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较瘦：日本的内卷经验告诉我们什么？_风闻

日本开国之初，横滨港对外开放，一位前来观察的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日本人非常懒惰，这么懒惰的国家，经济是不会发展的。这让日本人读者非常惊讶气愤，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很勤劳。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报道呢？原因是，在此之前日本人做事总是比较随意，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做事情，但是现代化工作方式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好规定的标准工作内容。日本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样，在现代化的审视下是“懒惰”和没有前途的。

受到了现代化力量的冲击和现代性视角的鄙视，日本也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于是痛定思痛，明治维新以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诚恳学习、自我改变，不到40年时间内，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涩泽荣一，日本大实业家。拥有“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等一项项桂冠。以上两位日本精英是推动日本现代化的民族英雄。他们下垂的嘴角中透露出日本人性格的倔强、不屈、隐忍、骄傲）

同样，二战后，不到30年，日本又使自己从一个经济崩溃的战败国发展成经济巨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快速的发展说明日本是一个好学生。但国家竞争不是应试考试，只有学得好肯定不行。比如，在二战中，日本战术能力一流作战能力过硬，但是战略却令人费解。大方向错了，战役上不吃亏，却输掉了整个战场；同样在二战后，日本企业创造了一个个技术神话，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却骤然减速，逐渐陷入停滞泥沼，日本引以为傲的电子制造业也从顶峰滑落。

为什么日本眼看就要追赶上美国，却后劲不足、止步不前以至于败落？

尤其是日本电子工业，其发展和成就可谓是可圈可点，技术精益求精，质量一流品牌过硬，但努力的“通货膨胀”却更加明显——索尼、东芝、日立、富士通、NEC等一大批企业走下神坛，在电子产品业务方面陷入巨额亏损。那么努力，结局还如此悲惨，这就是一种“内卷”——出力不讨好，整个行业的“收益努力比”下降。

资源匮乏、生存空间狭隘、自然灾害频发，这样的自然环境培养了日本人隐忍的心态和危机意识。除了自然环境特色，日本历史后发性、日本文化权力距离大、长久以来“官尊民卑”的特色，让日本人对于标准、权威、强者充满了敬畏，做学习者，把自己“分内事情”做好，是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和职业态度，这让他们具备更强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让他们更加容易落入“内卷”的陷阱。

相比日本的环境，既有现代化制度优势和自由主义企业家精神、又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再加上广袤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环境土壤孕育一个接一个颠覆创新和不断开辟出的新赛道。也就不用像日本那么卷。

或许这种解释是日本电子行业内卷的一种假设式解读。实际真是如此吗？

从日本近代“起高楼宴宾客转眼楼塌了”的起起伏伏中，尤其是从内卷代表的电子行业案例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经验教训，来应对卷相环生的中国现状？

日本的产业研究者汤之上隆基于自己行业工作的经验和多年观察，写出了一本书《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讨论的正是日本制造业为什么衰落。此书是反思日本电子产业的经典书目。学习产业经济学和战略管理必读。

书名的“制造业”不是泛指日本的一切制造业，而是特指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也就是媒体上经常说的ICT产业，包括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软件等等。这类产业被统称为“电子产业”。本书以三部分内容来回溯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过程。第一部分，日本电子产业崛起和衰落的宏观背景；第二部分，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技术原因；第三部分，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战略原因。

第一部分：宏观背景

对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是一系列外部原因造成的，包括1985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美日贸易摩擦以及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等等，这些都对日本电子产业造成了打击。但汤之上隆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不能甩锅给别人，而必须从产业自身去寻找原因，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日本汽车产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有竞争力了。

事实上，二战后日本电子产业的兴起，和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美国强行肢解了日本的各大财阀，并竭力阻止日本再次工业化。但是，美国唯独对日本的通信产业大开绿灯，包括电话、电报、广播等，美国甚至直接命令日本产业界大力制造收音机。

这一切是因为冷战的需要，美国要把日本打造成东亚地区的情报中心和宣传阵地。在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电子产业成为日本在战后快速兴起的头号产业。像索尼公司就是得益于这一波政策红利，它靠录音机和收音机起家，驻日美军是索尼早年的最大客户。

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需要日本作为最大军需供应地，对日本的其他产业也从打压变为扶持。日本汽车产业趁势崛起，像丰田汽车就是替美军生产军用卡车起家的，这一波红利被日本产业界称为“朝鲜战争特需”。

朝鲜战争之后，美苏双方的冷战进一步升级，美国电子产业的发展重心转向军工领域和NASA等航天工程，民用电子产业发展得相对较慢。而这个时期，日本电子产业主要面向民用，各种小巧精致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日本生产的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等大举进入美国市场，这就导致了美日贸易摩擦的开始。这个时期，美国产业界主要是走法律诉讼程序，比如对日本彩色电视机提起反倾销诉讼，但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

那美国政府是从什么时候直接介入美日贸易摩擦的呢？是1985年9月，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让日元在三年内升值了100%。这个时间点不是偶然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冷战对美国的威胁明显变弱了。也正是在这一年，英特尔在存储芯片领域被日本公司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忍痛退出，专攻中央处理器，也就是CPU。美国政府第一次意识到，有可能失去计算机领域的战略制高点。

在这几重因素之下，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从扶持变为遏制。

由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主导的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趁机向美国商务部施压，要求对日本芯片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展开调查。1986年，日本对美国出口的3亿美元芯片被征收了100%的惩罚关税。当年9月，日美双方签署了《日美半导体协议》，其中有一个秘密条款：日本承诺开放本国市场，5年之内让美国芯片在日本国内占有20%的市场份额。

在日元升值、惩罚性关税和《日美半导体协议》的多重影响之下，1985年成为日本电子产业发展的转折点。在1985年之前的15年，日本电子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产值增长了5倍，出口增长了15倍。而1985年之后的15年，日本电子产业仍然在增长，但速度变慢了，产值只增长了1.5倍，出口增长放缓，进口稳步上升。在这个阶段，日本电子产业从以出口拉动变成了以内需为主。

到2000年时，日本电子产业产值达到26万亿日元的峰值，之后便掉头向下，整个产业开始萎缩。到2013年，日本电子产业产值只剩下11万亿日元，只有顶峰时的不到一半。并且在这一年，日本电子产业从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赤字。

通过梳理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日本电子产业发展有两个明显的转折点。1985年是从快速增长变为慢速增长，而2000年是从增长变为萎缩。所以，关于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原因，1985年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外因造成的，而2000年的转折应该主要从产业自身找原因。

导致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内在原因有哪些？

第二部分：技术原因

一些日本产业界人士承认，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的确是由内因引起的，主要是经营管理方面出了问题，而日本的技术实力仍然很强大。汤之上隆则指出，正是这个关于“日本技术第一”的神话害了日本。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首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在技术层面输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

汤之上隆认为，日本产业界对“技术实力”的看法过于片面了。日本人把技术实力简单等同于高品质、高性能，但其实技术实力还包括另一个层面，也就是以低成本、短时间进行快速生产的能力。这是日本电子企业的短板，却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强项。双方各有所长，这本来是好事，可以形成产业互补；但日本企业的致命错误在于，当1990年代全球半导体产业发生根本变化时，日本企业却毫无察觉、不知变通。

以存储芯片为例。在1980年代日本存储芯片的鼎盛时期，存储芯片主要是用在大型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上，这些设备制造商对存储芯片的质量有极高的要求。比如，大型计算机要求芯片有25年的质量保障，电话总机也要求至少23年的质量保障。当时美国产的芯片很难达到这样苛刻的标准，而日本的东芝、日立、三菱、富士通、NEC等一批电子企业，秉持工匠精神不懈努力，终于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芯片，并且良品率超过90%，相比之下美国芯片的合格率只有60%~70%。这段成功经验让日本企业坚信，必须在技术上追求极限品质和性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从1990年代起，芯片的主要应用领域从大型计算机转向了个人电脑和手机。个人电脑的使用寿命也就是5年左右，手机更短，一般不超过3年。换句话说，市场根本不需要保质25年的芯片了，而需要的是大量质量还过得去的廉价芯片。这时候，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超高品质，而在于能不能改进工艺、快速降低生产成本。

日本企业由于迷信高品质，不屑于对自己的生产工艺进行改造，仍然继续生产可以保质25年的芯片，结果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比如，同样是生产64M的存储芯片，日本企业的加工工序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1.5倍，是美国企业的2倍。加工工序越多，生产速度也就越慢，而且需要越昂贵的芯片制造设备。

当时的日本企业代表尔必达，仅是设备成本就比竞争对手高出2~3倍。相比起来，韩国的三星在降低设备成本方面拥有非常高超的技术，特别是延长现有设备使用寿命和熟练运用设备的能力，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看成品率，也就是每个生产批次中合格产品的比例，尔必达能够做到98%，而三星只有83%，看上去三星在技术上要略逊一筹。但是，三星设备的芯片吞吐量是尔必达的2倍，也就是说，虽然成品率更低，但在相同时间内三星设备能生产出的合格芯片数量比尔必达高得多。2005年三星的利润率为30%左右，尔必达只有3%左右，差了一个数量级。

尔必达的困境是日本电子产业的一个缩影。由于制造成本居高不下，很难盈利，而盈利不足又反过来影响了对研发的进一步投入。2012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制造业白皮书》就指出，日本电子产业的研发经费在逐年减少，研发投入比远远低于三星。

日本电视机产业也同样陷入了追求极限品质的误区。索尼一心追求画面的超高清晰度，已经超出了人眼可以分辨的水平。汤之上隆说，2012年左右，他在一位索尼工程师朋友的家里，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作为索尼工程师的丈夫抱怨说：“全世界都不知道索尼最高品质的液晶电视画面有多清晰，这个世界简直疯了。”而这位工程师的妻子反驳说：“我看你才疯了。你看我们家的索尼电视，如果开最高清晰度来录节目，硬盘很快就满了，结果还是得用低画质模式来录。再说，看电视节目，低画质完全够了。你们弄的什么超高清画质，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就是一种内卷化的表现——努力并没有带来新价值的产生。

市场反应也的确如此。当画质超过了人眼能够分辨的水平，再往上提升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消费者感觉不到。这时候，消费者更在意的是价格是否实惠，以及是否有更新颖的功能，这方面是韩国企业擅长的。2012年之后，三星和LG牢牢占据了全球数字电视市场份额的前两名，而索尼的市场份额不足三星的一半，陷入亏损泥潭。同样以高画质电视机著称的夏普也陷入巨额亏损，在2016年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收购。

汤之上隆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日本企业界错误地理解了“创新”这个词的含义。日语把英文中的“innovation”翻译成“技术革新”，以为创新就是指新技术，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innovation”是指“发明和市场的新结合”。简单说，就是要把新技术和产品结合起来，让产品能够迅速占领市场，这才是企业界的创新。如果仅仅只是发明新技术，那是科技界的创新而不是企业界的创新。

汤之上隆认为，正是因为错误理解了创新的含义，导致日本电子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在追求极限品质的死胡同里越走越远，而与市场越来越脱节。

在日本电子企业，站在鄙视链最顶端的是研发部门，其次是生产部门，最后才是市场部门。有一次，汤之上隆的一位朋友从技术研发部部长调任市场部部长，这位朋友感叹说，“唉，被降职了。看来马上我也要整天坐冷板凳了”。市场部在日本电子企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风险投资人江南愤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日本企业衰败启示录》。他认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工匠精神”，对日本电子企业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工匠精神是把工艺做到极致，这是工业时代的王者思维。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电子产品从耐用消费品变成了快消品，一两年就淘汰了。这个时候企业拼的是把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快速试错、快速迭代的能力，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精益求精地打磨工艺。

从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20年日本的电子产业衰落了，而汽车产业仍然可以保持领先。因为汽车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工匠精神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汤之上隆也指出，随着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兴起，汽车产业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汽车产业能否顺利转型，跟上这趟车，现在还是未知数。

第三部分：战略失误

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汤之上隆认为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营战略上的失误。具体来说就是，日本电子企业走坚持纵向一体化，而抗拒互联网时代水平分工的趋势。

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产品零件都是模块化的，小到手机，大到光刻机，模块之间的接口都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商只需要设计好自己的产品，采购相应模块，然后进行组装就可以了。这就促成了产业在国际间的水平分工，并且降低了产业的进入门槛。三星和LG能够快速超过日本电视机企业，一个契机就是数字化电视时代的来临，让电视机各个模块之间的接口标准化了。

同样地，在生产芯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领域，日本的尼康和佳能曾牢牢占据世界前两名的市场份额，然而后来却被荷兰公司阿斯麦赶超，并被远远甩开。

由于荷兰没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倒逼阿斯麦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合作，采购它们的模块，自己来进行组装和调试。阿斯麦最牛的地方在于集成，它组装调试出来的机器误差非常小。机器误差是指每台设备在性能方面存在的差异。反观尼康，它的生产系统是封闭的，所有部件除了光源，全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组装。尼康光刻机单台运行的性能很好，但是每台设备之间的机器误差很大。

机器误差大，设备利用率就低，因为需要将设备专用化，每道工序只能使用一台固定设备；而机器误差小，设备利用率就高，因为无论哪道工序都可以使用任意一台设备来处理。平均来说，阿斯麦光刻机的处理能力是尼康的2倍。所以汤之上隆认为，尼康光刻机的落败，部分原因是拒绝参与国际水平分工。

实际上，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半导体产业就出现了设计和制造相分离的水平分工模式。有的企业只从事芯片的设计和销售，不从事生产，这样的企业被称为“无厂化企业”，英文是Fabless；而承接芯片生产的企业被称为“代工企业”，英文是Foundry。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纵向联合型企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比如全球最大的两家芯片企业英特尔和三星。但是要注意，英特尔和三星的芯片厂也同时承接外包业务，所以，它们同时也是“代工企业”。

为什么半导体产业会出现设计与制造的分工？为什么连英特尔和三星这样的巨无霸也要屈尊去做代工？对这个问题，有个叫西村吉雄的日本记者，在他写的《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这本书里，做了详细的探讨。

西村吉雄认为，这种水平分工是必然的。半导体产业中设计和生产的分工，就好像出版业中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分工，它们需要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很少有出版社兼营印刷厂的，一般是由少数大型印刷厂，为众多的小型出版社提供印刷服务。这其中除了文化的原因，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设备的折旧。

编辑部是知识密集型的，而印刷厂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印刷设备一般都很贵。如果一个印刷厂只服务于一个出版社，印刷量就比较低，导致生产不能饱和、设备闲置。所以，印刷厂必须大量承接多个出版社的业务，才能充分分摊折旧成本，快速收回投资，从而也可以及时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反过来说，编辑部因为不用负担高昂的设备投资，可以针对小众人群出版特定刊物，这才使得大量小型出版社得以存在。

在手机行业，苹果就是“编辑部”，富士康就是“印刷厂”；在芯片行业，高通就是“编辑部”，台积电就是“印刷厂”。只不过，芯片代工企业的设备成本可比印刷厂高得多。一台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市场售价高达1.2亿欧元，和一架波音737客机的价格差不多。除了英特尔和三星这样的巨无霸，其他芯片企业很难负担得起。最划算的办法，还是自己设计，然后外包给台积电这样的代工企业进行生产。但是，即使是英特尔和三星，也无法让自己的芯片生产线完全饱和，所以要同时承接代工业务来分摊设备成本。

面对这样的国际分工趋势，日本半导体企业一开始非常排斥，坚持要走设计和制造一手包办的模式，没能在产业生态上及时卡位。后来，在与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竞争中落败之后，日本企业没法再走纵向联合型道路，只能在设计和制造中二选一。但奇怪的是，日本芯片企业的优势明明在于制造环节，它们却偏偏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设计环节，转型为“无厂化企业”，导致它们进一步丧失了竞争力。

这是为什么呢？西村吉雄认为，说到底，还是“技术至上”的思维在作怪。

日本芯片企业看不起代工企业，认为它们没有核心技术，只会批量生产廉价产品。殊不知，代工企业因为设备折旧快，设备的更新速度也快，它们使用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其实是最先进的。而且，因为代工企业向不同的设计公司开放接口，头部代工企业的技术接口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从而占据了主导权。

就这样，日本芯片企业错过了成为代工企业的机会，在设计领域又没有明显优势，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总结

导致日本电子产业衰落有三方面因素：在宏观层面，日元升值和美日贸易摩擦，对日本电子产业造成打击，从高速增长变为缓慢增长；在技术层面，日本电子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应对市场变化方面输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在战略层面，日本电子企业错过了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的窗口期。

以上，导致日本电子行业发展内卷化——虽然很努力，但是方式方法错了，结果就是努力工作的“通货膨胀”。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电子产业的失败经验在提醒我们什么呢？

第一：国家之间有合作，更有竞争，尤其是世界警察美国，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中国超越自己，就像当年美国政府第一次意识到有可能失去计算机领域的战略制高点，于是开始通过各种手段遏制日本。中国当下也处在被遏制的状态，所以要明白“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意义所在：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很多知识理论以及西方的经验标准，那是用厚厚的理性话语包裹着霸权的指示。

第二：“专业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日本的技术优势一方面让其产品质量过硬，另一方面滋长了专业的自大和盲目。

美国人善于开辟新赛道制定游戏玩法，日本人却只是善于把这个游戏玩得很精致，美国人一看半导体你们日本人做到极致了，那我就不玩半导体了，再玩就内卷了，我玩CPU芯片去了。

子曰：“君子不器”。日本人的“技术至上”其实就是在“器”的层面一条道走到黑。专业主义也是内卷的罪魁祸首，为了技术而技术，忘记了技术的目的是服务于人。日本人擦马桶都可以世界第一，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是索尼的显示器，像素已经在脱离人眼可视领域之外一路绝尘，技术发展得了精神失常。

专业主义技术至上，就像是一个吞噬器，人一旦进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卷”越封闭，越封闭越难以把眼光放宽。为了比别人厉害，即使是练《葵花宝典》也在所不惜，沦为了被编入了“更努力一些”程序的机器人，工作意义就贬值了，人生就乏味无趣了。

孔子很早之前就教导我们，思想比技术重要，思想是创造新价值和开辟新赛道的无形的翅膀、取之不尽的能量源泉。

第三：日本的发展是大起大落，追赶得快，掉落得也快。因为真正可持续的发展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生态系统，需要看得长远和看到整体的战略视野。

比如说，同样种庄稼，欧美是用一百年的时间来让土地环境变得富饶有机，就像东北的黑土地那样；日本土地贫瘠，十年时间追赶欧美庄稼产量，怎么办？那就拼命上化肥，化肥上多了，一开始庄稼产量喜人，但是土地也逐步板结了，再过一段时间，产量就会骤降。也像应试教育的高压，短期效用最大化，却阉割了学子的好奇心求知欲，患上了学习的癌症，变得唯唯诺诺像个套中人，长大了还依然是老学生。长期来说，创新和自主发展的生态就被破坏了，沦为思想的荒原了。

总而言之，日本的电子产业兴衰历史离我们不远，他们的内卷经验我们似曾相识。这其中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进步，不仅是学习和追随，更加是创造和想要引领。不仅是埋头苦干，更是抬头找路。

很多事情，别那么比学赶超，系统工程和生态发展急不得，慢慢来——跑得远比跑得快重要。

当然，虽然因专业主义导致内卷到死的日本电子行业是一个反面案例，但日本人那种善于学习各民族优长的能力、心怀敬畏、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工作的态度，都是更加值得我们去借鉴经验的。日本的漫画行业也充满了创造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