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大选，工党能挫败莫里森的自由党政府吗？_风闻

澳洲明年将迎来大选，但也有评论认为大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举行。澳洲选举制比较独特，有基本票和转移计票的机制。根据最新民意调查，右翼的自由党基本票是 41%，左翼的工党和绿党的基本票是36%和 11%。澳洲民众对左翼的工党和右翼的自由党联盟的支持度总体持平，都是50%对50%。

总理莫里森的支持度虽然下降 4 个百分点，但仍然保持54%，相对于工党领袖埃博尼兹的32%，莫里森仍然以较大优势领先。

不可否认澳洲工党在联邦层面长期处于衰落之中。 工党在 1943 年获得了 50% 的基本票，到 1950 年代至 80 年代区间，工党的基本票下降到在 45%。 在1990 年到 2019 年的11 次选举中，工党 8 次的基本票跌至 35%区间。

澳洲工党得票率下降不是偶然的现象，西方国家曾经代表劳工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近年来都发生了明显的萎缩状态。2019年12月的英国大选，英国工党以大比分输给了保守党的鲍里斯·约翰逊，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几年似乎处于偃旗息鼓的状态。美国2020大选，如果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更为理性一点，拜登的民主党大概率会失败。

针对这种现象巴黎经济学院的学者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学者作出了一项包括澳洲，涵盖 50 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研究。这项调查的核心发现是，第一，教育成为主导选民意愿的重要因素，第二，收入的变化使得原来阶级的界限发生模糊。最富有的选民仍然选择右翼政党，最贫穷的选民仍然选择左翼政党，但和以往显著不同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投左翼政党，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他们过去历来是左翼政党的票仓，却越来越多地投右翼政党。

在1963 年，57.1% 的澳洲上层或中产阶级选民支持自由党， 到 2019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31.6%；1963 年自由党在拥有大学学位的群体中获得的支持率为 63.1%，到 2019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24.3%。同期工党在高收入者的支持率从 18.4% 增加到 33.9%。在获得大学学位的人群中的支持率从 19.5%增加到 37%。

但与此同时，工党在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选民中的得票率显著下降。1963 年工党在低收入者中的支持率为 61.8%。到 2019 年下降到 30.8%。1972 年，自我认定属于劳工阶级的选民 65.9%支持工党，到 2019 年这个比列下降到 35%。

上述的变化对澳洲工党不利，工党从中上层和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选民中得到的票数远远抵不上从低收入和低学历选民中流失的选票。另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居住在城市的白领更认同绿党在环保和移民等议题上更激进的立场。工党面临的选票流失发生在两个方向上：一些低收入选民转向自由党，另一部分激进年轻人则转向绿党。

这里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群体会有那么多人放弃工党而投自由党？答案是，这与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劳工阶级面临工作流失和工资水平停滞增长高度相关。澳洲制造业萎缩是发达国家里非常严重的，1970年时，制造业就业占澳洲职工总数25%，现在仅占5.4%。制造业占 GDP的比重也只有 5%。劳工阶级对大量进口导致工作流失，移民抢饭碗，海外移民投资房产推高本土房价和海外资本控制本土重要资产例如农场，码头等格外敏感。

西方右翼势力中的极右派在这些问题上十分敏锐，他们充分利用民意，煽动民粹，在反对移民，提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和审查外国投资上做文章，把自己打造成国家利益和劳工利益的保护者。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特朗普，他在保护美国人民，重建美国伟大的旗帜下实行高关税，修建美墨边境墙，禁止穆斯林移民等等从而获得了大量白人劳工阶层的支持。澳洲虽然没有特朗普，但部分澳洲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热情非常高。我长期看澳大利亚人报和华尔街日报，从这两份报纸的文章留言上看，澳洲保守派人士对特朗普支持的声势远远超过美国保守派对他的支持。澳洲的政治家当然很会利用这种民意。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收入使得原来的阶级界限模糊了。悉尼大学2019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表明新的阶级差别与教育水平、职业或收入的关系不再紧密，而与房屋所有权高度有关。当前的社会是一个“房产社会”，房子升值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工资，现在工作和工资并不能定义人们的社会阶层和自我认同，蓝领或白领的划分不再重要，长期以来社会阶层的划分已经被是否拥有房屋所取代。研究人员称选民从支持工党转向支持自由党的标志性转变是何时购买了第一套住房。另外西方实行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例如降低关税，减税，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为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些人士不一定具有大学学历，很多是海外移民。他们大量成为小生意者，不少人通过进出口和投资房地产致富，这些人的选举倾向逐渐偏向自由党。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教育使得西方年轻人那么反对自由党。在澳洲 18-24 岁的人群中，只有 15% 的人投票支持自由党，在 25-34 岁的年龄组中，投票给自由党的也不过 27%。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西方目前的两极分化高度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知识界，特别是在大学里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警告，美国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即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最顶层的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所操纵。西方年轻人希望有一个更公平，更环保，种族和谐的社会。

但是西方的左翼政党在为年轻人指明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上做的很差。以环保政策为例，目前是否采纳2050年达到零碳排放的立场已经是澳洲政治和明年大选的一个关键议题。要达到零排放需要付出代价，关闭煤炭发电厂和建立新能源基地的巨额成本将分摊到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在环保议题上自由党政府强调环保政策不能以损失国内经济和就业为代价，这样就比较能获得一般老百姓的支持。绿党则竭力要求实行激进的环保政策，尽管绿党获得了很多青年学生和年轻白领的支持，但他们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工党则在环保政策上畏首畏尾，既想提出确保2050零排放的政策以争取更多的年轻人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又怕激进的环保政策导致劳工阶层的选票流失。毕竟工党有前车之鉴，2019年工党候选人肖顿对昆士兰煤矿项目模棱两可，不加支持的态度造成大量煤矿职工和相关的职工选票流失，是当时肖顿输给莫里森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体来说，西方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普通劳动者已经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如同他们父辈得到的那么多。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东方和中国的压力，西方的民粹和民族主义由此抬头，而西方政治体系中的右翼更能利用民间的不满，煽动民粹和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另一方面，西方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越来越多，他们反对大资本，提倡环保，提倡人权，政治上他们更偏向绿党。但绿党并不能拿出可行的方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相反他们激进的主张却能把一般的老百姓推到保守派那一边。澳洲工党夹在右翼民粹和左翼激进这两股潮流中显得无能为力，他们政治上仍然跳不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多党议会制度的框架，在实际政策方面，工党既不敢像绿党那样在环保和移民政策上提出取悦年轻人的激进纲领，又不能像右翼政客那样大打民粹牌。

客观上，由于制造业的萎缩, 澳洲工会会员占职工总数的比列从从1992 的40% 下降到2020年的14%，工会作为工党的基础组织不断式微，直接体现了工党影响力的下降。综合上述各方面的原因，澳洲工党在明年的大选中很难挫败莫里森的自由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