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锅”的二哥：许崇智为何斗不过蒋介石？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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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廖案”查办过程中，许崇智是受牵连最广、受打击最重的一位，他这个“跟斗”一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突然遇刺身亡。事件发生后，立刻在国民党高层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吊诡的是，本与此案并无直接关系的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这位有望接管国民党大权的实力派人物，最终却因为此案被赶出权力场而就此客居上海，一蹶不振。这其中，又是何缘故呢？

　　一

　　许崇智，字汝为，1886年生于广州，系礼部尚书许应骙家族中人（侄孙）。1898年底，许应骙出任闽浙总督，期间保荐许崇智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4年毕业回国时，许应骙已经去世，但许崇智仍回福建新军中任职，并先后出任第十镇标统（团长）、协统（旅长）等职，可谓少年得志。

　　年轻时的****许崇智

　　1911年武昌起义后，福建也同样革命成功，并由原第十镇统制（师长）、福建水陆提督孙道仁出任都督，许崇智出任福建海陆军总司令。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许崇智举事失败而东渡日本，后出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1916年回上海后，与张静江、蒋介石结拜兄弟，为蒋之“二哥”。1917年护法军政府成立后，许崇智返回广州并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长兼陆军总长。

　　1918年5月，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出征福建，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亦参与其事，但声名不显）。之后，援闽粤军占领闽西南上杭、武平等地，所部扩大至2万人，陈炯明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下辖四支队（蒋介石曾任第二支队司令）。

　　1920年7月，陈炯明率许崇智等部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势力。次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与陈炯明矛盾逐步累积，最终引发1922年“六·一六”兵变，已在江西境内的许崇智部回师广东时被陈炯明部击败而避入福建。

　　陈炯明

　　1923年2月，陈炯明被孙中山联合各路军队击败，许崇智亦率师回粤，后被委任为建国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许崇智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军事部长。1925年第一次东征中，许崇智为右翼总司令，指挥粤军精锐张民达的第二师、许济的第七独立旅及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两教导团担任主攻。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蒋介石则为广州卫戍司令并兼任黄埔军校校长。

　　从以上履历可知，无论在资历还是地位上，许崇智都远远高于蒋介石。然而，在“廖案”的牵连下，原本前途无限的许崇智竟然一败涂地，并彻底出局了。

　　二

　　据时任许崇智卫士连长（后为宪兵营长）的林祥所述：1925年7月间，粤军将领李福林、魏邦平（粤军总部高等顾问）、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张国桢（第五师师长）、梁士锋（旅长）、杨锦龙（旅长）等曾在李福林的老家大塘村密议“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廖仲恺被刺后，李福林害怕东窗事发而“出面自首”，将“会议”的情形及与会人员，连锅端出。

　　此外，李福林还向“廖案特别委员会”举报，称8月初在胡汉民堂弟胡毅生所办的“文华堂”（俱乐部）处，曾亲眼看见朱卓文与林直勉坐在一起，并亲耳听见两人“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当时，他与胡毅生、魏邦平也都在场。

　　李福林

　　李福林举报的材料，很可能只是粤军军官及反对国民党改组一派的私下聚谈，因为在广州新政权的分配中，这些人大多被边缘化，内心不满在所难免。而且，之前廖仲恺、蒋介石派黄埔校军搜查赌馆时，又曾与李福林的“福军”发生过冲突，后者担心所部会被整肃甚至解散，由此出首告发，大概也是出于自保的考虑。从事实上看，这些私下谈话充其量也不过是酒后的发泄之语，即便有些出格，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反叛之类。

　　然而，在廖仲恺遇刺、又经李福林举报后，这些酒后闲谈或是发泄之语立刻引来了大麻烦。为此，当“廖案”特委下令拘捕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时，蒋介石也同时提出要“剪除谋叛军队”，并派其团长沈应时将张国桢与杨锦龙抓获。

　　此时，作为昔日的粤军总司令、广东革命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并且是“廖案”特别委员会三大成员之一的许崇智，无疑是最感困扰的。最初，许崇智并不同意逮捕张国桢，而且明确表示“拒绝执行”逮捕梁鸿楷等人的决定。

　　就在这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场了。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布勃诺夫使团作报告时谈及“廖案”情况，其中就提到：他“花了许多天时间，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而他的手法，是向许崇智挑明“胡汉民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这一事实”，“所以决定要把他（胡）赶出一切机关。人们甚至谈到要逮捕胡汉民”。其声称：“我们这样处理胡汉民，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

　　胡汉民

　　据鲍罗廷的说法，似乎是许崇智有意借“廖案”排挤胡汉民，这才答应对粤军进行清洗。而正是在鲍罗廷的“设计”下，许崇智于8月25日以开会为由将梁鸿楷、梁士锋、招桂章（总部舰务处长）、郑润琦（第三师师长）招至粤军总部，前三人遂当场被捕。随后，蒋介石又用武力解决了梁鸿楷等人的所部军队，并在此基础上成了党军第二师（王懋功为师长）、第三师（谭曙卿为师长），再次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之后，曾任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潮梅军军长的罗翼群、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欧阳格及兼任黄埔军校军法处长的周恩来受“廖案”特委委派共同组成“军事法庭”，对梁鸿楷等人进行审判。其中，周恩来被指定为“审判长”。据说，蒋介石曾对罗翼群放风：“（梁鸿楷等人）个个脑满肠肥，捞钱不少，全都是你的熟人。我拟请你去和他们家属商量，共同筹足一百万元报效给政府，作为东征的开拔费，如能办到，我便从宽处理他们。”但不知何故，蒋介石又说不要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的“报效费”。结果，这三人很快被枪决，而梁鸿楷等人在“报效”了一笔巨款后被释放。

　　据毛思诚所撰“蒋介石年谱”初稿（1925年8月25日），有“发见港英谋覆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省长之大阴谋”一语。这是蒋对魏、梁等人定下的基本调子。而后，汪、蒋谈及魏邦平、梁鸿楷时多是这一说法。不过，到国民党二大时，陈公博在“廖案检察经过报告”中仅将魏、梁定性为“失意军人”，其在“廖案”中的嫌疑未再提及，这一方面是那笔“报效”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他们与“廖案”并无关系吧。

　　北伐前后的****蒋介石

　　至于被处死的张国桢等三人，则很可能与蒋介石此前的私冤有关。张国桢系广东南海人，早年与蒋介石同在援闽粤军总部任参谋，与蒋有积怨在先。据曾任第四军军法处处长的叶少华在《有关张国桢的若干情况》一文中说的：“蒋介石对张国桢，早在‘廖案’发生的两年前，已萌杀机了。”而案发之时，张国桢自认他与“廖案”没有关联并说“廖死关我屁事”，当有人劝他逃走时，张怒道：“戆居，我都使走（神经病，我有什么好逃的？）？”结果，他被抓后很快就被处死了。而被拘于粤军总部的杨锦龙、梁士锋两人，同样是死得不明不白。

　　三

　　尽管交出了几个替死鬼，但许崇智的麻烦并未过去。9月5日，许崇智奉命担任“财政监督”，9月9日蒋介石即向汪精卫告状，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的发展，可胜慨然”。很显然，汪、蒋二人已经达成默契，汪精卫帮蒋介石排许崇智，而蒋介石帮汪精卫排胡汉民。最终，许崇智也被挤出了权力中心，并陷于迷途。

　　9月19日，蒋介石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义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许崇智住处亦被包围，同时还遭遇“四面放枪”，武力威逼之意，十分明显。当夜10点，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去一封长信。信中，蒋介石历数许崇智多年“罪状”，并斥责其“空谈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信末，蒋劝许“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

　　蒋介石与汪精卫

　　《蒋介石年谱初稿》中附有此信全文，其中措辞强硬，咄咄逼人：

　　“廖案发生，阴谋暴露，而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而吾兄不引咎自责，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剧，岂不可痛？”

　　蒋介石的这封信长达两千余字，字字如利刃，逼许下台，形同最后通牒。

　　在蒋介石的武力胁迫下，许崇智打电话给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讨说法，但汪的回函耐人寻味，其中云：“余虽一书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威力之下，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又谓：“余敢信介石对公事虽毫不假借，不讲感情，但决非余不讲感情之人。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此一切难题，及感情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后，即请先生回。”

　　事后，汪精卫又在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中明确支持蒋介石，称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事已至此，许崇智也只能乖乖认输，随后即被下属旅长陈铭枢半押半护地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借着“廖案”的东风，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解决许崇智，这也与后者的诸多弱点有关。在当时的广东，许崇智部军阀习气浓厚，军饷远超其他部队，部将又与“廖案”有染，而许崇智本人在广州“狂嫖阔赌”并有私吞公款、克扣军饷等恶名，因而蒋介石的行动在当时并未遭到非议。

　　前排左起：廖仲恺、许崇智、孙科

　　此外，他被蒋介石轻易驱逐，也因其部下对其不亲、关系并不紧密所致。如蒋介石卫士宓熙回忆：许崇智被解决主要是部下离心，外省人将领如卫立煌、谭曙卿、参谋长冯轶裴、还有顾祝同、刘峙、蔡忠笏等，对许崇智皆有距离。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许崇智出身阀阅、少年得志，人情世故较少磨练，所部军纪也差。因此，这样一个并无大志的公子哥儿，其被解除兵权后固然一时放声痛哭，但哭完之后，倒也乐得无官一身轻。

　　说到驱逐许崇智，胡汉民在自述中做了一个长注，其中提到起意的是鲍罗廷，因后者认为许崇智不能算革命军人，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理由是许的革命历史很长，是个深明大义的军人，其善与不善，主要取决于领导他的人。此外，胡汉民还反对鲍罗廷与廖仲恺建立宪兵司令部的提议（其认为是针对许崇智的）。

　　关于许崇智被解除兵权的事件，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看法。如其部将许济在自传中说的：当其时有人曾问于许崇智，何以让蒋如此作为呢？许回答说：“孙先生去世不久，我若与之（蒋）争论，不知者，意我为党见不合，及以我为权力而争。我桑梓十余年来，被新旧军阀、官僚祸害，人民精疲力尽，谁能分别？惟有看他行践如何。革命事业正与不正，自有公论，那时人人得而诛之，讨伐岂能少我一分子？”许崇智并嘱许济一同离粤。许济写到这里，对蒋介石使用了“恶毒阴险，混淆黑白，甚于袁氏陈逆等”的字句，可见其心中的不平。

　　无独有偶，许崇智的另一部将莫雄也在回忆录中说：他去见许崇智时，后者曾对他说，蒋介石来见他时仍称他为总司令，鞠躬敬礼，笔直立正，可见仍很尊重他。为此，他还让莫雄等继续跟着蒋介石干。莫雄听罢，心想许之昏庸，真是少见！

　　在其回忆录中，莫雄也记载了蒋介石的不少“黑段子”，如蒋介石到广东戒除了吃喝嫖赌一切不良嗜好，在孙中山乃至许崇智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由此受到倚重。某次，莫雄与蒋介石一起去见许崇智，许正在床上抽鸦片，见两人后略一欠身即吩咐随便走，莫雄一屁股坐下，却发现蒋介石仍旧站得笔直，而且开口“报告总司令”、闭口“听候总司令指示”，维恭维谨，十分可人。许部师长张民达听了莫雄的描述后，则怒道：“他正是在做戏！”

　　蒋介石与胡汉民

　　就像当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一样，“廖仲恺遇刺案”查到最后也已经不再是追查凶手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很明显，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精卫与蒋介石是在“廖案”中相互利用，即汪精卫帮蒋介石驱逐许崇智，而蒋介石帮汪精卫驱逐胡汉民。

　　如果说，胡汉民被逼离境还算“客气”并开过“欢送会”的话，那么许崇智及其所部就完全是赤裸裸的枪杆子解决了。在许崇智被围后，其属下郑润琦第三师、莫雄第十一师也同时被解决。有意思的是，此前莫雄还奉许崇智命令将涉事的本军杨锦龙、梁士锋两旅缴械，而这天晚上，他们却同样被扣上了一顶“反革命军队”的帽子而被收拾得一干二净，两位师长也不得不落荒而逃。

　　许崇智被解除兵权后，其所部粤军除李济深所辖陈济棠、莫雄（去职）、陈铭枢、张发奎四个旅外，其他均被严格裁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整个“廖案”查办过程中，许崇智是受牵连最广、受打击最重的一位，他这个“跟斗”一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廖仲恺

　　从政治角度而言，在廖仲恺遇刺后的几个月中，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人心照不宣、密切合作，联手将政敌胡汉民、许崇智相继逐出了广东。而从结果上来看，汪精卫最终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四位一体”（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从长远来看，最大受益者其实并不是他，而是蒋介石。道理很简单，没有枪杆子的支持，所谓的“领袖地位”不过是政治傀儡罢了。

　　单就刺杀案本身而言，廖仲恺的被刺对蒋介石也未必是坏事。原因很简单，廖仲恺生前为黄埔军校党代表，对校务有节制与监督之权，军校的一切规则、法令、命令，均须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作为军校校长，蒋介石显然不会喜欢这种苏联式的军政二元首长制，一度他还因此而拒绝就任校长之职并离粤赴沪。

　　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对廖仲恺的制衡亦常怀不满，并在日记中时有流露，如1925年5月10日：“仲恺改教导团为党军，余认其有意防范撤我兵权，我但望其自不叛党而不配防范介石也。”7月23日：“与仲恺商议财政问题，……时时受人掣肘，言之泪不能止。”8月5日：“仲恺不理校款，愤甚。”8月6日：“以仲恺不负责，故愤而辞本兼各职。”

　　从这个角度上说，廖仲恺的被刺于蒋而言也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从此，非但黄埔军校的大权由蒋介石一人掌握，其在军队的控制权上也大大提升了一步，尤其在驱逐了许崇智后，更是如此。

　　四

　　被蒋介石驱逐到上海后，许崇智也就在英租界的豪华洋房过起了寓公生活。

　　当然，作为昔日的部下和盟弟，蒋介石随后派人给许崇智送了20万元安家费，并每月发给1万元补贴，作为解除其兵权的补偿。

　　虽然如此，出身官宦世家、之前又是一帆风顺的许崇智，一向是公子哥儿的做派，但对于如此“遭遇”，心里还是有些不甘的。

　　1927年“宁汉对立”时，在上海的许崇智、张继等人即向在武汉的汪精卫、孙科等提出，将宁、汉、沪3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体，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

　　然而，这一流于形式的“特别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因为“宁汉”很快合流，许崇智企图借此东山再起的愿望也很快化为泡影。

　　不仅如此，他的做法也很快遭到蒋介石的忌讳而不得不出国考察。

　　在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后，原本地位在蒋之上、又是盟兄的许崇智对自己的现状十分不满，其后一再扬言要揭穿蒋介石当年的“逼宫”阴谋。作为主要证据，蒋介石当年写给许崇智并要求解除其兵权的那份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为防不测，许崇智特地将那封信摄影复印，分地保管。

　　而蒋介石这边，也一再想要收回此信，但住在租界的许崇智声称遗失而加以拒绝。后来，经过戴季陶、吴稚晖等人的斡旋，蒋介石在许崇智出洋考察时送给旅费30万元，双方才达成默契、不再声张。

　　在抗战爆发前的十年中，蒋介石的地位也并不是十分稳固。因此，昔日的大佬许崇智也成为各路反蒋派所争取的重要对象。如1929年冬，唐生智发动反蒋时，许崇智也于12月6日发布通电并劝蒋介石引退。为此，蒋介石恼怒之下，即以“阴谋反动、危害党国”罪下令通缉许崇智。

　　许崇智及家人

　　1931年2月，胡汉民被软禁事件发生后，广东的反蒋派们宣布另立“国民政府”，许崇智也被迎去广州，委以要职。

　　1937年上海沦陷后，许崇智仍在租界避难。由于担心许崇智会被日方利用，蒋介石先后两次派人送去15万元，以催促他早日离沪，但许崇智不为所动。之后，日伪方面也确实多次拉拢许崇智并许以高位，但许崇智同样不为所动。1940年冬，许崇智在杜月笙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但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挂名的监察院副院长虚位。

　　由于不满于蒋的安排，许崇智很快又返回香港寓居，并与杜月笙等人合伙开了一家同德盐业公司做买卖。期间，蒋介石方面的接济仍未中断。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因为无法逃脱，许崇智一度乔装成和尚，但最终仍被日军发现拘捕。不久，当年曾为士官学校同学的矶谷廉介出任驻港总督，其对许崇智一再施展诱降伎俩，一方面答应帮他开办宏丰公司赚钱，另一方面又唆使他出任汪伪南京政府要职。

　　然而，许崇智大节不失，其不但坚决拒绝出任伪职，而且还拍案怒斥：“以前是同学，现在是敌人，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见许崇智不肯就范，矶谷廉介将之禁闭在香港饭店，一度还要他在阳台上与对街的家人见上一面以示永诀，借此来威吓他，但许崇智仍不为所动。

　　1944年美国空军轰炸香港后，矶谷廉介被调离它处，被软禁的许崇智才得以脱身，后转移到澳门居住。

　　晚年许崇智

　　抗战胜利后，许崇智于1946年5月应邀到南京参加“还都大典”。但在事后，蒋介石只给许崇智安排了一个国民政府资政的闲职，令其大为不满。不久，许崇智仍回上海，并与居正、吴铁城、戴季陶、陈仪等人合资开办成功贸易公司，自任董事长，设总公司于台北，专事台湾与大陆间的商贸往来。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前，许崇智由上海迁往香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其特聘许崇智为“总统府资政”，并请其赴台湾。然而，因为对蒋毫无信任感，许崇智仍寓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许崇智在香港去世，年78岁。事后，蒋介石只为昔日的“二哥”发了一个唁电，其他别无表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