长鼻，双牙，象首，一手抚膝，一手托鼻。右三为狮子神王，头戴狮头帽。右四神王残损严重。中间两小龛外侧各有一个纵长方形槽孔，内有锈蚀的铁榫，与石塔底座正面槽孔相似（图五；图六）。

石塔左侧面  塔身内龛为帷帐形，主尊为结跏趺坐菩萨，头戴矮冠，面容圆润，宝缯垂至肘下，披帛在腹部交叉，右手上举，前端残，左手在腹前作与愿印。像座为半圆形束腰须弥座，两层叠涩，光素无纹。座前两身卧狮，屈卧作趴伏状。外龛树干及多棱柱中部残，内侧为胁侍弟子。外龛上部为缠绕的树干，树冠略呈弧边三角形，内有摩尼珠形图案。树冠下六身飞天，面容、发型、服饰同正面龛像，中央两身托举舍利塔，两侧四身各在胸前捧物。底座中部为莲花香炉，下有蹲坐状半裸童子托举。香炉两侧各有一身供养比丘。右比丘面部略残，身着袒右式僧服，双手在腹前持圆筒状物，跣足而立。左比丘仅存头与足部。底座外侧有两个尖楣小龛，内雕伎乐，均头戴三叶形冠，身穿圆领袍服，腰束带，足着靴，与神王装束一致，右像手握横笛，左像手持排箫作吹奏状（图七；图八）。

二、石塔的时代与造型特征

汉末以来的中国早期佛塔的图像和实物大体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保留较多印度风格的覆钵式塔，如龟兹石窟壁画中的方塔及河西地区的北凉石塔；二为结合中国高台建筑和印度塔刹结构的楼阁式塔，如四川什邡东汉画像砖上的佛塔、北魏曹天度造塔及云冈石窟中大量的楼阁式塔。

北吴庄出土的这件石塔属于具有西域风格的单层覆钵塔，中原地区类似的浮雕图像最早见于云冈二期石窟。塔中坐像时代特征明确，三尊坐佛均面相圆润，肉髻扁平，身着薄软贴体的袒右袈裟，下裾较短，搭覆座上，此为公元6世纪中期受笈多文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典型的北齐新样式佛像。以缠绕的双树构成外龛的造型最早见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公元6世纪前半期的石造四面像，北齐以来这种造型成为邺城地区“龙树背龛”式造像的基本构图特征。石塔正面底座上鬃毛蓬张的狮子及左侧菩萨披帛在腹部交叉的特点也正是东魏晚期造像要素在北齐初年的延续，故北吴庄出土的这件石塔时代当在北齐较早阶段。

与北魏时期流行楼阁式塔不同，东魏北齐时期的邺下多见印度文化因素较多的覆钵塔。这一时期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发现的背屏式造像上方普遍有此类单层覆钵塔，河北邺城、山东青州等地出土的造像中表现尤为显著，另在河北曲阳、景县、邢台，山西太原及河南地区的东魏北齐造像中也常见。最具特色的是南、北响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部分洞窟外立面呈覆钵塔形。北响堂山石窟北洞和南响堂山1号窟壁面还浮雕多座单层覆钵塔，其中北响堂山北洞两侧壁和后壁16座覆钵塔的普遍特征是下有基座，塔身开龛造像，龛形呈帷帐式，龛楣饰变形忍冬纹，两侧雕出束莲柱，上部为宝珠式的山花蕉叶及半球形覆钵。塔刹分三股，上饰摩尼宝珠（图九）。南响堂山1号窟左壁后端覆钵塔的龛形装饰及塔刹细部与前者略有区别，但塔的样式及造型特征（图一〇）均与北吴庄出土石塔相近。形制类似且有明确纪年的实例是宝山灵泉寺道凭石塔，现存一对，造型相同，均为单层方形石塔，由基座、塔身、覆钵和塔刹构成。西塔通高146厘米，方形基座分为两层，底宽115厘米，塔身高45厘米，正面开龛，尖拱楣，两侧立龛柱。龛右侧竖刻“大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三月十七日”，龛上方横刻“宝山寺大论师凭法师烧身塔”。上部为勾旋卷叶式的山花蕉叶，平圆覆钵，其上为倒梯形平头和三重相轮，塔尖为宝珠形（图一一）。在灵泉寺周边的宝山和岚峰山崖壁上现存大量隋唐时期浮雕的僧尼灰身塔，其中单层覆钵式塔约有一百余处，占绝大多数，这些塔应该是受了道凭石塔及北朝晚期末法思想的影响。另外，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北周至隋境内，亦曾出土多件小型的单层方形石塔，时代明确的有日本滨松美术馆藏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石塔、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石塔、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石塔、东京艺术大学藏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石塔等。虽然上述北周至隋代石塔与北吴庄北齐石塔同属单层覆钵式塔，但二者的造像样式迥然不同。前者主尊多身着褒衣博带式或垂领式袈裟，衣摆下悬座下；尚属承袭北魏晚期传统的西魏北周造像形式，而后者则均为身着薄软贴体袒右袈裟的北齐新样式佛像。

覆钵式塔源于古印度本土，今北印度的桑奇大塔、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大塔、西印度早期石窟寺中的佛塔，以及公元3世纪之前犍陀罗地区的布特卡拉、塞杜沙里夫佛寺的佛塔等都是以硕大的半球状覆钵为主要特征。而方形底座、塔身开龛的覆钵塔则是在公元4世纪以后的中亚及新疆地区较为常见，如克孜尔石窟第7、17、38、80、107A、205窟等中心柱窟甬道及主室券顶壁画中的单层塔，其造型明显偏重于塔身的龛像而非覆钵，究其根源，似与公元1世纪之后以佛像为代表的圣像崇拜逐渐取代了早期对圣迹、圣物的崇拜有关。邺城地区北朝晚期的单层塔与龟兹地区流行的塔型近似，无论是北吴庄出土的北齐石塔、南北响堂山的塔形窟龛，亦或是灵泉寺灰身塔，三者功能上虽有不同，但形制和造型特征具有明显的时代共性，此类极具特色的单层覆钵塔及新样式佛像的流行，当与北朝晚期与西域的广泛交流以及北齐皇室的西胡化倾向有一定的关联。

三、三佛一菩萨的图像意义

东晋十六国以降，因政治分野、文化传统及僧团邑社等多方面的因素，佛教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日渐显著，南方偏尚玄学义理，而北方特重禅修实践。西起敦煌与河西陇东石窟，东迄云冈、龙门石窟，洞窟造像中的三佛通常是与禅修密切相关的过去（定光、燃灯或迦叶）、现在（释迦）和未来（弥勒）三世诸佛。自北魏孝文帝改制以来，北方义学日渐繁盛，至北朝晚期和隋代初年，随着佛学思想的发展和崇拜对象的多元化，邺城石窟造像的题材也有了一定的演变。三佛组合除继承北魏以来的纵三世佛外，还出现了包含卢舍那、无量寿（阿弥陀）在内的新式组合。如邺城北吴庄出土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仵兴造像塔，三面开龛造像，正面龛像结跏趺坐，左龛佛立姿，右龛佛倚坐，均作施无畏印，背面题刻“大魏永安二年八月六日，清信士仵兴仰为亡妣敬造释迦、定光、无量寿三身像，愿令亡妣托生净土……”。安阳小南海石窟现存东、西、中三个洞窟，大小相仿，形制、题材相近，开凿于公元6世纪中期的北齐天保年间。中窟内三壁雕造三佛，正壁由壁面浮雕的“舍身闻偈”故事可判断为释迦佛。东壁主尊为弥勒佛，壁面浮雕弥勒兜率天说法图，弥勒居中作说法状，周边围绕闻法天人，旁有题刻“弥勒为天众说法时”。西壁主尊为阿弥陀佛，壁面浮雕楼阁、树木、莲花、水池，旁边的“七宝宝树”、“五百宝楼”、“八功德水”及九品往生的题刻出自《观无量寿佛经》的十六观。东、西两窟的雕刻题材及布局方式与中窟类似，均为东壁浮雕弥勒说法图，西壁浮雕十六观图像。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开窟题记中明确提及“大隋开皇九年己酉岁敬造……卢舍那世尊一龛，阿弥陀世尊一龛，弥勒世尊一龛”，反映了华严、法华和净土等多种佛学思想在邺下的融合。

从造像铭及摩崖题刻方面来看，北朝末年中原北方东部地区最常见的是释迦、弥勒和阿弥陀三尊组合。除小南海石窟外，实例还见于河南襄城县孙庄村出土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张伏惠造像碑和河南浚县酸枣庙村佛时寺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造像碑，根据铭文可确认两碑正面从上至下的三龛内依次雕刻弥勒、释迦和阿弥陀（或无量寿）。山东邹县岗山摩崖石刻上也发现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大字题刻的释迦文佛、弥勒尊佛和阿弥陀佛名号。

确认北吴庄出土北齐石塔三佛一菩萨的神格并无明确的证据。需要注意的是，邺城地区北魏以来出现的三佛造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纵三世佛，释迦、弥勒、阿弥陀或卢舍那、弥勒和阿弥陀几类组合中都包含弥勒图像，且多为表现弥勒下生成佛的形象，因此该石塔上三佛一菩萨组合中的菩萨像基本可以排除弥勒菩萨。佛教自东传中土至南北朝时期，以菩萨造型为主要尊像的主要是释迦菩萨、弥勒菩萨和观世音菩萨，释迦菩萨多以半跏坐思惟太子像示人，弥勒菩萨则以表现上生兜率天宫的交足坐姿为主要特征，犍陀罗、新疆、河西乃至中原北方及南方各地基本遵循这一规律。其他如文殊、普贤和大势至菩萨只是出现在特定的维摩变或西方净土等图像中，鲜以独立的尊格存在。惟有观世音菩萨，随着法华经典，特别是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风靡中土，公元5世纪晚期以后，成为北方僧尼和平民造像最重要的题材。而东魏北齐时期盛行的救难渡厄、消除诸苦的《高王观世音经》更将观音崇拜在民间推向顶峰，统计邺城遗址和曲阳修德寺等地出土的大量造像题记，主尊为观世音的造像在北朝晚期各种题材中已明显居于首位。北吴庄石塔上的菩萨是较为少见的结跏趺坐，目前发现各类有题记的观世音造像虽以立姿为主，但在早期文献中亦不乏结跏趺坐的记载，如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载“见观世音菩萨住山西阿，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欎茂地草柔软，结跏趺坐金刚宝座。无量菩萨恭敬围绕，而为演说大慈悲经，普摄众生”。刘宋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载“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过中夜分明相出时。观世音菩萨于七宝菩提树下，结加趺坐成等正觉”。故北吴庄出土北齐石塔上结跏趺坐的菩萨或为观世音菩萨。《金石萃编》收录了与之时代相近的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圣母寺造像碑，其南、北、西、东四面分别雕造释迦、弥勒、无量寿和观世音四尊。以上材料均为探讨北吴庄出土北齐石塔三佛一菩萨的题材属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邺城地区神王像的组合及意义

北吴庄北齐石塔基座上的神王形象是这一时期邺城流行的造像题材。神王是早期佛教经典中记载的护法，通常成组雕刻在石窟壁面底部、中心柱基坛及背屏式造像基座上，西起河西，东至河北，十六国、北魏至东魏北齐时期均有类似形象发现。另有一类大型神王雕造于石窟窟门两侧，亦多见于北朝晚期邺城地区。

佛经中有关神王的名称和组合各异，但均以天、地、海、河、山、树、火、风、鸟、狮、龙、象等自然神为主，实物则以美国波士顿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Isabella Steward Gardner）藏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骆子宽造释迦像为代表。该像底座雕刻十身神王，背面四身，两侧面各三身，均上身半裸，肩披帛，舒腿或交足坐。根据榜题，依右旋顺序可确认分别为龙神王（龙头）、风神王（飘发，手持风袋）、珠神王（口吐联珠）、火神王（焰发，手持火炬）、树神王（右手扶树）、山神王（坐靠山石）、河神王（双肩负鱼）、象神王（长鼻兽首）、鸟神王（尖喙鸟首）和狮子神王（狮头帽）。有关神王的探讨始见于20世纪初以来的欧美学者著述，近年国内许多学者就神王像的起源、名称、分布区域、经典出处和造型特点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邺城地区是东魏北齐时期神王造像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其周边比较重要的石窟寺普遍发现过神王形象（表一），而在邺城及京畿地区历年出土的造像中涉及神王的数量甚多（表二；图一二至图二二）。

图一五　东魏武定五年弄女造弥勒像底座左侧面神王

邺城地区北朝晚期神王像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主要雕凿于石窟壁面底部、中心柱基坛或造像底座之上，东魏晚期开始较多出现，北齐时数量最多，隋以后有少量发现。神王多刻在带龛柱的尖楣小龛内，少数无龛，个别一龛双像。足蹬短靴、具甲装的服饰颇具特色，从面容、发型、服饰、姿势分析应来源于中亚或西亚的人物形象。各神王排序无明显规律，组合也没有固定数量，有六身、八身、九身、十身和十二身组合，以八身和六身组合较为普遍。风、火、山、树、河、珠、鸟、象、龙及狮子神王俱有，其类型和特征均未超出骆子宽造像十神王的范畴，只是多见一类单持一枚摩尼宝珠的神王，有时与口吐联珠的神王同时出现。

中国本土的神王形象可上溯到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北魏建都洛阳时期初步成型，但极度盛行于北朝晚期的邺城周边区域，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末法思想有关。末法之概念由来已久，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一些著名经典中均有相关论述，也见于同时期的北凉石塔上的题记。如酒泉出土白双□塔发愿文载“凉故大沮渠缘禾三年岁次甲戌（公元434年）七月上旬，清信士白双□自惟薄福，生值末法，波流苦深，……即于山岩步负斯石，起灵塔尊一窟，形容端严”。程段儿石塔发愿文则提到“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公元436年）六月中旬，程段儿自惟薄福，生值末世，不观佛典，自竭为父母合家立此石塔形象，愿以此福，成无上道”。由是可见，末法思想此时已在河西地区流传，并影响到了普通信徒的行为，与此对应的是北凉石塔上也出现了最早的神王形象。

在北朝晚期的邺下，末法思想甚嚣尘上，北齐那连提离耶舍在邺城翻译的《大集经·月藏分》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三论宗的吉藏，三阶教的信行，净土宗的道绰、善导等人皆以此经为据讲述末法思想，今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内外尚存该经的《分布阎浮提品》和《法灭尽品》。北齐高僧慧思对末法思想进行了系统归纳，在其自传体的《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详细论述了正、像、末时代的划分，以及末法时期佛法衰亡、世间恶行等种种现象，表达了造经护法的强烈愿望。而出身邺下的信行、僧邕创立的三阶教更是将末法思想发展至登峰造极。

末法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佛法衰败，众恶泛滥，邪魔外道破坏佛法，毁经灭像，摧残信众。为使佛法不灭，经典永存，中原北方地区在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的佛教摩崖刻经，形成了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地区和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两大刻经密集分布区域。原本就属于护法性质的神王在末法思潮风行的时代更被赋予了降魔除灾、愍济众生的内涵。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灌顶经》载：“我法既灭，末世之中。鬼魔乱起，行诸邪恶，娆恼人民。……为说无上灌顶章句大神王名字，守护万姓故。使得安隐，离诸危厄，度于邪恶。使诸魔鬼，不得作害”。佚名的《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载诸天神王闻佛说法而立誓护持三宝，令法界众生安住佛法，“时会中有天神王、地神王、海神王、河神王、山神王、树神王、风神王、火神王、诸鬼神王等，从坐而起白佛言：‘世尊，我等诸神王在所佐护受持此经之人并及供养受持经人。弟子常为此人不使见恶，所求如意。其人行来，我等常送不令恐怖，亦复不使恶人恶鬼横害。其人所须之物，我等冥会使之自然。而得生之处，常与明师相遇，永离愚钝’”。

齐隋之际邺下名僧灵裕开凿的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窟门两侧镌刻两身高大的护法神王立像，均身披甲胄，手持长剑和三股叉，侧上分别题刻“那罗延神王”和“迦毗罗神王”。两神王均颔首屈颈，面容悲戚，正合文献所载“面别镌法灭之相”。

时至唐代，神王造像实物无存，但各类文献中仍有不少记载，其意义亦涉及守护佛法，如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载：“其坛相状，下之二重以石砌累，如须弥山王形。上下安色道，四面坛身并列龛窟，窟内安诸神王。……戒坛周围布列神影者，表护持久固之相也”。《律相感通录》中戒坛基座上也有类似记载：“祇垣一寺，顿结三坛。两居佛院，唯佛所登……。僧院一坛，为受具者。庄严列窟，如须弥座。神王石柱，守护不亏”。陀罗尼经也记录了造像底座上绘出的神王形象：“其像座下，画作香炉供养之具。其供养具左右两厢，各画布置八神王像。其神王色，青黄赤白各为一色，面作威怒。一一神王，各着五色金银细甲。各执器仗，威严而立五色石上”。从上述文献可知，至唐代，神王像依旧安置在建筑物基坛或造像底座的小龛之中，身具甲装的服饰与守护佛法的功能与北朝晚期一脉相承。

五、结语

北吴庄出土石塔为北朝晚期邺下流行的单层覆钵式塔，主尊是北齐天保年间以来出现的新样式佛像，菩萨有东魏晚期至北齐初年特征，龛型是典型的北齐镂孔透雕双树背龛，时代应属北齐较早阶段，是北齐与西域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实例。考虑到北朝晚期邺下流行的三佛及观世音信仰，参考同时期的造像题刻，石塔四面造像组合或与释迦、弥勒、阿弥陀和观世音有一定联系。北齐石塔基座上的神王像是邺城地区东魏北齐时期极为常见的护法形象，服饰、姿势特点鲜明，组合方式多样，以八身和六身最为普遍，其流布与北朝晚期盛行的末护思想关系密切。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中古国家大寺及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编号为19VJX06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