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有人为了中国的未来，选择永远留在了黑暗中_风闻

　　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我愿意去直面黑暗

　　1927年4月26日，距离李大钊被执行绞刑还有38小时。

　　李大钊在监狱中平静地等待自己的命运，此时一场暗流汹涌的激烈风暴正在席卷全国，这间小小的牢房正是它的风暴中心。

　　两个星期前的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信号，受蒋介石指挥的帮派分子，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工人纠察队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强行缴械，伤亡30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此之前的4月6日，受张作霖指派，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三百多人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五十多人被捕入狱，包括李大钊和他的家人。

　　实际上，李大钊的被捕与遇害，背后一直都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身影。

　　据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回忆，“法国人想知道苏联在中国搞的什么？除了李大钊外在国际上搞什么？”法国人联系了日本使馆，法日公使密告张作霖。

　　但是因为《辛丑条约》的规定，当时中国军警不能进入东交民巷，更别说搜查苏联大使馆。

　　1927年4月4日，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因为苏联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

　　正如苏联《真理报》所说，“在监狱里杀害战士、学者和人道主义者李大钊及其许多同志的真正罪魁，与其说是奉天傀儡，不如说是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分子。”

　　现在李大钊落到了张作霖手中，杀与不杀全凭他一句话，只是这个决定实在不是那么好下的。就像电影《革命者》里张学良对张作霖说的那样：他们这是把您架在火上烤。

　　因为李大钊身份特殊，同时还是北大教授著名教授，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极大，所以他的被捕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大钊被捕当晚，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召开会议，讨论营救方法。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委派的代表拜访张学良，提出“李大钊系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并要求释放其妻子女儿。12日，北京25所大学校长召集会议，决定发表书面声明，“希望奉系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

　　在最开始，张作霖也确实没有下定决心，根据《世界日报》当时的报道，在逮捕李大钊之后，张作霖连夜在顺承郡王府召开紧急会议，“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

　　但是张作霖同样明白，李大钊不能放，“别看他只有一张嘴皮子、一根笔杆子”，但“这个人留不得。”

　　举棋不定的张作霖给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拍电报，“在使馆界内捕获著名共产党员首领李大钊”，“倘有意见，可即电告”。

　　结果，6名军阀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在影片中，张作霖桌子上摆着一个天平，一边放着社会各界的请愿书，一边则是各派军阀的回电，现在，天平的两端达成了脆弱的平衡。

　　但是狱中的李大钊不知道这些围绕着他展开的激烈争论，在酷刑折磨之下，他正用血迹斑斑的双手整理自己的《狱中自述》。

　　他还不知道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在影片中，他面对审讯者唯一一次情绪崩溃，就是得知自己无数亲密的战友和同志被肆意拘捕、屠杀的时候。

　　在自己的《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为同志的牺牲而痛苦

　　直到4月28日当天，张作霖还没有拿定主意，4月28日出版的《世界日报》称，“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

　　结果就在上午10点，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立即执行。

　　影响天平最终平衡的，还是一封电报。

　　4月29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称：“……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党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

　　在同一天，《晨报》的文章中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前晚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这个神秘的“要人”，在第二天就被揭穿了身份。

　　4月30日的《民国日报》报道称：“……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不仅如此，为了证明消息的可靠性，这篇报道还特地提到了之前《晨报》的文章，“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

　　最后这封电报，就是蒋介石拍来的。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革命者》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非常有意思。

　　在影片中，蒋介石在最终签署这封电报之前，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李大钊的情景。当时的李大钊前往孙中山府邸拜访，被蒋介石拦在门外，蒋介石满怀敌意地对李大钊说：“如果你是姓布的（布尔什维克），我不希望你接近总理。”

　　李大钊很风趣地要跟蒋介石打个赌：“我今天很有自信，你们的总理也会赞成我的理念。”

　　蒋介石很自信地回应：“你赢不了。”

　　这场赌约的胜负很快就见了分晓。

　　1924年1月20日，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

　　**▲**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和李大钊步入会场

　　不知道当时在台下观看的蒋介石，是否已经在心中埋下了四一二的种子。在签署电报的时候，他是否会觉得，最终还是自己取得了胜利？

　　只不过，当时在台下的还有另一个年轻人——毛泽东。

　　李大钊是一个盗火者，是一个领路人，他想要为民族、为国家、为年轻人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他在年轻人身上寄托了自己最强烈的希望。正是这种对年轻的期望，让他毫无保留地帮助一个来自湖南乡下的穷学生。

　　1949年，当毛泽东重返北京的时候，还依然忘不了30年前的情景：“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到最后，胜利的人依然还是李大钊。就像李大钊对家人说的：“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李大钊身处中国最黑暗、最痛苦的时代，他生在黑暗中，却一心要寻找光明，他的一生太过复杂，在历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

　　为此，《革命者》非常罕见地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方式，用李大钊一个人穿起了整个1912-1927年间云谲波诡、风狂雨横的历史进程，从1919年的《北京市民宣言》、1924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1925年的“五卅”大罢工、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一直到他1927年英勇牺牲。

　　这种表现手法，让影片在历史厚重之外，多了一层传奇色彩与史诗沧桑。

　　影片中不仅有党的早期革命者、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的妻儿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创造了庆子、徐三、阿晨等虚构角色，展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觉醒与抗争。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没有把李大钊塑造成冰冷的符号，这种塑造不仅体现在对李大钊生活的刻画上，更体现在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与探索者，理念上的进步与转变。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所以，当看到满地痛哭哀号的学生追问自己怎么办时，李大钊也会有迷茫和怀疑。

　　中国的现实让他意识到，抗争是唯一的出路。而学生们的牺牲和追问让他意识到，只有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枪。

　　这份鲜明的刻画，来自剧组的不懈努力。

　　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生动的李大钊，主创团队深入李大钊的故乡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采访采风，向李大钊研究会反复请教，调集数千万字的文献资料，查阅了数万份图片档案资料。

　　正是这样的努力，才获得了李大钊孙子李建生的认可，“这是第一次，而且很成功。这个电影不容易，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感谢大家。”

　　历史本身已经足够惊心动魄，如何将这种惊心动魄呈现出来，是很多电影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主旋律电影和最新的商业片手法、技术发展、美术风格并不矛盾，在这方面，《革命者》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影片采用了大量跳剪、闪回以及转场特效，还有意象化的表达，让主旋律电影多了一种商业大片的质感。

　　而一个电影用心与否，往往体现在细节中，《革命者》这种质感还体现在电影的场地和道具的用心程度。

　　因为采用非线性叙述，《革命者》需要在不同年代的不同场景之间频繁切换，包括租界、校园、街道甚至煤矿，这么多场景基本等于再造一个20世纪20年代，一旦场景不到位很容易让观众出戏。但在观影过程中，观众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剧情和角色的命运之上，不同的场景成了故事发展最完美的背景。

　　**▲**不突兀就是布景最大的成功

　　不止如此，影片的美术风格、配乐、音效在足够优秀的基础上，同样做到了令人耳目一新。

　　制作者“希望这部电影能形成一种新的电影美学，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他们确实做到了。

　　张颂文说，希望通过自己对李大钊的演绎，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那段岁月，理解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从影片最终呈现效果来看，《革命者》在这两点上都已经取得了成功。

　　在影片最后，李大钊说自己是站在黑暗和光明交锋处的人，“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愿意直面黑暗。”

　　除了李大钊，还有很多为了国家和孩子的光明未来选择牺牲，永远留在黑暗中的先驱：瞿秋白、方志敏、罗亦农、恽代英、赵世炎、彭湃、杨殷、陈延年、陈乔年、林育南、杨匏安……

　　努力用荧幕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迹呈现在观众面前，是中国电影人新时代的责任和义务。

　　而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这些人的牺牲。当年他们，以及无数未曾留下名字的先烈，义无反顾地投身黑暗之中，正是为了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平凡又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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