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先生，你错了，这不是一场战争_风闻

文/老C

拜登认为，中美竞争是一场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战争（Battle)。

他大错特错了。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共存和相互学习借鉴，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生物需要多样性。以全人类的视角看，政治体制也需要多样性。

1、

2021年3月，拜登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对中美竞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纽约时报做了如下报道。

纽约时报翻译成较量已经是轻描淡写了。拜登的英文原文是Battle （战争、战役）

“It is clear, absolutely clear — and most of the scholars I dealt with at  Penn agree with me around the country — that this is a battle between  the utility of democraci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autocracies.”

拜登先生，你错了。人类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即使西方民主制度下，也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不同的体制。

生物有多样性，人类的组织形式也有多样性。民主只是人类组织形式中的一种。

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不断演进，是人类进化历程的一部分。

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共存和相互学习借鉴，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2、

在美国，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在政治领域，确实选举政治是绝对主流。

如果二三十年前，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是仰视，觉得美国什么地方都比中国好。那时，很多人觉得选举民主制能解决一切问题，美国因民主而强大。

但今天，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是平视，觉得美国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要吸收学习的是美国的优点，而并非美国的全部。

美国最优秀的部分，最值得中国学习的部分是什么？我的观点，第一是优秀的企业，第二是优秀的大学和学术科研界。

不可否认，美国跨国企业是全球范围内的佼佼者。与同为发达国家的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企业运作最好，利润率最高，也最具创新能力的。上一代的企业明星，GE、CISCO、微软、宝洁和这一代的明星Google、Amazon、FB、Apple、Tesla，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他们创造了让全世界人们都乐于使用的高技术产品，并赚取了海量利润。

美国的大学也是全球范围的佼佼者。老实说，中国顶尖大学与美国顶尖大学之间的差距，也许比顶尖企业之间的差距更大。

至于政府治理能力如何？现在估计很多国人已经不会认为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有更强的治理能力了吧。过去，很多喜欢美国体制的人常说，只有自由民主的土壤才能长出创新的花朵。

真的是这样吗？美国创新的来源不是美国政府和议会，是企业和大学，但企业和大学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3、

曾经看过一本写通用电气（GE）的企业传记，里面提到了韦尔奇是怎么找接班人的。

1993年，韦尔奇告知GE董事会，他将在2001年65岁的时候退出。1994年春天，离韦尔奇退休还有7年，GE公司就开始启动选拔接班人的工作。首先，由韦尔奇和另外两名副总裁组成的三人小组，列出了一个23人的初选名单。其中7人为副总裁级别，另外16人为有发展潜力的事业部负责人。

1997年底，这个初选名单被缩短到了8个人。在1998年底，最终候选人名单只有三个人了。2000年4月，在距离最终结果揭晓还有大半年时，韦尔奇要求三位候选人各自物色自己部门的接班人，并在未来半年逐渐移交工作。最终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胜出，输掉的两个人将离开GE。

2000年10月底，韦尔奇提名伊梅尔特做为自己的接班人，然后董事会在11月24日一致通过。2001年9月，伊梅尔特正式接任CEO。

从现在的结果看，韦尔奇无疑是选错了人，伊梅尔特在GE的表现并不好。但另外两名候选人的后面的职业生涯也不能算明星企业家。

但，今天我想讨论的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选择的流程。

在表面上，企业的CEO产生，也应该是一个选举流程。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提名CEO候选人，股东大会确认通过。这个流程和政治领域中，选民选议员（选举团），议员（选举团）选总统/总理是非常类似的。区别就是政治上一人一票，企业中一股一票。

GE这样的现代大型企业，股权也高度分散，没有一股独大的控股股东。理论上每个股东都有投票权。

然而，真实的流程压根儿就不是这样。

是CEO和高管列出初选名单，董事会参与评估，提出意见。然后CEO提名，董事会通过。一般情况，董事会通过就算板上钉钉，股东大会就是橡皮图章，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GE选择接班人，与其说是选举制，不如说是韦尔奇个人意志的体现，是禅让。

韦尔奇无疑是一个强势CEO，他可以完全决定接班人的人选。如果CEO比较弱势，就必须考虑董事会上其他董事的意见。

但无论是一个人决定，还是几个人共同决定，大企业CEO的选择，都不是真正的股东选举产生。而是企业最顶层精英，在董事会这个层面互相讨论协商的结果。

长名单，短名单，人事考察，小范围讨论确认。这是企业CEO和高管的任命流程。看完GE选择接班人CEO，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和民主政治中，分党派，党内初选选出党的候选人，然后两党或者多党共同竞选拉票，完全是两回事。企业选CEO，股东投票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

如果用对政治术语来描述企业的管理机制，几乎全部企业，都是按照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原则来管理的，甚至部分企业的管理方式可以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来形容。

4、

美国大学找校长，当然比企业找CEO要民主一些，但所谓的选举绝大多数情况也是走过场。

根据约翰·内森等所著的《搜寻校长：选拔与任命大学校长过程指南》一书所说，美国大学校长的选拔，需要大致经历几个步骤：确立搜寻与选拔的机制；建立搜寻委员会；确定人选的标准；选择大量的候选人；甄别候选人；面试候选人；选出最终的候选人；任命校长。

以哈佛为例，哈佛有两大管理机构，一个是哈佛董事会，一个是校监会。哈佛董事会由校长与另外6名成员共计7人组成，是哈佛的最高机构也是执行机构，而哈佛校监会则由30位成员组成，它主要是一个咨询机构。根据哈佛的宪章，新校长的选拔与产生由哈佛董事会负责，会商并获得哈佛校监会的同意。

哈佛校长选举，存在一个选举环节，是董事会层面7个人投票选出，也是一个小范围投票的选举。我没有查到对这类选举是否需要提名多个候选人，然后董事会选举。但考虑到一共只有7名董事7张票，估计一次提名多人，也不太现实吧。

牛津大学的校长（Chancellor）倒是一个很正式的选举，多个候选人，由几千名校友投票产生。也有拉票这些行为。但牛津的校长职位更多的是名誉性的，大多是贵族出任。

真正管事的是执行校长（Vice-Chancellor)。这个职位的产生流程我没有查到太具体的信息，但从媒体报道上，是只提名一人，然后小范围内批准。

大学选校长的流程，也并非真正意义的选举。更多的还是长名单、短名单、小圈子协商、提名一个候选人、走过场的选举批准。

那么问题来了：

西方或美国，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组织，优秀企业和优秀大学，他们选择领导者的方式都不是民主选举，而是从候选人长名单短名单开始，然后小圈子精英协商妥协提名，然后选举走走过场。

那为啥政府的组织形态，和官员的产生，就只能靠选举呢？如果不通过选举产生官员，就被认为是违反普世价值，要被批判？

5、

如果我们设想，企业的CEO也通过和西方政府类似的民主选举产生，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那么企业内部肯定也得有派别，各自提名候选人。

候选人也得去想办法在股东面前多表现自己，争取曝光，吸引眼球。然后互相也得是不是打打架，攻击一下对方，来争取支持。

然后也得给股东承诺政绩。你说明年股价涨20%，我说涨30%，反正吹牛不上税。

最终股东大会上尔虞我诈唇枪舌剑，吃瓜群众肯定会看的不亦乐乎。

如果，企业真是这么运作，估计离完蛋也不远了。

当然，企业比国家人少得多，也简单得多。企业没有暴力手段。国家权力更大，有暴力手段。

然而，企业面对的环境挑战，面对的不确定性，其实比国家更激烈。现代国家之间，已经不是那么你死我活之间的关系了，大部分时候，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还是要共存共荣的。二战以后的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真正亡国的几乎没有了，国家之间的边界线的变动都不算频繁。但企业之间的竞争惨烈的多，残酷的多。

选举民主政治，适合风平浪静，不适合狂风骤雨。企业这种竞争激烈，需要追求效率的组织，是无法民主的。

今天的西方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部分，都是以类似权威主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为啥西方的政治学者却能同时坚定的在国家层面上完全否定权威主义的模式？

6、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既不需要企业，也不需要政府。

但为了发展生产力，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就得有社会分工。有分工，就得把人组织起来。国家是一种组织形式，国家内的企业也是一种组织形式。

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最好的？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没有完美的组织形式，只有最适合企业特点的组织形式。同时，企业规模不同，行业不同，也有不同的组织形式。

技术的进步，也会催生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没有完美普适的企业组织形式。

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学者就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存在一种完美的普适的组织形式呢？

生物需要多样性，政治组织形式也需要多样性。

那些为自己自由民主体制而骄傲的西方人，我们中国人理解你们的骄傲，理解你们过去二百年统治世界而产生的这种骄傲。

但为什么不能给人类一点时间，让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能够并存更长时间，认可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共同存在的价值。

为什么以拜登为代表的美国人，一定要把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视为无法共存的，必须有一方获胜的战斗。

7、

人类并非高枕无忧。大过滤器也许就在前方。

我个人观点，人类能不自己作死，顺利走过下一个千年的概率也就50%。能顺利走过万年，成为星际文明的概率低于千分之一。

大过滤器理论可以参考旧文：《机器人三定律、费米悖论与黑客帝国》

没有生物多样性，地球生命早就灭绝了。曾经统治地球的恐龙，今天已不复存在。活下来蓬勃发展的是不起眼的哺乳动物。站在全体生命的视角，生物多样性是保证地球上生命得以延续的关键。

同样，站在全人类的视角，为了人类延续，保持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也十分重要。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组织能经得起未来的惊涛骇浪。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应该是历史的终结。

有句话忘了是谁说的 - “民主这种组织形式在古代存在了两百年，在现代存在了两百年。除此之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民主这种组织形式。”

从企业治理上看，权威主义和良好治理并不矛盾，也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传承问题。

股权分散的大型跨国企业的权威主义治理是通过 “CEO做为公司核心；起平衡、顾问和协助作用的的董事会；一群精英高管助手；层层择优选拔人才” 来实施的。

国家层面上，谁又能说类似的组织形式 - 围绕一个决策核心，层层择优选拔，精英集体治理的方式一定不能实现长治久安呢？

此外，技术的巨大进步，本身就会影响社会组织形式。这方面的变化，在企业治理中已经能看到了。企业在不断探寻新的，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当然，国家治理的改变，会缓慢的多。但无论如何，二百多年前的先贤无法预测到现今的社会，他们制定的制度也必须不断改革。

如果从全人类的视角看，多种政治制度在这个星球上共存，每个国家自己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同时不断互相学习，改革前进。这才是对全人类，最好的道路。

一种制度一统全球，就和当年的中国，自居天朝上国，一套制度延续千年，反而会僵化停滞。

西方社会总有一天需要认识到这个道理。

8、

未来三十年，是一个重新寻找平衡的时代。

崛起的中国和世界霸主美国，必须寻找到个一个新的平衡点。

从里根时代到现在的四十年，巨型跨国公司在全球，急速扩张自己的实力。主权国家和巨型跨国公司之间，也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在西方，过去四十年，选举民主模式的政府在和权威主义模式的企业的博弈中，完全占不到什么优势。跨国企业的力量愈发强大，富可敌国。通过与不同国家博弈，寻找法律的漏洞，跨国公司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还能缴纳远低于正常水平的税收。

前不久G7联合宣布的 企业全球最低税率，就是主权国家对跨国公司的一次反击。

政府手里有暴力手段，有法律武器，实力远远大于企业，但过去四十年，因为体制原因，却在博弈中屡屡后退。西方社会，政府权力在企业面前的步步后退，已经引发了民众的愤怒。

良好治理的权威主义体制在竞争中，本来就远比选举民主有效率。

有腐败的民主，当然也有腐败的权威。同样，有良好治理的民主，也存在良好治理的权威。

国家成败的核心驱动力，不在选举民主模式还是权威主义模式，而是是否能实现良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