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麟在来澳前的斗争事迹更精彩_风闻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医学教育家柯麟医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由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办的「柯麟与镜湖医院」学术研讨会，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显法等出席了研讨会。

　　柯麟医生在澳门的事迹，老一辈澳门居民已经耳熟能详；青少年也在学习澳门爱国爱澳传统历史中，有所了解。其实，柯麟在来澳进行「潜伏」斗争之前的斗争事迹，更是精彩，更是可歌可泣。尤其是有两件大事，其一是协助中央特科严惩出卖彭湃烈士的叛徒白鑫，其二是以锐敏的政治触觉，避免了李硕勋烈士的夫人赵君陶和儿子李鹏也落入敌手。但由于这是属于更为隐蔽的地下斗争，而长期不为人所知。一九八零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周年，《人民日报》发表柯麟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回忆文章，才将前一个事件公开于众。笔者当时曾就此文询问柯正平，是否柯麟的胞弟，柯正平爽朗地承认了，并说《人民日报》公开的此事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当然，后来从各个不同角度描述此一事件的文章越来越多，也就更为印证了柯麟的回忆文章所述。

　　广州起义失败后，柯麟与叶剑英两人经澳门到香港，在大埔墟隐居了九个月。一九二八年夏，两人一道乘船去上海，迎接新的战斗。根据组织安排，柯麟化名「柯达文」，与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开国中将）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一家「达生医院」，作为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党中央经常利用它进行联络，中央政治局也常在这里举行会议。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由于叛徒白鑫出卖，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不幸被捕，一星期后惨遭杀害。彭湃、杨殷等人被捕后，党中央立即作出营救计划。「达生医院」配合党的保卫机关——中央特科，为此进行了紧张工作。但由于敌人迅速秘密杀害了这些同志，营救计划未获成功。于是中央特科的工作集中到严惩叛徒白鑫上来。白鑫叛变投敌后自知难逃惩罚，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出保护，不露踪影。但是，时隔不久，白鑫又露面了，这真是天赐良机。迫使白鑫抛头露面的关键人物正是柯麟。

　　原来这时白鑫的疟疾病又犯了，痛苦难忍，而柯麟正是他最崇拜和信赖的医生。柯麟与白鑫也是同事，一年前，他们同在叶挺的四军教导队工作，而柯麟这时在上海的真实身份，白鑫却一无所知。在白鑫眼里，柯麟是一个重感情、不热心政治、医术高明的老熟人，他自然首先想到找柯麟看病。萁实，在彭湃等被捕后，党中央就准确地估计到了这一点。彭湃等被捕的第二天早晨，关向应就来到柯麟家里，分析了白鑫找柯麟看病的可能性。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还向柯麟通报了中央特科的有关准备情况和联络办法。白鑫这次找柯麟看病正是送「货」上门，自投罗网。经过多次侦探，柯麟摸清楚了白鑫的行踪，报告了周恩来、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十一月十一日，白鑫从范争波公馆直接去飞机场，动身前往意大利「避难」。当白鑫、范争波等五人出现在公馆门外的汽车旁时，特科行动队员突然将他们团团围住，不到一分钟时间，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个保镖当场被击毙，范争波受重伤。当巡捕房的警察闻声赶到时，中央特科「红队」全部人员已撤离一空。

　　柯麟协助中央特科惩办出卖彭湃烈士的叛徒白鑫，其实也可说是为自己的「带路人」报仇。一九二四年春，柯麟在广东公医大学读书时，就是由同乡及好友彭湃介绍加入「CY」，成为「公医」的第一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一九二六年，组织上决定中山大学医学院（由「公医」更名）的「CY」转为「CP」，柯麟是该校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白鑫被处决后，陈赓找到柯麟，传达了党的指示，立即离开上海，到东北去由那里的党组织安排工作。陈赓最后加重语气说：「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

　　柯麟到了奉天（今沈阳）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人通知他党的领导人要见他。接见他的是刘少奇，其实两人在广州时就已经认识，今次是重逢。刘少奇关切地说：「你这个广东人来北方很不习惯吧！这么冷的天，你穿着这样单薄，你又不会说东北话，工作困难。我看建议中央在南方分配你的工作更适合一些。」随后，柯麟回到上海，陈赓去码头迎接。在上海时，由陆定一、阳翰笙、关向应做媒，柯麟与上海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的陈志英结婚。

　　随后，柯麟按照组织指示，到厦门开设「同德医院」作为党的掩护机关。厦门的省委机关受到敌人监视后，省委书记罗明指示他转到香港开展工作。在弟弟柯正平的帮助下，他在香港深水士步开办了一家小药铺——「南华药房」，作为秘密联络点。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时任广东省军委书记的李硕勋，到药房找他。原来李硕勋在上海同王明一伙意见分歧，被派到海南进行兵运工作，其夫人赵君陶（中共早期烈士赵世炎的妹妹）和年仅三岁的儿子李鹏也随行，也来到香港。柯麟认为一个外江佬（李硕勋是四川人），不懂海南话，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再三叮嘱他多加小心，并建议不要携带妻儿同行。

　　果然，李硕勋在海口被捕并英勇就义。在就义前，李硕勋从狱中托人带出、辗转寄给柯麟夫妇两封书信，请求他与章汉夫取得联系。但来不及营救，李硕勋就英勇牺牲了。柯麟联想到前此不久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和香港市委机关遭受破坏，一些省、市委领导同志被捕牺牲，而身为香港市委秘书长的潘亚波却太平无事，依然留在香港，不禁疑虑重重。他立即同住在潘亚波家里的赵君陶取得联系，表明了自己的怀疑，希望她尽快离开潘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赵君陶接受了他的意见及银元，立即离开潘家乘船去上海。事后证实，潘亚波等人叛变了。因此可以说，柯麟间接营救了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而曾经出任澳门中联办副主任的柯小刚，在出任驻阿根廷大使时，经过周密安排，李鹏委员长访问阿根廷，两人接续了父辈的革命友情。

　　柯麟医生是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比后来成为他的上司并指派他到澳门工作的廖承志（一九二八年入党）还要早，甚至还早于与他关系密切的叶剑英元帅。据《红色医生、教育家柯麟传》一书所述，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柯麟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中共秘密支部通过吸收叶剑英入党，柯麟为他一向敬重的老相识叶剑英入党高兴地投了赞成票。

　　而据相关史料显示，在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时，只有九百九十四名党员。而在柯麟入党的一九二六年七月，也只有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六名党员。此后如果撇除牺牲、失联、失踪、脱队、叛变等者外，在新中国成立时，可能只剩下几千人了。这几千人，也就是当时的中央政府部委及地方省级以上干部的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许多比柯麟迟入党的人，此时都已是兵团级的干部，获授予上将、大将军衔，或在中央或地方担任省部级以上的职务，包括当时在广东省主政的陶铸。而柯麟医生却安心于可能只是相当于司局级的中山医学院的院长，可见他不图虚名，谦虚谨慎，埋头苦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