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如何跳出“贫困陷阱”_风闻

北京时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授予李小云等杰出人士，以表彰他们为我国脱贫攻坚所作的突出贡献。

李小云长期致力于农村贫困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研究，是走在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扶贫教授”，并著有《贫困的终结》一书。2015年初，他只身驻扎云南省深度贫困的瑶族村寨河边村展开扶贫。2018年整村脱贫，成为全国著名脱贫村。而二十多年的扶贫经历，也让李小云从微观视角不断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书名：《贫困的终结》

作者：李小云

河边村是一个地处深山的瑶族村寨。2015年李小云第一次到村里，第一印象就是村里没有一栋砖混房，全村房屋都是没有窗户的破旧木房，进村的路是8公里的曲折土路，开车要40分钟，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车。那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45％来源于农业，其中27％来源于甘蔗种植。

李小云初到时的河边村

​贫困的人在承受饥饿吗？

在我们的印象中，贫困至少和饥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般都会把贫困和饥饿划等号，但实际上真正发生的饥荒型的饥饿和我们说的贫困并不必然有直接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小云曾在坦桑尼亚的农村做研究，此前他对非洲的印象也是到处都是饥饿。可是在非洲好几个月，他却没有发现村民真的有饥饿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同样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每天生活费用少于99美分的人，似乎并没有挨饿。如果他们在挨饿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把手里所有的钱用来买食物，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这两位学者对18个国家的穷人的生活调查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

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满足能量需求的食品价格都很便宜，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中国农村，人们都可以花很少甚至不花钱吃一顿自己做的饭。李小云初到河边村时，整个村庄的村容村貌、人们的衣着等都让他觉得这个地方处于想象不到的贫困状态。即便是这样，李小云也没有感觉到他们处于饥饿状态。

但当穷人进入城市，他们需要用自己的工资收入购买食品。糟糕的是，城市中食品的价格是由城市平均购买力决定的。同时，城市食物的供给是一个经过加工、销售等不同环节的商业过程，因此存在最低成本束缚。穷人到了城市，之所以成为穷人，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低于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他们就不得不对每分钱精打细算。在这种情况下，饥饿和贫困就有了关系。在城市挣不到钱或收入很低，就会造成饥饿。反过来，在饥饿的状态下无法工作，从而造成贫困。

另外，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穷人在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不是价格，也不是营养，而是食品的口味。甚至越是低收入群体，越注重食物的口味。比如，在很多情况下，**穷人更倾向于在有钱的时候买烟和酒，而不是去买牛奶或维生素。**对穷人来说，生活中往往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他们的首要选择是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趣味。

李小云在河边村的几年，对这点深有体会。当同事直言不讳地批评河边村村民有了钱以后就买漂亮的摩托车，买酒、买衣服，李小云却认为村民买这些是正常的。他们这些消费并非一时冲动，这是他们对生活的追求。

摆脱贫困不是为了摆脱饥饿，如果仅仅为了摆脱饥饿，穷人其实没有太大的进取动力。追求他们认为美好的生活，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动力。

贫困是因为懒惰吗？

很多人认为，贫困是因为穷人的懒惰、愚昧，“等靠要”几乎成了批评穷人的主流话语。

李小云到山下的村子调研，外面的人说，“你在那里扶贫啊？河边寨子的瑶族人可是懒啊”。可是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些村落的基本情况时，又有多少理由认为他们的贫困是因为懒，因为愚，因为没有志和智呢？

我看到村里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六点就出去找猪食喂猪、砍甘蔗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妇女到其他的村去帮着收西瓜，需要在温棚闷热的环境下作业。河边村的妇女们下山去做零工，主人家不管饭也不管路费，她们早上五点多就得骑车下山，在大棚里干到天黑，一天挣100元。

李小云（右二）在河边村调研摸底

村人常说，“找钱太难，不会找”。他们习惯将挣来的钱称为“找来的”“苦来的”，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事实上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状态——对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从别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能“找到钱”，换取到低廉的报酬，也要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动。

全村没有一个富裕户，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他们的境遇是因为懒惰吗？类似河边村村民这样的“穷人”，无论进入就业市场，还是从事创收活动，都难以和其他人竞争。虽有凭个人取得巨大成功的样板，但是整体上讲，穷人和富人远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穷人依靠个人努力致富的难度越来越大。

从某种角度讲，“贫困是因为懒惰”是一个谎言。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个体的失败，个人的努力无疑是获得财富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充分条件。贫困个体责任和贫困文化论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条件下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大规模脱贫攻坚的成就恰恰说明了消除制度性因素在减贫中的作用。针对贫困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三保障”就是从制度上消除贫困的具体案例。他们并不懒惰，为什么深受贫困的困扰？

河边村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很多人不会讲普通话。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很少出远门打工，只是在山下做一些零工。2015年，村民每天打工的收入在80～100元，但并非每天有活干。而同年村民日常开支高达总支出的41％，小孩的教育支出高达25％。在低收人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河边村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

经济学家提出了贫困陷阱的概念。贫困群体要想实现他们生计的彻底改变，需要一整套的投资门槛，这个投资门槛包括需要基本的资金量和与之相配的人力资本。

贫困陷阱的概念为扶贫提供了重要依据，李小云在河边村的实验就是基于这个假设展开的。他与政府协商利用易地搬迁、危房改造的资金，为每户村民提供近10万元的资金用于建房。开始的想法是，用政府的扶贫资金帮村民建设住房，将资金转化成村民的固定资产，这样至少房屋作为抵押，村民还可以筹集资金。

河边村新貌

后来，李小云与村民共同探讨又逐渐形成了将住房同时打造成能够接待外来客人的瑶族妈妈客房，通过外部援助为村民提供了初始资本。从2017年开始，在李小云团队的帮助下，瑶族妈妈客房和村内各种能够接待会议的设施陆续建成，村民开始有了收入。到2019年底，来自瑶族妈妈客房及相关活动的收入有了极大的提升，村民户均收入在2018年底就实现了倍增，2019年收入又提升了30%以上。河边村的案例清楚地显示了机遇贫困陷阱理论，帮助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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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终结》

（李小云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

为什么有人能致富，而有的人却深陷贫困？

二十多年的扶贫经历

从微观视角见证了中国扶贫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