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召开的转兵会议为啥变成县溪会议？_风闻

1934年12月12日的中共中央转兵会议在芙蓉召开应该是比较可信，那么芙蓉召开的转兵会议为啥变成县溪(通道)会议呢?这是客观与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从客观方面原因上说:

　　一是时属绥宁县的芙蓉苗寨(今侗寨)距离当时通道县城首善镇(今县溪镇)很近，外来人很容易产生错觉，误以为芙蓉是通道县的属地。其实解放前，绥宁县地域连接湘桂两省，疆域辽阔，全县面积达到5002平方公里，为当时湖南省县域面积较大的十县之一; 而当时通道县却是名副其实的"袖珍"县，县域面积只有560平方公里。通道县地形南北长，东西窄，东部与绥宁县南部相连，县城首善镇(今县溪镇)直接与绥宁县地域接壤，县城中心地带距离绥宁县管辖地域只有几公里，距离芙蓉苗寨(今侗寨)亦不过10公里左右。

　　一个县的县城周围的几公里外的地方竟是另一个县的辖区，外来人根本意识不到的，何况当时通过这里的红军?因此红军就把芙蓉以及附近的绥宁辖区地域错误认为是通道县领地。

　　二是解放后，绥宁县曾两次大规模地析出土地，包括芙蓉(转兵会址地)，双江，流源等在的整个绥宁南部地区划入通道县，于是，部分丧失历史观念的人，即以现今的地理概念代替过去的历史地理概念，把1934年中央红军在绥宁芙蓉等南部地区活动的都当成在通道县活动了，导致史实模糊失真，都是不负历史责任的伪史学者所为。他们不求甚解，或者贪图简化和省事，在记叙中央红军长征当年从广西龙胜进入湖南西南地区时，大都写成了"进入通道(县)"，“进入通道以南地区"或者"进入湘西南地域的通道县境"之类，人为伪改得让错误把历史记载导致不少史记失真，事实上是当时与广西龙胜县接壤的是湖南绥宁县，才存在中央红军经过流源，双江，芙蓉，金殿，炉溪的历史事实。脱离了当时属绥宁地域，才演出通道转兵会址篡改到没有历史文献支撑的通道县溪镇恭城书院，造成当今历史界的天大错误。　　

从主观方面原因上看:　

　一. 某些史学工作者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精神，主观臆断，敷衍了事，习惯性和满足于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坐而论道; 缺乏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盲目独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善于集思广益，兼容并蓄，以致在探讨和研究"转兵会议"这个重大历史问题时，作为重要相关的"芙蓉"被排斥在外，让有文史记载的事实没有了历史价值，反把缺乏史料支撑的县溪当成历史狗头金。

　　二. 是通道功利主义挂帅，片面强调史志工作的资政功能化，奉行存史观服从于资政原则，导致使通道县史志工作的存史功能不断虚弱虚假化，同而造成历史失真，育人功能也成为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综上所述，转兵会议的时间实为1934年12月12日，地点系今通道侗族自治县(前属绥宁县)菁芜洲镇芙蓉村，名称应为: “通道芙蓉会议"比较实际。　　  

老一辈革命家、老红军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等的长征大事记和长征日记：

　　1. 陆定一长征时任军委宣传部长，日记：[1934年]十二月十二日晴、军委二纵队到芙蓉寺附近，野战司令部到芙蓉。　

　2. 伍云甫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日记：[1934年]十二月十二日晴、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十三日晴、自芙蓉出发，经芦(炉)溪[村]进入播阳所。

　　3. 张南生长征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日记：[1934]十二月十二日到金殿。

　　4. 彭绍辉长征日记里记录：1934年12月12日、晴，行军。部队7时即准备出发，因’红星纵队’未过完，我师也未动。朱、周、博、洛、毛等同志也随’红星纵队’在此通过，我师才等到下午1时才出发，由两江口(本地俗称二江口)渡浮桥，经底艮(即地连村)、职笑洲(即菁芜洲)，‘红星纵队’在此宿营(补充说明：当时蒋家堡村、九龙桥村、芙蓉村三村统称’芙蓉’或’芙蓉乡’，距离菁芜洲和地连村很近)。

　　5. 陈伯钧将军长征按照中央军委12月12日19时半 ‘万万火急’ 电报布置：‘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现]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的指示精神，陈伯钧队伍通过芙蓉、金殿等侗寨，陈伯钧将军日记这样记录: 12月13日、晴，行军。由麻阳塘经黄家堡、马家坝、双江口(今通道县新县城)、罗屋(今罗武村)、芙蓉到金殿，60里。本来8时许即出发，后因友军阻滞，遂将主力停止在黄家堡之线，造饭休息。后卫团则在麻阳塘、长安堡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主力前进。15时以后，敌人在长安堡与我后卫团接触。至20时许，我主力已通过双江口，进至罗屋附近，即闻从双江口附近传来枪声。是晚敌人一直尾追我至马家坝(离双江口5里)。次日2时许，抵达芙蓉(村)，先头走错了路 (从芙蓉向左一江头一黄江一金殿)，又耽误了两三个钟头，拂哓后才到金殿。(如果先头走中央军委路线芙蓉一金殿一炉溪或芙蓉一炉溪，会节省不少时间和路程) 12月14日、晴，行军。由金殿经沪[炉]溪、么姑到张黄，约35里。我军准备尾随我十五师之后，经新厂向贵州前进。所以今日黄昏前后由金殿出发，当晚赶到张黄宿营。我先头团则在晒渡(离通道县城县溪镇12里)宿营，并向通道[方向]警戒。我八军团则在深渡。

　　6. 彭绍辉长征时有非常详细的日记，且对天气都有记载，因此可以判断为当时所记，绝非后来的回忆(回忆难免会有偏差)，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其12月11日的日记记载：“我师受领掩护‘红星纵队’的任务。上午‘红星’在龙坪未动，下午尾随‘红星纵队’行进，‘红星纵队’到流源宿营，我师超越20余里到下乡宿营。”流源当时为绥宁县下乡乡(今属通道县下乡)所辖的一个村，在下乡东南6公里处，东距湘桂边界约6公里。由此可以确定1934年12月11日， “红星纵队”已由广西龙胜县进入湖南通道境内，并且夜宿通道县下乡乡流源村。彭日记与长征时主管机要电讯工作的伍云甫(编在军委一纵队)的日记又相互吻合，伍记载：“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十七时左右到流源宿营。”

　　由此可见，彭绍辉所记载的 “红星纵队” 11日上 (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43·万方数据) 午 “未动” 情况属实，该纵队11时才出发，伍日记更是清楚记下 “红星纵队” 11日到达流源的准确时间为十七时。彭绍辉日记、伍云甫日记又同时与陆定一日记相印证。陆定一长征时编在“红章”纵队(即军委二纵队)，陆12月11日日记记载：“军委二纵队到了辰口(属通道县马龙乡——笔者注)，野战军司令部到平等。”野战军司令部即 “红星纵队”。由此可以判定，此时军委二纵队走在一纵队前面。同处军委二纵队的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张南生日记同样记载：“12月11日到辰口。”12月12日，15师原计划上午7时出发，因 “红星纵队” 未过完，该师上午在下乡掩护未动。

　　彭绍辉日记记下了当天从其面前经过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名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朱德、副 周恩来，中共临时中央 博古、中央人民委员会 张闻天(洛甫)，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等同志也随 ‘红星纵队’ 在此通过。”这一记载尤为珍贵，它透漏一个重要信息，即参加通道会议的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此时已经都会合在“红星纵队”了，这为开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长征出发时，博古、周恩来、朱德在第一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第二纵队。这两个纵队行军时距离时远时近。如陆定一在名篇《老山界》中就写到，本属第二纵队的他跑到第一纵队的尾巴上。但为了安全起见，两个纵队一般都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彭绍辉日记记下了 “红星纵队” 12日的宿营地： “我师到下午1时才出发，由两江口渡浮桥，经底艮，职笑洲， ‘红星纵队’ 在此宿营。我师本应到瓜坪宿营，因道路被敌挖断不易通过，故折回朱家桥宿营，翌日晨3时方到达。行程约40里。” 查通道县地图，无底艮和职笑洲地名，而在下乡至瓜坪一线上有地连、地朗和菁芜洲地名，且均在两江口往瓜坪村方向。彭日记中所称底艮和职笑洲当为底朗和菁芜洲的误写。地连或地朗和底艮，职笑洲和菁芜洲字形相近，很可能是作者在撰写日记时顺手写下地名，且其地名来自当地老百姓的口头告知，后来出版时便排印成了“底艮”和“职笑洲”。

　　这一现象在其他指战员的长征日记中也有体现。如同一个地名牙屯堡镇金殿村，在陈伯钧1934年12月13日的长征日记记载为“金殿”，而在童小鹏的日记中记载为“金店”。彭日记关于“红星纵队”12月12日宿营地的(·44·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记载，与伍云甫的日记记载完全吻合。伍云甫12月12日的日记写道：“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伍云甫时任中革军委三局政委，跟随“红星纵队”行动，属纵队所辖的四个梯队中的第一梯队。其12月12日的宿营地即为中央领导人宿营地。

　　同时，芙蓉村的地理环境也为通道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芙蓉村在菁芜洲西南5公里处，现属菁芜洲镇，处于一块地势开阔的小盆地中，在万山丛林、溪流密布的通道地区，由紧密相连的三村十八寨组成，当时就有四百多户人家，实属大村。康克清也回忆通道会议的召开地为村子：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确定，通道会议是在菁芜洲镇芙蓉村召开的。但具体是不是该村的木林庵堂，则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从绥宁县大事记和芙蓉等村大部知情人都承认当年红军是在芙蓉古庙木林庵召开"转兵会议"的，地方政府实地调查后，1986年通道县党史办也承认芙蓉木林庵是通道会议所在地。

      通道转兵会议是后人提出来的，对于通道转兵的提出，始于1959年，是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刘帅在1959年发表于八一杂志<<回顾长征>>一文中，讲了红军十二月占领湖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改向贵州旳通道转兵，而没讲会议，但是提到当时毛主席的提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必然有个会议讨论研究，这样就提出了通道会议。

　　1959年的芙蓉1951年已就划管了通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地图上，就标明了芙蓉在通道规划的版图内，到1972年，通道侗族自治县党史办研究本县党史时，进行多次多处实地考察取证，通过在世的开国元勋、老红军、专家学者认证，终于确定芙蓉木林庵是转兵入黔会议会址。1986年10月成功出版名叫 <<红军长征过通道>> 的党史资料丛书，书中都以芙蓉为主向世人介绍通道转兵会议，以木林庵会址介绍通道转兵会址的真实性。 

　　在人们形成的概念中，芙蓉1951年划管了通道，自然认为芙蓉就是通道了。把芙蓉木林庵转兵会议改写成 “通道转兵” 和 “通道会议”，也是顺理成章，如需要以地名就该是“通道芙蓉转兵会议”为好！也属于实事求是。

　　如果通道县溪镇或者恭城书院能拿出那么多文献史证来证明当年中央军委一二纵队"在"县溪的铁证，才让人信服! 否则就是弄虚作假。以后，希望广大媒体发挥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不然会误导人家，害人害己的报道不要出。牢记弘扬真实历史，才是正确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