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 | 健康码、数字人与余数生命 ——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反思_风闻

吴冠军 |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透析健康码：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之交叉口

健康码是搭载在智能手机客户端（如支付宝、微信）上的小程序，由个人实名认证并填报健康状况（体温、接触史等）；平台端则通过对手机漫游轨迹的定位，并利用大数据（打通社区、办公物业、交通口数据）算法比对密切接触人员，尤其是比对既有“涉疫情重点人员库”，从而达成对个人自主填报之健康信息进行高度精准并实时更新的动态校验。健康码最终体现为一个带有颜色标记的二维码（表示健康的“绿色”会根据一个人出入不同的时空场域而自动改变成“黄色”或“红色”），作为个人的健康证明。正是基于这一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变色”系统，健康码很快在疫情防控部署中，被用作身份识别系统，成为人们进出社区、办公口、交通卡口、机场火车站等多个场景的“通行证”——扫码核验、亮码通行，成为了疫情期间人们越来越熟悉的进出程序，对有效排查疑似病患、控制病毒播散发挥关键作用。

健康码诚然是当代数字技术的一个“微创新”，从政治哲学视角来考察，健康码究其实质，是经由数据语法化（体现为二维码），以技术对象（technical object）的形态具化了共同体的“准入”边界。共同体从来是有“边界”的，我们每个人国际旅行所必须持有的护照（以及其上所附有的相关签证），就是共同体准入边界的一个具身（embodiment）。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边界不被看到，但是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在某些时刻会突然被激活。共同体总是以“排除”（exclusion）作为“准入”（inclusion）的前提。在当代世界，我们所熟悉的“排除”形态包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除”、文化-文明意义上的“排除”、语言-方言意义上的“排除”，以及更涉及生物-身体层面的种族意义上的“排除”、性态意义上的“排除”……但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认为，即便我们能够克服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乃至种族性态肤色的共同体边界，却是仍然无法避免“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免疫意义上的“排除”，是在生物性层面上展开。埃氏提出，“共同体”（community）一直和“免疫体”（immunity）互为关联：“共同体”确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外部的伤害。健康码便正是借助当代数字技术，具身化了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脉络中，健康码恰恰处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的交叉口上：共同体（免疫体）的边界，由当代数字技术所低成本且高效率地确立起来了。也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构成当代政治哲学两大前沿学脉的生命政治学与技术政治学出发，来对健康码进行一个交叉性的反思。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生命政治学，依据其奠基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分析，是瞄准作为“社会身体”的人口（包括出生率与死亡率、健康状态、人均寿命、社会财富的人口分布等等）：通过建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各种“安全技术”（techniques of security），生命权力旨在降低人口所面对的各种外在与内在的危机或风险，并用总体平衡（overall equilibrium）来确保整体人口的安全。这就是福柯笔下现代性的“治理术”：政治权力不再是威胁性的“使你死”的权力（剥夺生命），而成为保护性的“让你活”的权力（扶持生命）。在福柯之后，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通过聚焦司法秩序+溢出性的“至高禁止”（sovereign ban）这个共同体的“原始结构”（original structure），进一步推进了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转向”（biopolitical turn）。而埃斯波西托则通过揭示出共同体与免疫体的双重构型，将生命政治的目标确定为对共同体“内部”（司法秩序）与“外部”（至高禁止）之边界的保护性维系上：“无论那正等着到来的危险是一种威胁个体性身体（individual body）的病症，一种针对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暴力入侵，抑或一种针对电子体（body electronic）的反常讯息，始终不变的，是危险所被定位的那个地点——该地点总是在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个体之域与共通之域的边界上”。可以说，“生命政治转向”，构成了近半个世纪政治哲学的一个大的潮流；而“生命治理”（life administration），则是生命政治的构成性内核，也因此成为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聚焦。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具体地生活在“数字状况”（digital condition）下。以指数级速度升级迭代的当代技术已深层次地介入人类共同体之构型，推动其走向数字化——“数字城市性”（digital urbanity）“算法化社会性”（algorithmized sociality）“大数据主义”（big-dataism），正在成为共同体的三个构成性要素。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物联网（IoT, Internet of Things）、诸种信息与沟通技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DNT, 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y）成为当代媒体公共话语的核心关键词，“技术政治学”这个术语开始在学界出现，以它为主题的论文与学术会议正在稳步增加。经过诸种当代技术的重构性介入，就政治治理城市的“手艺”及其效应而言，我们能分析出六种根本性革新。

**第一，**各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生产与分配将得到智能性的优化。**第二，**对环境污染、犯罪、疾病疫情的预防与整治亦能够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提升人口意义上的安全，换言之，共同体的“免疫”能力会得到极大增强。**第三，**公民彼此的联结以及同各领域负责官员的联结也将得到增强，并使得政府对问题的响应变得越来越实时、系统与智能（“群众路线”将变得系统化、器官化）。**第四，**经由“区块链”技术整个共同体抵达系统状态的“共享真实”（shared truth），这将有效减少系统中每个参与者（包括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展开合作所需要的信任量，从而极大地提升人际间信任与一般化的社会信任。**第五，**共同体自我更新的速度大幅提升，能时刻处在不断迭代升级的状态，快速展开“创造性演化”。**第六，**人工智能算法对大数据的依赖，以及共同体组织化的网状结构（物联网、互联网、区块链），使数字城市性结构性地具有“去领土化”（以及随后的“再领土化”）驱向，换言之，“数字城市”结构性地通向“数字星球”的愿景。

以上六者，是人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当代技术的介入下所产生的根本性革新。具体到当下的“健康码”上：它实则正是在疫情状况下，技术政治回应生命政治之要求所做出的一个“微创新”——健康码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有力地强化了共同体的免疫能力。建立在数字城市性、算法化社会性、大数据主义这三大要素之上的“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系统性地升级了面向人口的“安全技术”，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生命政治所指向的“生命治理”——此前依赖于政府各级公务员手工操作的“生命治理”诸环节，正在全面并且加速地迈向数字化与智能化。

在技术政治学的意义上，健康码充分地展现出“生命治理”进入数字化形态后的高效性。新冠疫情防控初期，各地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普遍采取手工操作和人海战术，对流动的人口和复工复产的企业进行层层审批和逐级上报。基层组织陷入数据与表格的汪洋大海之中，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个上级部门的信息报送任务。更关键的是，不同层级、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数据不共享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健康人员无法正常流动，合规企业难以复工复产，也为基层工作制造了大量麻烦。而健康码通过智能设备（主要是智能手机）捕捉行迹，并经由大数据平台来将个人健康评估数字化，以低成本+高精度的方式实现了针对病毒防控的高效治理。并且，现阶段的健康码尽管是以阿里巴巴牵头、不同企业参与开发的方式进行，但已然实现了平台间与地区间的数据互认，换言之，健康码实现了民众一次申报，各场所一体通用。这就使得健康人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pandemic）的状况下仍能够流动，从而有效推进了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复苏。健康码这个具体案例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技术所带来的一个“微小的创新”，却能够深层次地改变生命治理格局，有效提升疫情防控的成效，并在保护生命的基础上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和跨区域人员流动实现了动态精准管理，从而达成治理升级。

转型“数字人”：“隐私权”构成对健康码的挑战吗？

让我们再进一步推进对健康码的政治哲学分析。以健康码为当代范例的算法治理，无可逆转地将产生出如下政治哲学后果：在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的双重推动下，它在政治层面上造成了共同体“成员资格”（membership）的重要变化，亦即，“肉身人”（corporeal person）朝向“数字人”（digital person）的关键转化。一直到前不久，生命政治的生命治理所瞄准的对象，是个体与人口意义上的“肉身人”。然而，生活在数字状况下的“数字人”，正在成为生命政治在同技术政治“合体”后的治理对象——保护“肉身人”生物性安全、并对其进行生命扶持的“安全技术”（生命政治视角），恰恰是通过被置入“数字城市”、经由“算法化社会性”与“大数据主义”构型形成的“数字人”（技术政治视角），来有效地达成实质性的治理升级。然而，生命治理的技术升级也意味着：只有成为“数字人”，一个人才能继续获取针对其生命的保护与扶持；并且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只有成为“数字人”，他/她才具有共同体的“准入”资格。诚如前文所分析的，作为技术对象的健康码清晰地具身化了共同体的边界：只有经过数字认证（“绿码”）， 你才被允许进入人际交往的共同体。

就其形态而言，“数字人”实则可以进一步分成两大类。古希腊语有两个不同的词，可被用来对应今天英语中的“life”一词——“zoē”和“bios”。前者近汉语“生命”义，指一切活物（诸种植物、动物、人以及神）所共享的一个简单事实，即，“活着”、纯粹有条“命”（mere life）。后者则近汉语“生活”义，指在同他者共同构成的共同体中所展开的有质量的生活（qualified life）。在自然生命与共同体生活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数字人”可以指“数字生命”（digitalized zoē）以及“数字生活”（digitalized bios）：“数字生命”是人在生物性的基础层面上被数字化；而“数字生活”则是人在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层面被数字化。

就“数字生命”意义上的“数字人”而言，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 Harari）在《未来简史》最后一章曾做过一个详细描述——在技术发展的趋势上，生物学正在拥抱数据主义，其前景就是人通过“上载”自身而成为以数据流形态存在的生命。然而目前这种生物性层面的“数字人”尚完全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之外。但另一方面，“数字生活”意义上的“数字人”，却已经拉开序幕——在当下，指纹识别、面部识别、健康数据采集（各种穿戴型智能设备）、器官数据采集（各种医疗检查设备）等，已然成为“肉身人”展开“数字生活”的一组生物性接口。“健康码”，尽管是作为防控与应治新冠疫情的一个有效生命治理措施而问世，但无可置疑地是，它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人转型成（“数字生活”意义上的）“数字人”的技术政治进程。没有健康码，一个人将不再被共同体（“数字城市”）所纳入：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他/她将变得寸步难行。

图源：腾讯新闻

现在关于健康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否会成为一个长期措施。《财经》杂志2020年6月刊登了一篇题为《健康码能否升级“全能码”：疫情过后，健康码信息是销毁还是保留》的综述报道。在表示“历经此次疫情，健康码确实已经迈出了大数据治理的一大步，无疑对于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治理进行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探索，将健康码的既有成果弃置不用显得可惜”之后，该文转而引述多位政治学与法学学者的观点，建议健康码必须在疫情之后予以取消（而不是予以“升级”），而刻写在健康码中的所有信息与数据，则必须彻底予以销毁。学者们反对健康码的核心理据，便是健康码会侵蚀私人隐私。针对杭州市卫健委升级健康码的计划，学界也不同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许可表示：“应急状态的特点是暂时性和可回复性，一旦疫情缓解或结束，都应该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一般情况下，只有公共防疫部门才有权获取、保管这些数据，后续公民拥有的删除权等应该得到尊重，而不能将它常态化，作为长期的处置方法。”出于对健康码所含数据的担忧，丁晓东则提出：“健康码信息的收集是有目的限定的，将其作为统一的个人信息收集平台或是进一步利用，从个人隐私保护和维护公信力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好主意。倘若没有彻底删除，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滥用，都会导致信任度的丧失，未来如果再基于公共利益需求收集公众个人信息，很可能阻力就会加大。”

上述学者基于“隐私保护”所作出的分析和论述，诚然有其见地。然而我想在这里提出的是：他们并没有看到技术政治同生命政治正在结合的趋势，没有看到这两者的“合体”所快速推动的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的当代转向。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作为权利的私人隐私（隐私权）与作为权利的生命（生命权），尽管同作为现代性所创造并正面认肯的政治价值，但就其在现代性政治哲学大厦中的符号性-话语性地位而言，前者远远不及后者。更精确地来说，“生命权”是基础性的，“隐私权”是衍生性的——“隐私保护”话语与“生命保护”话语并不在同一个政治哲学层级上。何以如此？我们有必要回到现代性的开端处。作为现代性政治哲学大厦的奠基者，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论证国家的必要性：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激情，对存活的渴求是人最大的欲望。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对彼此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在这种“每个人与其他每个人之战争”的状态下“人的生命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于是，最符合理性的行动，就是所有人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部分性地将自己“自然权利”让渡出来，建立主权国家（“利维坦”）, 使其保护自身的安全来。对于霍氏而言，当生命遭受无法存续的威胁时，人总是愿意为了维系生命运动而牺牲自主运动。霍布斯以降，“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便构成了政治现代性的构成性内核（constitutive kernel）。

我们看到：保护生命，正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底层逻辑；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便建立在保护每个个体的生命安全（而非隐私安全）上。而从“肉身人”到（“数字生活”意义上的）“数字人”的当代转型，恰恰并非抛弃“肉身”（那是赫拉利笔下作为数据流的“数字生命”），而是更好地保护“肉身”——“健康码”显示了，在当代世界只有成为“数字人”，一个人的生物性生命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扶持。

反思健康码：从“隐私权”到“余数生命”

实际上，“健康码”本身的问世，就恰恰有效地标识出了“隐私权”对于“生命权”的次生位置——当生命受到威胁，“隐私权”等其他现代政治价值都让位于对生命安全的保护。此处有必要进一步提出的是：新冠疫情诚然产生出了一个独特的政治哲学效应，值得予以细致分析。

政治传播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而新冠病毒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激进地（重新）设定了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新冠病毒大流行把当代所有人——不管身处哪个社会阶层、具有何种知识——直接拉到同一个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蔓延与盛行的，便是最底层的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其他诸种政治性的符号构造物（如“隐私权”），在这个平面上毫无力量。换句话说，新冠病毒实则——至少是暂时性地——制造出了一种“（准）自然状态”，在其中每个人都对彼此的生命造成了威胁（不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潜在战争，而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潜在感染）。

正是基于这一独特的政治哲学效应，新冠病毒强有力地在业已高度全球化的和平年代，成功召唤出了人最大的激情，即对死亡的恐惧，并通过这个方式深层次地介入并改写了世界格局，激进推动了“逆全球化”进程。《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甚至声称：这个世界可以分成“新冠前”（BC, 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C, After Corona）两个纪元；“新冠前”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全球日益互联的越来越“平”的世界，然而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却被新冠病毒一举击破。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案直接就是在象征全球化的地球上挂了块牌子，上书“关闭”（closed），表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出于“保护生命”这个现代政治正当性要求，当代世界各主权国家彼此封锁边界、减少往来，部分性地切断联结。

我们看到：在由生态变异、物种（包括病毒）剧变等引起的生物性风险全面提升的“后新冠世界”（post-corona world）中，生命政治从政治哲学诸种话语中清晰地凸显出来，强劲显示出“生命治理”（保护生命、扶持生命）作为一切政治实践之正当性基底的基础性地位。纵观晚近十年，能与生命政治具有相近影响力的政治哲学话语，就只有技术政治了。并且，更为关键的是：生命政治同技术政治正在呈现彼此结合的趋势。现代政治的治理术自霍布斯以降便致力于发展“安全技术”，来保护与扶持生命；而当代的技术政治，则系统性地升级了生命政治的“安全技术”。就“隐私权”这种现代政治话语而言，实际上它既无力抗拒生命政治的进逼，也无力抵御技术政治的进逼。

我们可以观察到：“平台资本主义”的“采集经济”（economy of captation）晚近这些年日趋成熟之后，私人隐私已经守无可守。诚如当代“加速主义政治”学派代表人物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所分析的，“与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由成本和价格的差值来计算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 2017年6月阿里巴巴与顺丰那场“数据接口”之争，清晰地标识出：用户产生的数据，才是平台真正在意的价值。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快速丧失自身价值的“肉身人”，已然被平台资本主义重新改造成富有价值的“数字人”（数据采集的对象）——在这过程中，“隐私保护”的阵地战在技术与资本的“合体”绞杀之下，已然陷入系统性溃败。而在更为硬核、更为基础性的“生命保护”面前（尤其是在生命政治与技术政治的当代“合体”面前），“隐私权”的话语又怎能有抗拒的力量？

事实上，只要一个人进入到“数字状况”下，他/她就不可能守得住“隐私”。真正的问题是，对于那些未能进入或者不愿意进入“数字状况”者，亦即未能成为或拒绝成为“数字人”的“肉身人”，健康码将何为？其实，在当代世界，能守住“隐私”的唯一方式，并非呼吁资本与国家不去采集数据，譬如通过废除“健康码”销毁其数据等方式，而是不成为“数字人”，把自己置身于“数字城市”之外。相对于前述学者所反复高举的“隐私权”，赤裸的“肉身人”，才真正构成了“健康码”的实质性挑战。

“健康码”清晰地标识出了现代治理术的发展方向，那就是：生命治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政治前提就是：将共同体的内核“实体”（substance），从当年法国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笔下的“符号”（the Symbolic）之域，变成为“数字-符号”（the Digital-Symbolic）之域。在今天的“数字城市”（或者说“智慧城市”）中，数据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 of data）逐渐取代符号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 of symbols）而编织起共同体的“实体”。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把使不可读的符号变成可读的过程，称作“语法化”（grammatization）。而今天数据语法化的可读性，并不是面向作为“说话的存在”（speaking beings）的人，而是面向人工智能算法。这也就意味着，“数字城市”的共同体“实体”，对于人是彻底不透明的，或者说，它对于人而言是一个“黑箱”。而这个共同体的合法公民，便是“数字人”：无法被数字化的个体，将成为越来越总体化的数字-符号秩序中的“余数生命”（remainder-life）。

显而易见，健康码所呈现的二维码，并非面向作为“说话的存在”的人的语法化——对于人与人的沟通世界，二维码是纯然不透明的。然而，今天构成“主体间性”之域的沟通世界，其入口恰恰是“黑箱”般的不可沟通之物——数字-符号之域，数字化构成了符号化的底层。未被数字化的“余数生命”，除了赤裸的“肉身”一无所有（在共同体中要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被数字化），其生命无法被保护与扶持。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当共同体生活（bios）被“数字生活”所覆盖后，一个人若未被数字化，那就只剩下生物性层面的纯粹生命（zoē/mere life），并且是被剥除掉“bios”后的赤裸生命（naked life）。“余数生命”，实则就是数字状况下的赤裸生命。在政治哲学的开端处，亚里士多德尝言：生活在“城邦”之外的，要么是低于人的存在（野兽），要么是高于人的存在（神）。在今天，生活在“数字城市”之外者，就将成为“亚人”（sub-human）。他们所占据的位置——继续借用拉康的术语——便是真实-空无（the Real-Void）。

“余数生命”，构成了健康码的真正挑战。对于在当代世界中仍然为数并不少的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以及不想使用智能设备的技术厌恶者（technophobic）而言，他们尽管在生物性层面上并没有受到病毒感染，然而却由于未能转型成为“数字人”。不具备“健康码”，故此无法在共同体内部通行，并且无法享有对生命的相关扶助。换言之，他们的共同体“成员资格”被实质性地悬置——他们被共同体的“免疫”边界所阻挡，尽管他们并不携带任何传染性的病毒。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政治，诚然已实质性地被技术政治所重组；而“健康码”，就恰恰是当代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交叉“合体”的一个典范性产物。

于是，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任何事物倘若不能被数字化，就成为数字-符号之域外的“余数”；而未经数字认证（如“健康码”）的“肉身人”，就成为了“余数生命”。就经历符号化而言，当代诸种“余数生命”——老者、技术厌恶者、极端隐私主义者等——完全能够同其他人形成沟通性联结，然而却因为未经数字化，而被“排除”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沟通共同体”之外。即便他们保有了其“隐私”，但却不再能够同其他人发生联结。如何在数字状况下安顿“余数生命”？这，才是当代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所共同要面对的悖论性挑战。对于健康码的当代推进者与革新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政治哲学课题便是：如何应对内嵌在健康码内核上的余数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