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话题说不清楚，反而把主要问题给掩盖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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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缘了了基本同意楼主的观点！但是，还是没有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不知是不是怕被网管和谐？

基础研究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我国的科学家无能，也不是没有科研经费！

我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现在大学或者研究院在管理上，是采用的企业模式，然而却要求达到科研的目的。

也就是把创收指标，作为对科学家或者教授们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志！这对于楼主提到的搞前沿科技的科技工作者——其中的优秀者，完成绩效考核并不难。对于从事基础科学教授或者科学家其处境就非常尴尬！

2.为什么大学和研究院要用绩效考核，来评价教授或者科学家呢？

因为这对于管理者来说是最简单、“最有效”管理方式。现在大多数管理政策的制定者，都不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科技工作者，甚至主要是经济管理专家，所以，在他们制定的管理制度下，经济效益就成了主要的评价标准！而一些校领导虽然也觉得不妥，但是，学校经费压力，以及各学科利益平衡带来的矛盾、冲突，创收多寡就成了最终极的解决方案。那些不赚钱的基础科学家们，大多时候因为**“自知理亏”**，只能选择隐忍！

3.现在大学里的教授就分为：能给学校赚钱的和不能赚钱两类。

我有几个同学在985学校任教授，他们可以通过厂校合作，为校方赚取大笔资金，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发明专利，可以让学校变现，这类人自然成了学校或者研究院中坚，校领导对他们自然格外关照。他们的经费申请相对容易，这样进一步促进更多的人远离基础科学研究！

与之相对应，从事的基础科学教授们，处境自然就“悲催”很多，虽然，他们的收入（包括奖奖金）可以通过学校政策得以保障，但是，每年的绩效考评却是不能免除，很多学校（研究院更是如此）对每位教授（科学家），通常有一个三年至多五年的考核期限，如果到时还不能做出成绩，可能连教授聘用都成问题！当然如果你讲课水平高还可以作为补偿！

这就是现实，大家都知道基础科学研究不会很快出成果，但是，校领导也有任期考核，就算你真的是个人才，可人家等不起呀！我听到的最可笑的是，某位大咖曾经在一次科技会议上宣称：中国的基础科技发展今后要靠企业！

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本来也想说，但是，其一由于我并非高校出身，虽然和高校多有接触，也有合作，对高校的科研（包括基础科研）管理体系，资金分配等体制，了解并不透彻。其二，这个话题过于庞大繁杂，绝非一句两句说得清。

说不清楚，反而把要想说的主要问题给掩盖了。虽然这样，但也处处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其重要问题：

一是在资金分配、项目的选定方面，基本上是按关系、权力、身份等级分配。院士身份之所以成为炙手可热的、疯狂的追逐对象，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曾经取得的成绩和贡献的社会肯定和确认，更是因为这些院士手中，大多掌握着数额巨大的科研资金分配权，其背后拥有着巨大的权利和经济利益。

二是在很多的科研项目中，尤其是应用研究领域，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几成风气；三是敢说真话的学者，几近绝迹。认真踏实做事的学者，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溜须拍马，屈膝折腰、谗言害人的小人越来越得志。

但这都是表面现象。我打心底里认为，这是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曲折。究其实质，是我们社会在迈上一个台阶之后，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没有随之进步，还停留在原地，甚至我们还认为只有坚持原有的价值评价标准，才能更好的进步。

现在出现的问题，不过是管理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进一步集中权力，进一步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但是，这却是一个南辕北撤的基本判断，断错了病因，也就开错了药方。这样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会进一步强化人身依附关系，会进一步强化江湖与庙堂之间的对立。

这些问题的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经过三四十年的快速进步以后，已经由原来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原有的关于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或者说原有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定义，已经改变，我们需要对既有的“公平与效率”进行再定义，对二者的的关系进行再平衡。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并且能够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的社会激励机制，现在不好用了，整个社会都不满意了。吃到肉的，甚至吃到满嘴流油的，不满意，在骂娘；捞不到吃肉的，甚至连喝汤也没有份的，也不满意，也在骂娘。年轻人，宁可躺下，也不愿意找一个可以为之长期奋斗的事业去努力。

二是，社会评价机制失效。主流社会认为是好的，底层社会却认为是不好的，甚至是极差的。老百姓认为是好的，却得不到官方的承认，所以逆淘汰之说已经流行多年。

三是，中国的各项社会治理，各项基础管理制度、法规、法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早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的社会的需要了。我们的各项基础管理制度、法规、法律已经不能有效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

经过三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今天的社会关系，是经过了三四十年爆炸式增长之后的现实，但我们还是用三四十年之间的基本框架去规范和协调，甚至用三四十年之前的观念去建设和完善，只能南辕北撤。

在这种那个情况下要想修正，第一条路是社会主流或者天赐，或者顿悟、或者妙手偶得，认识到问题的根本，并一夜之间改变观念；

第二条路是我们的社会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集体进行反思，并找到正确答案；第三条路是，把这个重大选择交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实体，先由他们在激励机制方面试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找到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在中等发达国家这一发展阶段，采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能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最大限度的调动社会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修正、推广，得到社会公认，成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