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印度官方对1962年战争的总结与反思_风闻

作者：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1年 第3期

印度在 1962 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以下也称"1962 年战争"）中完败，对其政治、军事、外交、国民心理、思维方式，特别是对中国的印象和认知，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人特别是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既无奈地接受了在战场完败的结局，又产生了一种浓厚而低沉的非理性阴影。此种非理性阴影不但增加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困难，使边界争端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健康发展最大的因素，构成了近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小动作不断的深层动因， 也是印度在面临边界危机时其国内对华一致强硬的"政治正确"的注脚。无论从历史看，还是就现实而言，梳理和归纳印度人对 1962 年战争的总结和反思并加以分析，既可以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也有助于我们客观分析、理性看待印度在广泛涉华议题上强硬、竞争、和缓、合作、纠缠、阻遏等各种做法交互或同时登场的内在原因。梳理印度官方对 1962 年战争的总结和反思，两份印度秘密文件布鲁克斯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和《1962 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不可或缺。本文将主要依据这两份印度军方的秘密文件，加上相关英国档案及其他资料，从几个方面就印度官方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做一简要总结和评析。

一、战争起因和责任

印度把中印爆发 1962 年边界战争的起因和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国。《1962 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以下简称 《历史》）说，印中两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一直存续"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友好关系，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后才显露不和端倪，主要原因是中国修建新藏公路，特别是西藏平叛及达赖喇嘛出逃印度。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解放西藏时，“印度的政治领袖们就已意识到一个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中国最终将对民主且热爱和平的印度构成安全威胁”，从根本上说，1962 年战争"源于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对西藏的占领"，而中印两国军队近在咫尺的对峙导致摩擦频发，进而酿成了那场以印度的惨败而告终的大冲突。1962年12月 18 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备忘录也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把1950—1951 年中国解放西藏作为中印争端的起点。1963 年1月1日，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复信中称，印度热爱和平， “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更热情地致力于和平与和平方式"了，但他不忘强词夺理，硬说 1947 年英国放弃在印度的统治时，印度"在那时自然存在的边界就已经变成自由、独立的印度的边界了”。《历史》抱怨 1954 年印度虽然很不情愿地"通过一纸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境问题上获得任何补偿"，中国"以恶报善"让印度深感失望。《历史》承认印度政府为出逃的达赖喇嘛提供庇护，“使得中国开始怀疑印度的最终意图”。

中国于1962 年 10 月 20 日对印度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后，尼赫鲁在 10 月 22 日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责中国"以怨报德，甚至走到了发动进攻侵占我国神圣领土的地步"。在中国军队发起第二阶段反击战后，尼赫鲁在 11 月14 日给周恩来的信中仍坚称中方提出的 1959 年 11月7 日实际控制线"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对麦克马洪线的画法"从来没有提出过疑问"。

对于1962 年 10 月中国发起的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印度认为中国是一步步扩大的。尼赫鲁称中国在 1962 年9月8 日发起了进攻，在几次试探性攻击行动之后，终于在 10 月20 日发起了"精心准备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历史》认为，中国发起自卫反击作战的时间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特意趁古巴导弹危机而为之——美国于 1962 年 10 月 20 日开始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就在同一天，中国对印度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故"据此推断，中国似乎是有意把进攻时间安排到与古巴导弹危机同时进行"，因为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忙于你死我活的争斗时，“中国人便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印度发动进攻了，不用担心美苏会插手”。

对于中国方面解释的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原因及其在边界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印度不但予以全然否定，还倒打一耙。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于1962 年 11 月 27 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在 1962 年 11月 21日的声明中关于导致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事实经过的叙述"完全是歪曲事实"，“事实上，是中国政府在 1957年侵入印度领土，又于两年之后对印度大片地区提出要求，才制造了边界问题，在此之前并无边界问题”。印方认为，1962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军队发动了"无耻的大规模侵略"，“正是中国政府连续不断的侵略活动，终于发展成为最近的大规模进攻，使迄今一直集中力量于和平建设的印度政府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利用友邦供应武器和装备的援助来加强防御地位，以保卫印度的领土完整，对付中国公开、无耻的入侵。”

二、印度战败的原因

通过对《服报告》和《历史》这两个印度最重要的秘密文件及英国的解密档案进行解读和梳理，可以归纳出印度对 1962 年战败的原因做的正面和侧面的总结和评论。两个文件除了对最高层（尼赫鲁及军方最高层） 的责任少有置评外，在其他方面均有详略和深浅不一的说法。由于出自军方之手，故对军事方面（ 尤其是陆军）的原因的挖掘算得上细、深、广，对军方与政府有关部内的关系也有所涉及，两份文件可谓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印度官方对那场战争最专业、最认真的总结。在印方看来，印度在 1962 年战争中战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形势判断有误

印度官方文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印度对中印边界争端从冲突发展到大规模战争缺乏预判，但实际上得出了战前对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击严重误判的释读。《报告》和《历史》都认为，印度高层盲目乐观地实施和推进"前进政策"，对中国可能的反应不予重视，故也缺乏客观评估。《历史》指出，1954 年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后，印度政府当时便认为，“由于印度的和平政策以及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事态不会恶化”，军方高层当时也认为中印边境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解决。印度政府之所以出台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是由于政治领导层坚信，中印边境可能偶发小规模孤立、零星的冲突，但中方不会将之升级为战争，因为如果双方发生战争，就有可能升级为全球性战争，因此中国方面会保持克制。印度情报部内认为，推行"前进政策"主要依据的是一个基本假定∶ 中国军队即便有能力也"不大可能使用武力对付"印军的任何一个哨所。 《报告》认为，印方推进"前进政策"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 “更多地依赖于中国不会反击而不是印度自身的力量”，甚至在 1962年9月 22 日（距中国开始自卫反击作战不到一个月）举行的国防部会议上，军方高层多数人还"认为中国人不会有重大反应"，而外交部长更是凭空主观认为中国"不会有任何反应，至多会夺取一两个哨所"。

从国家安全层面看，印度当时重点关注的是巴基斯坦，认为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印度没有其他任何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没有必要投入多少力量和资源来加强中印边境的安全。

（二）准备不足

印度虽在边界问题上咄咄逼人，但在多个方面均明显准备不足。

一是情报工作极不得力。1962 年战争前情报缺失，即使为数不多的情报也不被重视，印度官方、学界和公众对这一点少有异议，两份官方文件着墨不多。《报告》对情报工作甚为不满且直言不讳，指称军事情报部内工作不得力，收集的情报大多不准确 “大概"的东西太多，且基本上源于"边境地区传播的谣言”。这就使决策层不能明确是非黑白，故而对军事情报、军事形势、全面影响及未来应采取的行动缺少客观和总体评估。如果把重大军事行动建立在可疑情报臆测之上， “当然会导致灾难”。《历史》对军方情报部的批评虽嘴下留情，但也坦言陆军高层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军事能力， 关于中国军队活动的情报少得可怜，而且即使有什么情报，也不被陆军司令部所关注。

二是边境地区基础设施落后。1962 年战争前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于中国，印度上下对此皆有共识《报告》指出，1960 年的中国在边境地区的交通建设工程量已是 1959 年的三倍左右。相比之下，印方由于缺乏后勤保障，相关建设"微乎其微"，楚舒勒等一些前沿基地的后勤供应只能依赖空运来维持。当时，中国在东段边境地区的建设"几乎没有受到印度的重视"。印方认为，印度陆军总部在 1960 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和西藏综合情报评论》显然忽视了中国交通方面的改善及往各地部署军队的能力大大提高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还一意孤行地认为印军大可"碾压中国人"，却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大力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边境地区地形困难及印军后勤保障方面的种种困难。

三是军事准备不足。这方面从以下两条即可一目了然。首先是缺乏对中国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应对准备。《历史》揶揄说， 朝鲜战争后印度就没有人去组织研究过中国的战争策略，以便"对中国军队的运作和作战方式有所了解"。《报告》称印军整体规划缺失。总参谋部在正常规划、详细的人事工作和协调、适当的军事运作、各方均衡等方面事先准备不足，更多的是随心所欲和主观行事，发现问题后再去亡羊补牢，而不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是印军基本上没有做好应对任何中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对于军事准备不充分和军力部署失当，从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司令部到其他层级的军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62 年 10 月初，印度开始实施旨在将东部边境地区的中国军队赶出去并占领塔格拉山脊的"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但印军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都根本就没做好任何准备。印度"在一场政治赌博中掷出了骰子，却无足够军事力量支撑"。11月 11 日，中国自卫反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时，英国人也认为印度准备严重不足∶ 从1961年底开始实施"前进政策"直到1962 年 5 月，印度一直没有在拉达克新建哨所，而"要在短短的四个月内把少所建到一定规模来抵抗中国 10 月份对东段边境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其次是资源匮乏和后勤保障严重滞后。两份文件都指出了这一点《报告》讲得更为详细，说1959—1960 年时，印军整体缺乏资源，东段边境的部队后勤支持严重不足，故不能部署更多的军队，但所定计划没有考虑到上述问题，致使部队接受的任务与得到的物资支持极不匹配。《历史》说，中国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后没几天，印军即在战场面临不利局势，此时印军作战部队不仅没有足够的自动和半自动武器，就连手上可用的武器都不能足量供应，弹药的常备库存时常远低于作战要求的水平，合适的冬装和靴子也无法如数保障。“从子弹到皮靴，所有的物资都供应不足。“面临如此迫在眉睫的问题，10 月 25 日尼赫鲁在议会接受质询时竟罔顾事实地说"缺这缺那都是谎言”。《报告》还说，中国在 11 月中旬发起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后，印军许多部队弹药还严重不足，而日毫无准备，匆忙应战。《历史》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与中国军队相比，印军在几个方面存在着不足∶（1）武器陈旧，不适于山区作战，且供应不足;（2） 缺少冬装和冬鞋等;（3） 没有公路网，交通十分困难。后勤补给和增援部队主要依靠空运。

四是军队缺乏战斗力，士气不高。这方面两个文件总结得较为详细。《报告》指出

印军各级指挥由于缺乏详细的行动计划 “就不可能让部队服从命令，更不用说全力投入战斗了”，而无计划的行动把就"纪律严明的人变成了乌合之众，把士兵变成了暴民”。《历史》列出了多个问题∶ 许多有关作战行动的决定都是在事先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做出的，如毫无计划地临时调派部队，对作战部队来说"至关重要的团队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印军因过去一直都在平原地区训练和作战，故大多不适应山区作战，在山区"感觉有点施展不开";培养军人血性不够，如印军决定开始"里窝那行动"后，却不允许部队培养进攻精神，规定在练习刺杀时"不能使用中国人模样的人形靶"; 缺少指挥才能，当武装冲突不可避免时，战场指挥官们并未表现出应有的领导水平，想办法激励将士们去英勇战斗;印军士气遇挫即泄，如 1962年 10 月印军从达旺败退之后，失败主义的气氛一直笼罩在东段边境的部队中，印军在其哨所"一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或者进攻就后撤，几乎已成惯例"。总体而言，前线指挥官们明显缺乏战斗的决心和意愿，特别是旅长以上级别的军官。

五是军队高层重视不够，文武要员之间有分歧。1962 年战争前后，印度军队高层之间、军政高层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与不和《历史》说，1959—1960 年，印度东部军区司令托拉特中将提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方案，但陆军司令部及国防部毫不重视，甚至都没有将此报告呈报总理; 军官间存在关系不睦现象。在一些级别较低的重要部中。相互敌视和关系不和的情况很常见，这势必会影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文武高官之间关系不和也影响甚大。如 1957年后担任国防部长的克里希纳·梅农与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性格不和，以私盖公，将个人好恶凌驾于职责之上，致使"国防部内本就匮乏的资金变得更加捉襟见肘"。此外，军方的意见有时不被重视。如当印军前线指挥官撒帕尔将军担心在多拉地区驱逐中国军队的行动可能会在西段引起严重反响时，外交秘书向他保证无需为此担心，但并未摆出依据。

图片，被俘虏的印军

（三）官僚作风严重，作战体系混乱

官僚作风和盲目自信似乎是印度的历史传统《历史》说，中印边境局势高度紧张后，印度政府一直向议会保证，印度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保卫领土完整"。为了反击印军的不断入侵和挑衅，中国军队于 1962 年 9 月 8 日恢复了在塔格拉山脊以南的巡逻行动，一度包围了多拉哨所。印度"公众群情激愤"，政府遂指示军队尽快肃清塔格拉山脊的中国军队，由于盲目自信，压根就不去考虑中国可能采取大规模行动，自以为"不管中国军队做出何种程度的反应，印度军队都有能力将其压下去"。陆军高层相信，对于印军不断推行"前进政策"，中国不会有过激反应 “更糟糕的是，较低级别的军官也受到了高层军官这种想法的影响，结果连基层部队都洋洋自得。”

对于与中国爆发武装冲突的前景和结果，印度国内虽然也有理性声音，但很微弱。《史》指出，印度的军事决定均建立在缺乏军事常识的假设之上，即"敌人不会做出过激反应"。只要印军开始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就会乖乖地撤离塔格拉山脊"。其实也有人意识到中国会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他们的声音"根本传不到政治领袖们的耳朵里去，也没有能力让陆军的高层认识到，在印军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个决定会引发多么严重的后果"。

《历史》指出，中国自卫反击作战第一阶段印军撤离达旺后，印度许多人便认为中印不会再生战端了，所以并未利用从达旺撤军后的间歇期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或运送援兵和给养，甚至没有利用这段时间为军队提供后勤物资支援。“印军一点都不着急，反而对诸事漫不经心，当时普遍存在懒散状况”，中国两个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之间的平静竟然使印军普遍产生了一种自满的感觉。

作战指挥体系混乱是印军的老毛病。《历史》讲得较为详细，说印军军种之间、军队上下级之间、人事安排等皆存在问题。从军队最高层来看，军种之间缺乏协作。如陆军没有与空军联合制订作战计划，三军参谋长甚至从未在一起开会研究过边境局势的进展情况。因此，陆军和空军之间根本没有互相协作，作战任务的制订和执行都是在未做相应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上下级军官之间职责不明或不分。高级指挥官经常插手下级军官的分内之事，甚至对无关紧要的战术细节也要来自签发命令，其结果是"完全束缚住了基层指挥官的手脚"。作为印军老师的英国人也认为，‘印度的挫败是由贫乏的领导和混乱的管理造成的，不是因为军队在战斗质量上存在缺陷"，因而导致"物资供应体系非常混乱"。

此外，印军还存在指挥官更换频繁的问题。《历史》直称，有时仅仅出于决策者的好恶就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大批更换指挥官，影响了部队任务的顺利完成。具体而言，陆军司令部参谋部不但在人员任免方面出了不少问题，还在东段边境的军事行动过程中犯了许多战术错误，如在 1962年 10 月至 11 月的作战行动中，战场指挥官屡犯一些"最终对当次交战乃至整个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术方面的错误。

指挥混乱成为导致前线印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最明显的问题是据点和哨所兵力不够，如报告》列举的"调走部队直接导致邦迪拉失陷"，邦迪拉应该有一个营驻守，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排。另一个显著影响是印军撤退太过匆忙，如《历史》认为印军在色拉的阵地防御设施本来很完备， 被称为"无法攻克的堡垒"，但负责指挥的第 4 步兵师师长因担心被中国军队迂回包抄而匆忙下令从被包围地区撤回部队。

没有动用空军与军种之间协调不够有关。《历史》认为没有让空军参战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它批评空军司令部未进行研究就草率得出结论∶ 将空军用于作战行动对印度并无好处，理由是如果印度使用空军，中国也会使用空军，如此，印度的损失就会比中国更大，因为印度陆军的后勤保障主要依靠空中力量。它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空军其实根本没有能力像印度空军方面"所认为的那样进行报复"; 没有动用空军主要是心理因素作祟。当时如果对向前推进的中国军队及其在西藏的基地实施空袭，在军事、心理和政治外交上肯定会对印度有利，但印度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担心中国军队空袭加尔各答、高哈蒂或丹巴德市，造成民众惊慌失措、大批外逃的混乱和尴尬局面。更让上层担心的是，果真如此的话，市民就会把这种空袭"看作印度失败的证明"。

相比于军方对战败原因的归纳，印度总统的总结虽较简短，但显得更有勇气，也更靠谱些。《历史》认为，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的评论大体代表了印度国内当时普遍认同的看法∶印军"之所以在军事上失利，原因就在于地形困难和中方在人数上占优势"，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军队高超的领导水平和高昂的士气使得胜利的天平大大向中国一方倾斜"。但军方并不认同总统对战败原因的说辞。

三、战争的影响

就 1962 年战争对印度的影响而言，印度人的总结有实有虚，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印度人的心态。虽然 《历史》坦言 1962年战争在政治、军事、战略等各层面及其相互之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其总结明显避重就轻，总体侧重于军事战略和战术层面，在其他许多重要方面往往蜻蜓点水，很不到位。然而，依据英国的解密档案和印度作家的重要记述，再结合 报告》和《历史》，便可提炼出以下主要影响。

（一）夸大中国威胁，张扬印度"骨气"

印度人极力夸大其战败可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以图收获更多的支持和同情，拔高印度对世界的重要性。印军在战场上遭到失败后，尼赫鲁在 1962 年 10 月 31 日致英国首相的信中，一方面请求英国增加援助，另一方面无端渲染印度战败对世界的影响。他提醒英国首相∶ 印度边境形势严峻，中国军队若继续大规模进攻，其后果"不仅对印度来说非常严重，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将造成严重影响"。

在中国提出三项和平建议后，印度不甘示弱。尼赫鲁在 1962 年 11 月 12 日给巴基斯坦总统的信中表示，印度"不会屈服于中国的进一步入侵，故而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应对中国的侵略"，请求巴基斯坦总统同情和支持印度应对中国的进攻。他还称印度"并不想被迫与中国作战"，但"面对强大而无理的侵略者"，印度将把一切资源用于抵抗中国的进攻;印度也非常希望结束与中国的冲突，以便把资源用于和平发展、 “但是 只要中国继续侵略，我们就必须抵抗”，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屈服于侵略者”。

中国宣布主动停火撤军、呼吁印度进行谈判后，印度拒不响应。英国人认为，究其主要原因，是印度自认为吃了大亏。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在 1962 年 11 月 22 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中说，中国所提建议从表面来看非常合情合理，但实际上是想在撤出 1959 年 11 月7 日线 20 公里后仍然占领拉达克大面积区域。如果印度接受了这些谈判条件，不仅意味着承认了军事上的失败，还要接受被中国占领大片领土的现实。因此，印度提出在 1962 年 9 月 8 日实控线停火的要求，尽管仍不能保留印方宣称的所有领土，但在地理地形上对印度是有利的。印度当时的确不好表态，故索性采取不予回应的态度。英国首相在 1962 年 12 月7日称中国的停火建议"把印度政府置于两难境地"。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人的进攻对印度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持续的威胁，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制。“此外， 根据英国的解密档案。 印度担心如与中国成协议会使美英失望。

“在印度多数公众眼里，中国仍然是首要敌人”。内政部长夏斯特里担心。如果E度最后寻求和中国达成某种协议， “印度的美国朋友和英国朋友会对印度感到失望”。

为了给国人壮胆打气，在国际上争取支持和同情，印度领导人频频发表显得决心满满的讲话。如尼赫鲁在 1962 年 12 月7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阿萨姆等地军民士气高昂， “如果中国人不从印度的领土上撤出去，印度特不得不把中国侵略者驱逐出去”。他在 22 日讲话时强调需要继续加强国防，不要过多依赖外援，24 日又要求人民"抵制中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28 日坚称"一定不能松懈战争努力”。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 23 日称印度"必须恢复失去的威望"。财政部长德赛 25 日说 “如果接受中国的建议，我们就将完蛋。”

（二）对尼赫鲁沉重的精神打击

印度国内外一个颇具共识的看法是，1962 年战败在身心两方面都击垮了尼赫鲁。战争前，尼赫鲁不光风度翩翩，而且是国内强人和国际"宠儿"，习惯了被镁光灯聚焦和各种光环所环绕，锡兰（今斯里兰卡）杂志称尼赫鲁"极具威信，是东方的丘吉尔、罗斯福"。印度战败后，民众把怒火撒向中国的同时也指向印度政客，尼赫鲁声望大跌， 以至于1962 年12 月下旬有传言说他要退休。美国中央情报局说，印度战败后，尼赫鲁几平每天都在讲印中争端"将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争端"。

1963 年 8 月，反对党第一次提出了对尼赫鲁政府的不信任案 给这位伟大领袖造成了心灵上的伤害"。迫于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持续压力，尼赫鲁经过心灵煎熬后在议会发表了一番"悲情英雄"般的演讲∶ 像中国这样完胜后不提任何要求就单方面停火、撤军，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对他来说不啻是奇耻大辱，早知如此结果，还不如战死在疆场。战争结束一年后，郁郁寡欢的尼赫鲁患上了中风，还驼了背，体重大减。他在 1964 年 5 月 27日，即逝世前一周最后一次视察了参加过1962年战争的一支部队，临死前还对守在身边的人表示，他此生最不甘心的是未能将中印关系带回正轨。可见1962 年战败真的是让这位印度伟人抱憾而去。有印度记者说，1962 年战败"是尼赫鲁难以经受得住的打击"。

（三）极力减小战争对民众的影响

1962 年战争经常被印度人描述为"中国的背信弃义"或"背叛"。出于担心影响民众士气等方面的原因，尼赫鲁当时有意低报了伤亡情况。1962 年 12 月 12 日，尼赫鲁在联邦院表示，印军在战争中共阵亡 197 人，负伤291人，但实际上此数字"足足有 6277 人未被计算在内"。军方也故意少报、瞒报伤亡数字。1963 年 1月 21日，印度国防部长查万公布了印度在战争中的死伤人数∶ 322 名士兵阵亡; 676 人受伤; 5490 人失踪，但是 3350 人是后来算上的，仍有 2140 人失踪。对于中方主动向印方遣返战俘，交还汽车、大炮、枪支等武器装备，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连战俘受到优待也说成是被洗脑 “实乃对印度军队的一种侮辱。中国人交还的大量武器只能表明印度遭受了多么惨痛的失败，或许这才是中国人的本意”。此外，印度人对于中国是否发动新的作战行动心里发虚。如有媒体在 1962年 12月 23日说，有人看见班禅喇嘛穿着军装现身拉萨，24 日说拉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兵营，27 日又说中国已经在西藏驻军 12—14 个师。战争结束 30 年后完成的军史报告 《史》以经典的印度式"不屑"评论道∶ 1962 年战争"确实对印度的声望造成了沉重打击"，但也"并非什么震撼世界的大事，其规模也不值得一提"，直接参战的只是一小部分印军 “印度仅投入了两个半师，中国参战部队也只有四五个师”，因此，从军事角度看，并不像人们在悲伤情绪笼罩下认为的那样 “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从军事层面来说，印度军方承认1962 年战争是一场军事惨败，但不认为是印度军队的失败，理由就是卷入其中的部队仅占印度陆军的约 20%，在旁遮普和克什米尔驻防的大部分陆军精锐部队并未参战，除了空中补给和空中运输力量之外，海军和空军也未参战。

（四）拒绝中国的和平谈判建议

中国主动停火撤军后多次呼吁印度举行谈判，但印方要么提出自己的要求，要么不予响应。1962 年 12 月8 日，中国国防部就中国边防部队继续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主动后撤发表声明∶ 中国政府决定，中国军队在 12 月1日"主动从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后撤之后，将于12 月9日继续后撤"，以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最真诚的努力，希望印度政府也能迅速做出相应的努力。

印度国内也有理性的声音，但比较微弱∶ 既然中国是真诚停火 “那么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以一定的代价与中国达成和解”。印度还有人建议由第三者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仲裁。1962 年 12 月 17日，印中友协会长森德拉尔再次造访中国驻印度使馆，又提起仲裁问题，说由于印中所持的立场不同，印中边界问题已形成僵局，因此只有第三者仲裁才是解决目前印中边界问题的唯一途径。仲裁方法可有两种， 一种是政治仲裁，即由中立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进行仲裁; 另一种是司法仲裁，即由中立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指派三位有经验的高级法官组成法庭来进行仲裁。他本人强调进行仲裁无损于两国的主权，担心印度正在走向结盟之路。

（五） 编造"英雄"和"英雄事迹"，大搞民粹主义爱国教育

印度战败后为了减少负面影响，鼓舞士气，促进和维持团结，大造"英雄"，编造"英雄事迹"。如以在拉达克"作战勇敢"的一名士兵的名字命名其所在村庄的名字，媒体连续报道前线士兵的"动人事迹"。1962 年 12 月 26 日，《政治家报》等媒体记者连续发表前线见闻，称为印军"巨大的士气而激动不已"，印度士兵在战斗中展现出"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士兵们"精神高涨，精力无限"， “没有任何人提及困难”。28 日， 《政治家》特约记者更是无限自我拔高，吹嘘印军在瓦弄"进行了史诗般的战斗，作为与中国入侵者作战中最辉煌的事件载入历史"， “打破了中国人无敌的神话”， “印度士兵证明自己比中国士兵优秀”。

另一方面，印度也不忘靠极力抹黑、社化中国来煽起民粹主义爱国教育氛围。有印媒臆称∶ 中国在 1956 年"有保留地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但很快就扔掉了面具，暴露出扩张主义图谋"，无视印度的和平呼吁，“在中印边界沉溺于不断挑衅”，最终在 1962年 10 月20 日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媒体还使用了极其煽情的语言 “这就是中国，印度曾经孜孜不倦地寻求与她的友谊，她（印度）曾在联合国为她的事业辩护，她曾经使她被接受为万隆亚非集团的一员。这就是中国，她背叛了印度的友谊，残忍地打击了亚非团结，损害了和平共处（原则）的威信。“为了给学生灌输民粹主义爱国思想，印度新闻局抛出题为《你和国防》的广播稿，称"眼下最迫切的是，教师们应使学生清楚中印之间的冲突对其未来的影响”，即教师应该教育学生明白中印冲突的风险， “每个印度公民都卷入了与中国的战争，每个人都必须根据其能力、心理和身体毫不保留地发挥应有的作用”。1962 年 12 月 24 日，一些名流，如经济学家艾亚尔等呼吁重新定位教育以满足国防需要。

印度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民众的爱国主义表现。印度财政部宣布建立国防基金，可以捐钱捐物捐"义务劳动”，媒体在报道捐献行动时极尽渲染之能事。如 1962 年 12 月 27 日，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海外印度人以现金、黄金、礼品、志愿者等形式向国防基金提供捐助，称"印度政府从有印度人居住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收到了以现金、黄金和其他形式提供的捐助"，还极为详尽地描述了邦首席部长、教育部长、工业家、寡妇、遗腹子、苦行僧、学生、女子学校师生员工、学校等向国防基金捐款以及有关方面向捐献者戴花环等细节。财政部长德赛甚至说在国家危机时刻购买黄金者就是犯了"叛国罪"。

（六）盲目乐观，自行打气

遇挫后依然旁若无人地不甘示弱、自顾自地壮胆打气恐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印度特色。1962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新闻局广播稿称，中国"正面临在共产主义世界与日俱增的孤立"，诬称北京是"谎言工厂"，说中国之所以解决与缅甸和尼泊尔的边界争端是为了"开启反对印度的宣传攻势"，意在"竭力证明印度是一个不妥协的邻居";中国其实很"担心世界压倒性地对印度的困难表示同情"，害怕被孤立。广播稿还信口开河地说"世界上约70 个国家已向印度发出信息，对她反对中国人的斗争表示同情或支持"。但实际上，满打满算，对印度表示支持和同情的外国媒体加起来只有 11 个，表示支持和未明确表达支持和同情的国家勉勉强强只有8 个。12 月 29 日的印度广播稿仍称"中国前所未有地被孤立"，说印度也想要和平，但和平"不能依中国的条件"; 如果战火重起，那不是印度所寻求的;印度"必须恢复 以前的领土，必须维护被占领地区的主权，必须重建其自由和安全"。

为了煽动民众情绪，维持国内政治基础，政要们把印度说成是被挑衅者、受害者，装扮成一副"受气包"的样子。1963 年 3 月 23 日，尼赫鲁在议会发表的有关中国在西藏"建立军事设施"的声明中说，两周来收到的中国政府的几份照会选用的语言"尖锐又具挑衅性"，有的还"很是无礼"，印度"不得不做好应对可能引发的任何不测事件的准备"，因"当前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1962 年战争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下述言论几乎成为颇为典型的官话 “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和平的关系”，“令人失望的是中国不仅对印度保持敌意而且还虚伪地掩饰这种行为”，“一个有尊严、热爱自由的国家，特别是印度，不论结果怎样都不会对侵略屈服。印度也不会同意中国占领印度领土并以此作为筹码来强迫印度按照中国的意愿来解决边境分歧”。

（七）对华强硬与"政治正确"

尼赫鲁说，1962年战争对印度"是一场永久的教育"，虽然没有改变印度的基本政策，但"确实改变了E度的对华政策"。战争后， 印度利用战败带来的"耻辱"。在国内制造悲情，培育复仇决心，纵容和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众多政治领袖通过制造边界紧张来维持和提高在国内的支持度，谋取自身和所在党派的私利。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成为印度国内的"政治正确"。

四、反思和总结

综合《历史》和《报告》两份文件以及相关的英国档案资料，可大致厘清印度官方对1962 年战争进行的极具个性的反思和总结。

作为迄今为止印度官方关于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最认真、最细致的历史记录和调查报告，《历史》开宗明义地说它着重考察、分析、记录了印方各个层级在政治、战略和战术方面的种种失误，以期使印度的军事计划人员和兵法家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供军事训练机构参阅，并希望通过批判性研读，使印军的高级培训机构和作战学院尤其能够从中获取教益。但它又称因"种种原因及诸多敏感性"而不宜公开出版， 只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发行。如此表述只是说辞，实乃不敢给最高决策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定责，更担心若公开会使印度方面没有面子。然而，该官方文件虽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仍给人提供了诸多了解印度官方，特别是军方审视这场战争的角度和基本观点。综合解读印度和英国的档案资料后，对印度官方的反思和总结可作以下主要"点评"。

（一） 应更加自主务实

《历史》说，外长梅农说过，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及内政部长潘特及铁道和运输部长夏斯特里等内阁成员的压力，尼赫鲁被迫采取了强硬立场; 在中印关系恶化到爆发边界战争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受到了来自议会、媒体和民众的巨大压力，但他们并不熟悉军事事务，只知道一味声严厉色地"谴责政府缺乏决心，坚持认为必须尽早收复已被中国占领的印度领土，必要时可动用武力"; 此后回过头来再看 1960—1962 年议会的辩论、对尼赫鲁和梅农等领导人的质询及全国性报纸的社论，觉得"都有些骇人听闻"。因此 “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党，在迫使尼赫鲁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它还提到，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 1960 年曾准备用春丕谷交换阿克赛钦，但印度对此建议予以拒绝，这可能"使中国坚信对印度的侵略意图只能作最坏的打算"。《历史》的这番表述明显流露出作者的些许后悔和无奈，应作为印度领导层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做出重大决策时的铭心镜鉴。

（二） 应适时调整政策，不再做不计后果、力不从心之事

《历史》中多处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这种观点，即印度推行"前进政策"有些过火且太不计后果，故在后期自乱了阵脚。决策者们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前进政策"，如在加勒万河谷的中国军队行动开始变化后，印度没有及时对"前进政策"的目标进行调整;拉达克形势明显对中国有利后印度高层仍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来的想法，政府和陆军司令部依然认为中国人是不会进攻的。而高层的判断一旦有误，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可是，政府在艰难抉择时刻却"一厢情愿地做起了黄粱梦"， 依然认为"只要印度勇敢地筑起防线，中国人就会从战争的边缘掉头而归"。然而，1962 年战争后印度在对外政策上不计后果、力不从心的言行屡见不鲜，显然未能从那次战争中汲取教训。

（三） 要处理好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历史》认为，军事战略总是为政治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1962 年的那场惨败，主要还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因此，在总结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同时，政治因素同样也值得高度关注。印度的国防在国家层面并无专门机构为决策提供支撑，没有设置负责政军之间联系的有威有位的部门。在国家安全领域 “决策全凭个人作风”，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和情报局长穆里克对国防政策几乎握有绝对控制权，甚至对前沿部队的部署也有同样的控制权。 这实际上是在揶揄文职人员（印度国防部长和情报局长均是文职） 干预了职业军人分内之事。1962 年惨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错误的政治估计再加上不正确的情报预测的诱导，使国家在准备最差的时期陷入了战争状态。“此外，对于中国方面善待俘虏等友好举动，印度非但不表示谢意，还指责中国给俘虏的印度士兵"洗脑”，意在用"颠覆和劝说、施压及惩罚"的方式来"瓦解被俘印军士兵的忠诚"。虽然 上述总结一目了然，但 1962 年战争后并未见印度有多少改进，其各军种之间、军方与外交部内、各部内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总理与内阁各部内之间，在重大事件决策中的作用依然时常混乱不清，主要决策者定力不够。

（四） 对国防安全应更加重视

关于军事方面《历史》主要总结了以下几点。一是军队缺乏战斗力，特别是印度陆军缺乏精神和想象力，行动迟缓， 循规蹈矩; 二是严重依赖进口武器和装备，这是印度军队的一个关键弱点， 应削减武器进口，以便省出资金来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三是国防教育薄弱。对 1962 年战争的研究清楚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安全和强大，就必须立即对民众普及战争常识，让他们对军事有所了解。1962 年战争结束后， 虽然政治和外交领域、政府内部的军政关系变得更加务实了，但民众仍然处于对军事事务无知的状态，而政府各相关部门出于各自的原因，依然坚持秘而不宣的做法，没有对国家安全给予应有的重视。纵观世界各大国，国防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主要体现为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的优劣多寡。印度在 1962 年战争后一直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军队部署在中印边界，既劳民又伤财，国防安全也未提高多少。

（五）要清楚自己手中的"牌"

印度官方的反思中，认为 1962 年战争前后没有用好自己手中的牌，这主要指对外宣传方面。如，1963 年2 月 21 日，印度驻马里专员向马里总统递交国书时颇受刺激。马里总统说 “中国的宣传比印度做得好很多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见过的最清楚的地图是11 月 15 日周恩来致亚非国家首脑的信中的附图"，相比之下，印度的地图就差得老远了。英国人则说"印度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的情况解释清楚，让那些淳朴国家的人更好理解"，对印度驻外使节表现出的"不切实际和失败主义"大感失望，认为"中国在宣传方面更胜一筹"，曾当着印度人的面直言印度"没有用好自己手中的牌，使得中国赢了所有的牌"。1963 年 3 月8日，印度议会领袖巴杰帕伊对英国人坦言，他"也觉得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本应做得更好"。

结语

极为与众不同的是，对于1962 年的惨败，印度在感到羞辱之余竟总结出了四个重大意外"收获"∶ 一是失败对印度人的教育意义。《历史》说，印度军方认为"失败一向比胜利更有教育意义"，只是"如果这样的教育次数过多，也是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得起的"。二是战败意外帮助印度解决了内部的"团结"难题。印度领导人高调宣扬的战争带来的收获，就是这场惨败意外地"帮助"印度解决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促进民众团结、提升"爱国主义"精神。1962 年 10 月 26 日，当面临不利战局、民众惊慌失措局面时，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尼赫鲁呼吁全国团结。次日，财政部长德赛宣布建立国防基金。此后不久，一些邦的反政府力量也转而站在政府一边，“谴责中国入侵”。11月初，战争还没结束，尼赫鲁之女、国大党政治新星英迪拉·甘地就说 “我们一直非常辛苦、勤劳地对这个国家进行整合，现在中国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尼赫鲁则称 ‘中国入侵造成的可怕震动带来了印度精神的重生”， “这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他在 12 月7 日视察阿萨姆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把中国侵略者赶出印度领土”。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印度政府顽固坚持强硬立场，多次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谈判倡议，1963 年5 月 25 日的《大公报》社论说"印度决定不与中国谈判是想维持边界紧张局势"。不但如此，印度领导人还不时制造中国威胁，如在战争结束一年后的 1963 年 10 月9 日，尼赫鲁在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高调宣称中国正在边界"集结比 1962 年更多的部队和物资"。三是提升了印度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历史》认为，虽然中国宣布停火的"1962 年11 月 21 日的黎明是印度独立以来军事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但"也是印度最好的时刻"，因为"印度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 虽然这场战争"确实对印度的声望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国家对 1962 年 11—12 月间这次失败的程度过度渲染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让印度对维吉提乌那句名言——想要和平就得准备战争——有了充分认识"。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评论说，1962 年边界战争中印度人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后国内再发生危机时"还会再次出现"，这成为一种"典型的印度式反应"。四是更加重视军事。《历史》认为，1962 年战败使印度"发生了根本性巨变，一个植根于甘地和平主义土壤的国家决心要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了"，而印度人这种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很可能是 1962 年战争"影响最为长久的后果"。

从上述印度官方的总结和反思，结合 1962年战争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言辞论调，以及在边境争议地区麻烦不断、甚至制造严重事端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印度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责任的说法和看法迄今基本没变; 半遮半掩、一带而过的战败教训难言深刻，说的最清楚的教训是对军事重视不够、武器装备和弹药过于依赖"万国牌"。然而，对于战争给印度带来的收获则有点津津乐道、自我欣赏的味道。战争结束后近 60 年来，印度官方借战败煽起的爱国主义浪潮、促进国内团结的遗产逐渐固化，并扩大为在中印边界和多个对华议题上一概强硬的"政治正确"。在《报告》和《历史》之后再没见到过印度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对这场战争的认真总结，一些在任和离任的军政官员个人的观点和评论，也大都带有浓重的宣泄情绪的意味。20 世纪 80 年代中印关系正常化后，印度高层官员对两国关系"深明大义"的言辞屡见不鲜，但务实、双赢的行动却越来越少见。因此，总的来看，无论上述印度官方文件的总结还是此后各级官员个人的点滴论评，都没有对那场中印边界战争的原因和影响给予历史、理性、客观、全面并具有长远战略性的评估， 该吸取的教训大都变了味。中印边界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中印关系目前脱离正轨，1962 年战争的结局及其对印度的心理影响，仍然是绕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不仅需要印度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新思考、总结和审视，更需要中印两国，南亚国家，域外国家，领导人、政府、议会、媒体、舆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学术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助推印度人逐渐调整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