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股权变更的背后，是商业运营与文化传承的新命题_风闻

189天之后，随着中赫集团和北京国安俱乐部发布完成股权变更的声明，「国安」的名字正式被保留了下来，所有人在欢喜之余都长出了一口气，就像打赢了一场艰苦的战役。

而周金辉也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在入主俱乐部之初「一定会保留国安」的承诺。

文 / 宋鑫宇

编辑 / 陈点点

1992年6月，时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在此后被称作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起点的红山口会议上提出，「从1994年开始，举办全国俱乐部联赛」。

半年后，北京市体委、先农坛运动技术学校和中信国安实业发展总公司，在北京国安宾馆正式签下协定，合作成立「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与其他的11支球队一同开启了中国足球的新篇章。

从那之后，在中国足球27年的职业化历程中，无数俱乐部沉沉浮浮，不断地更名、转让、迁移。而「国安」这两个字，和「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响亮口号，却始终屹立不倒，在无数个夜晚，回荡在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成为这座城市灵魂深处的烙印。

2019年，《南方都市报》发起了一份中国足球职业化26年以来「哪支球队最伟大」的俱乐部评选，邀请了26位国内知名媒体的体育记者担当评委。最终，北京国安力压山东鲁能和广州恒大，成为了这次评选中的「最伟大俱乐部」。这也是对于国安自92年成立以来，始终走在中国足球专业化、职业化改革的前端的肯定。

回想2004赛季中超元年，北京国安联合7家中超俱乐部与中国足协谈判，不仅揭开中超盛行一时的假赌黑内幕，更是大大推进了中超职业化改革。2018赛季，耐克以10年总金额8亿垄断中超球衣之后，国安同样孤身一家跳出来反对，让被球迷和俱乐部抱怨已久的耐克开始正视中超，并从美国派出团队，专门为国安进行中超球衣的设计。

事实上，国安的这些举动，给球队本身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收益，G7事件后，国安除了被扣分罚款，还遭到当时裁判们的联合抵制。但是所提出的「行政退出、资本决定、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公司化经营」等建议，在体制结构与资本性质方面，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这样一支能够充分代表城市性格的球队，才让一代又一代的北京球迷，如此无条件的热爱、支持和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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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国安」只有一条路

去年12月14日，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公布了《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无差别的中性名变更要求，令国安在内的许多俱乐部猝不及防。

足协关于中性名的规定很明确，俱乐部名称中不得含有俱乐部任何股东、关联方或控制人字号、商号或品牌名称。这意味着，要想保留住「国安」只有一条路可走——老东家中信将其所持有的36%的俱乐部股份全部转让出去，由中赫或者第三方公司接手。

一场关于「国安」名字的保卫战，从此打响。

在向足协申请延期之后，1月29日中信集团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股权，转让国安俱乐部36%的股份，标出的转让底价为1元。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再无更新消息，但中赫集团与中信集团双方一直在进行积极的协商，足协主席陈戌源也在接受央视记者白岩松《新闻1+1》栏目采访时表示，中赫集团正在收购中信集团的相关股份，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名称很大程度会保留。

3月25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更名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这意味着基本能够确认「国安」两字得以保留下来。

而经过不断的协商、谈判，北京时间6月21日，中赫集团正式宣布，完成与中信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北京国安」重回中超。而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北京国安」的保留，也给这个动荡不安中性名改革画上了一个句号。

与中赫集团以及北京国安俱乐部感谢中信集团过往贡献相对应，中信集团在随后发布的公告中，也同样给中赫集团以及北京国安俱乐部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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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改革迷途

事实上，包括中性名改革、限薪等一系列「强制性政策」的背后，根源都来自于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

近几年中国足坛不断有球队解散或是退出，究其原因，在于许多职业俱乐部本质上是主要持有人的附属工具。俱乐部的存亡兴废，皆取决于企业经营策略，甚至老板的个人喜好。

对于很多控股方来说，俱乐部不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业务，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输血才能保持运营的广告平台。若运营职业俱乐部不能给持有人带来预期的回报，或持有人的主营业务出现了经营问题，撤资便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而在多数中国职业俱乐部股权结构较为单一的背景下，持有人撤资对于俱乐部将造成巨大的冲击，难以找到下家的俱乐部，只能被迫吞下解散的苦果。

就像是上个休赛期中的江苏苏宁，在夺冠仅仅108天之后就宣布停止运营，而由于禁止异地转让球队、中性名时代新金主无法冠名球队的政策，以及球队的高额负债，让球队在投资方宣布撤资后，很难找到愿意接盘的新资方，只能宣告解散。

由此看来，推进职业足球俱乐部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工作，的的确确是大势所趋。但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推进股权多元化，在新阶段的中国足坛难度并不小。

首先，投资一家中超球队，即使是小股东也意味着每年需要投入一笔不小的资金。根据恒大此前的财报，以及上港集团年报中关于俱乐部的内容，大致可以推算出中超争冠集团球队的年投入在20亿元左右。同样天海在此前转让案中曾披露俱乐部最后一年中有7亿元负债，这意味着，中超保级球队的投入也将近10亿元。

广州队每年亏损金额（统计截止至2019赛季）

简单推算一下，若某股东在该俱乐部占据30%股份，那么每个赛季需至少要花费3亿。

但是作为小股东，投资人实在没必要花一笔巨额投资一家既不具有赚钱能力、又很难给自己带来广告效应的俱乐部。另一方面，新股东入局之后产生分歧的案例并不少见，特别是在中国足坛。由于历史原因，老体制下的球队虽然通过股权变更名义上改为职业化足球俱乐部，但是原本掌控球队的地方体育局或是国企，并不愿意完全放手。

虽然在从上世纪90年代初足球职业化改革后，国内各省市区的足球队都已转为职业俱乐部球队，在参加重要赛事时以职业俱乐部球队的身份参赛。但全运会等赛事的存在，决定了地方体育局依旧会承担起一定程度的青训责任。

同时，随着职业联赛环境的恶化、运动员成绩的下降和违纪现象的增多，像辽宁、延边这样的传统足球强省，出现了一旦职业俱乐部出了问题，本省的足球事业就将全军覆没的尴尬现象。

因此，为了保证本地职业化体育项目的长远发展，地方体育局经常会通过注资、重建专业队或职业俱乐部等方式扶持本地职业化体育项目发展的做法。

2015年延边富德俱乐部成立之初，占股70%的富德集团作为大股东在两个赛季中一共投入1.7个亿。首个赛季延边便成功冲超，并在随后2016年的中超处子赛季中取得了第九名的好成绩。

然而，作为小股东的延边体育局，不但承诺的投入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同时更不愿意放弃对球队的实际操控权。花了钱却管不了球队的富德，觉得自己变成了「别人的钱包」，最终选择了与延边分道扬镳。

有意思的是，「谁出的钱多谁的发言就更有分量」的投资人「完全决定制」，很多时候会让球迷们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在英超赛场上，这样的案例尤其屡见不鲜。阿森纳的大股东克伦克早已被所有枪迷视为不共戴天的最大死敌，而纽卡斯尔球迷更是巴不得球队老板阿什利早点走人。

而这样的故事如今也在中超开始上演，当洛阳市政府出资成为河南建业股东之后，俱乐部拟更名为「洛阳龙门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的决定，引起了几乎所有河南球迷的不满。虽然最终通过舆论施压，得以保留了「河南」两字，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一味推进股权改革，这样保障资方利益最大化的事情，并不会是个案。

在目前中国足球尚未形成良好商业环境的情况下，中国职业足球需要在现有的投资人模式和股权多元化改革之间寻找平衡点，充分照顾二者权益的情况下推进。而中赫集团这样本身对于球队存在感情基础的单一股东，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是在「乱世」中较为稳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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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球迷，中超俱乐部的重中之重

由此可见，中国职业俱乐部的股权模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国内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道路还需要不断探索。

事实上，陈戌源在也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给出过自己的意见——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发展会员制俱乐部，让个人会员的意愿反映到俱乐部决策层面上来。

毕竟俱乐部发展离不开球迷，扎根城市文化、让足球回归球迷是俱乐部应尽的义务。根据商业调查给出的统计，职业俱乐部收入的三大基石：转播收入分成、商业收入以及比赛日收入，均与球迷基础息息相关。

2018年5月，中赫国安首获T?V莱茵SQS-Sports体育服务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中赫入主国安后，对于俱乐部的商业化和职业化运营为俱乐部建立可持续盈利能力的一种探索。

因此在很多的欧美地区，球队允许球迷组织可以通过地产、球场、会员或者优先股参股等方式参与到俱乐部的议事中。一方面能够保证，俱乐部不会成为资方的一言堂，另一方面也能帮助球队更好的进行职业化改革。

而对于中超而言，通过球场入股的方式或许是最合适的办法。

在中国足坛，很少有球队拥有自己的球场。即使是承载了北京球迷无数荣耀与回忆跟国安早已牢牢绑定的工人体育场，其所有权和土地产权此前一直隶属于北京市总工会。每打一场主场比赛，国安都必须缴纳租赁费用和安保费用，两者相加大概在10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国安都要上交接近2000万的租子，才能在「自己的主场」踢球。

那么，对于中超球队而言，除了每年都要从原本就不算很多的门票收入里拿出很大的一部分来交租之外，时不时还要为演唱会或是大型活动让路。2018年北京国安就曾因为TFBOYS的演唱会需要，而不得不在主场比赛时关闭部分看台。

因此，对于俱乐部来说，拥有自己的足球场无疑有着更大的收入发展空间。据报道，随着北京国安的母公司中赫集团，牵头联合体中标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并将在工体改造完成后拿到球场的运营权。这意味着，北京国安不再像之前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租客」。对于国安俱乐部而言不需要再按场次交租，也就意味着门票收入里会有更大的比例，投入到俱乐部的运营里。

考虑到自己承担安保和场地维护等费用的支出，这样的改变，或许并不意味着短期能省下多少钱，但能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来获取更大的收益。比如，比赛日的餐饮服务、定价更高的贵宾席和包厢、球迷商店周边销售、平时的球场参观等等，都是扩大收入的渠道。

举例来说，尤文在此前使用座位数近7万的德尔-阿尔卑球场，和暂用都灵奥林匹克这两个综合性球场期间，每个赛季的比赛日收入只有1000多万欧元。但2011年，俱乐部换到拥有自主经营权的新尤文竞技场（现在的安联）之后，虽然座位减少到了4万出头，但在包厢、餐饮、停车位、厕所等配套设施升级带来的观赛体验全面提升刺激下，比赛日收入立刻就上涨到了4000多万欧元，几乎是此前的三倍。

再加上，后来陆续在周边加设了8个餐厅、24个酒吧、两条商店街、一间度假酒店、俱乐部新办公楼和医疗中心等配套设施，整个地块给尤文带来的不仅是商业收益，更是在都灵这座城市留下了强有力的品牌地标。

这套名为J village的计划，让很多只能从政府手里租用综合性体育场的意大利球队羡慕不已。前AC米兰CEO加利亚尼就曾经说过：「我想在圣西罗开个米兰主题的咖啡厅，报了三个部门开了五次会，两年都没得到批准。以后我们拿什么和尤文比？」

中超俱乐部过往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很难围绕球场开展各种针对球迷的增值服务，往往只能租一个小店铺来当官方旗舰店，荣誉室基本只能挤在办公区没法参观，更不用说什么内容丰富的博物馆，又或者出售球场冠名权了。这不仅限制了俱乐部创收，更难以承载更多的足球文化积淀。

而另一方面，根据估算在国内一线城市新建一座现代化专业足球场的总造价很可能会超过20亿人民币。在国内足球消费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很多俱乐部难以独自长期负担一座球场的费用。

因此，球迷和地方财政出资兴建，作为资本入股球队或许是中国足球俱乐部一条可以尝试的出路。不但能通过球场拉近与球迷的关系，还能扩大球队的综合性影响，增加收入的同时堆高整体薄弱的足球文化。

而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原本就有着独特的商业开发优势。去年年底，国安俱乐部将北京工人体育场纪念草坪摆件限量发售给球迷们，售价399元的纪念草坪，上架仅1秒，首批库存1300件即告售罄，创造了国安衍生品发售纪录。

未来，如果顺利在工体改建后拿到自主运营权，工体优越的地理位置、国安数十年的历史积淀，足以让球队在创收和文化双方面大做文章。

对于大部分北京球迷来说，「国安」这两个字，是最割舍不掉的特殊情怀。无论走了多远，无论离开了多久，回去工体看一场国安的比赛，才算是真正回家了。如今，随着「国安」正式得以保留，那个被北京球迷开玩笑地称为「热心球迷周先生」的周金辉，带领着中赫集团，开始为北京国安这支球队书写全新的故事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