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仗打出了一个“西安事变”，张学良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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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8日，陕西西安。

一大早，杨虎城将军赶到张学良的办公室，看到张学良几乎一夜未眠，他满脸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见到杨虎城后，张学良仰天长叹：“逼上梁山啊！”

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即将在几天后爆发……

那几日，西安市天气晴朗，可谁又知道，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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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思绪又回到了1928年，那是令他刻骨铭心的一年，改变他命运的一年。

在此之前，他还是令众人艳羡的“民国四大美男”之一，是在父亲张作霖羽翼护佑之下一路成长的“少帅”，可这一切美好都在1928年6月4日的一个突发事件中化为乌有……

这天的凌晨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突然一声惊天巨响，30多麻袋的烈性炸药在这里全部引爆，车厢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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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此时他已奄奄一息，死前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随后，张作霖于上午9时30分左右离世。

虽然很长时间以来“皇姑屯事件”的细节都是一个谜，但张学良始终相信，谋杀父亲的凶手一定是日本人（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战犯河本大作才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父亲虽是北洋军阀，杀害了不少革命者，且与国内诸多军阀矛盾重重，但他始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不愿出卖国家利益而拒绝了日本人的扶持，使日本人认为难以控制，才被日本人设计谋杀。每当想起父亲时，张学良总是记得父亲的遗言：

“以国家为重！”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接替父亲成为了“东北王”，他面临着一个极其混乱的政治局势：前有日本关东军，后有蒋介石国民政府，外有苏联势力。此时凶手日本人竟然堂而皇之的找张学良谈判，土肥原贤二居然支持他搞“满蒙独立”？

只是，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也不可能被日本人拉拢。

于公而言，父亲宁死不愿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张学良绝不能违逆父亲遗愿，他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一方；于私而言，日本人是他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他又怎么可能归顺于日本人？

只是，单靠自己奉军的力量根本无法战胜日本人，而且奉系内部派系斗争非常复杂，再加上国民党北伐带来的压力非常大，怎么办？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张学良决定选择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北洋政府正式结束。之后，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也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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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才让张学良顿悟，他与蒋介石也只能是短暂的蜜月期，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也只能是形式上。

以蒋介石的本性来讲，根本不可能真正意义统一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与“统一”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迎来胜利大会师。蒋介石随即设立“西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1935年11月20日，张学良的东北军第109师追击红军，一路闯进直罗镇。当晚，红军将其包围。在战役发起前，毛泽东下达了一道命令：

“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于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联手，经过激战，全歼敌第109师。打援部队再歼敌一个团。在战斗中，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5000余人当了俘虏。

除此外，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覆灭，师长何立中毙命；榆林桥战役107师受创，团长高福源被俘亡……

两个月不到，东北军便被全歼两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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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战最大、最直接的效果是，把张学良打醒了。

没想到中央红军如此强大？就在张学良愤怒、迷茫、困惑的时候，东北军上下对内战的厌恶情绪也与日俱增。他们向张学良哭诉：“与其和共产党打仗而死，不如去和日寇拼命！”

1935年底，张学良由西安赶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却因为“剿共”失败而遭受冷遇。此时，进退两难的张学良开始醒悟，并梳理其面临的困局：

其一，继续打下去的话，自己的东北军凶多吉少！刚到陕北的疲惫之师，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这不免让他掂量继续“剿共”的后果。

其二，自己如此真诚对待蒋介石，却只是蒋介石一枚棋子而已？国民党上上下下居然如此势利眼？如果没了东北、没了东北军，蒋介石还会亲热地叫他“小老弟”吗？

其三，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点：为什么蒋介石执意要打共产党，不联合起来打日本人？他脑中一直盘旋着父亲临终时的嘱托：“要以国家为重！”这句话在他耳旁反复出现，仿佛父亲一直在天上看着他……

他还记得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自己因为判断失误而下达“不抵抗”命令，成为了民族罪人。他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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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张学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已经领教过了日本人在东北灭绝人性的行径，眼下华北告急，可这时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命令居然是“剿共”？

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接连受到重创之后，张学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意识到继续“剿共”将会陷民族于不义，难道要让父亲一手建立起的军队牺牲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吗？

张学良心中默念道：“我是一名炎黄子孙，我是张作霖的儿子，我与日本人与有不共戴天之仇，国仇家恨不可不报！绝不能再剿共了，一定要抗日！”

就在此时，张学良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亲笔信，大概内容是：“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你要调转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在你家乡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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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字字动情、句句戳心，长久以来的压抑和痛苦使张学良泣不成声：共产党主张抗日，而我却在“剿共”？那不是间接的帮了日本人吗？如果帮了日本人，那我张学良还有资格做炎黄子孙吗？有资格做被日本人炸死的张作霖的儿子吗？

一系列的曲折，让张学良思维出现了重大转变，为日后在西安市发生的那个政治大事件埋下了伏笔……

3

张学良意识到：在蒋介石的眼里，自己只是一枚“剿共”的棋子；可在毛泽东眼里，自己却是抗日的合作对象。

为什么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呢？无非是想满足其“统一中国”的野心而已！尤其是当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共产党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貌似强大，其内部却是离心离德、一盘散沙。早在长征“四渡赤水”之时，毛泽东正是利用川军刘湘、滇军龙云“各怀鬼胎”的心理，才指挥红军成功跳出了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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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国民党内部压根不是一条心，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又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只是在墙上共挂一面“青天白日旗”，这就叫统一吗？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对内这是自娱自乐，对外这是自欺欺人而已！

就拿张学良来说，就算他“东北易帜”了，无非是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而已，但国民党、蒋介石有把他当做自己人吗？

如果“剿共”不力，不还是在国民党内受到冷遇吗？他在蒋介石眼里，不就是一个没什么利用价值的“鸡肋”吗？

决定一个组织文化基因的其实正是领导人自己，只要蒋介石为一己私利打着“家天下”的小算盘，那么国民党上上下下也会纷纷效仿，为一己私利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直烂到根子里。

蒋介石内在本性不改变，国民党离心离德的面貌也不会改变，还说什么“统一中国”？无非是跳梁小丑而已，说什么都是枉然，统一“墙上挂同一面旗”倒是真的，其它的也没什么其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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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央红军，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张学良切切实实领教了厉害。红军即将完成长征，按理说应该疲惫不堪、弱不禁风才对，为什么却有如此战斗力呢？

归根结底三个字：人心齐！

长征本身就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

在与即将完成长征的红军交锋时，张学良发现他们即使武器落后却勇往直前，即使磨难重重却心存乐观，即使千难万险却团结一致，从骨子里都洋溢着对胜利的渴望！

张学良意识到，这才是中国军人应有的面貌，这才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相比起国民党，他感受到了极大的落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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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彻头彻尾的领悟了，真正的统一不是同挂一面旗帜那么简单，而是人心的统一！要想统一人心，必须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为张学良“剿共”下了最后通牒。12月7日，二人进行了3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张学良希望蒋介石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

“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

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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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张学良对着杨虎城仰天长叹：“逼上梁山啊！”12月10日、11日，张学良、杨虎城做了最后的努力，分别去劝告蒋介石，仍被拒绝。

就在那一刻，张学良横下一条决心：我宁愿要冒“以下犯上”的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在“九一八不抵抗”之后再做一次民族罪人！好，你逼我“剿共”，我就逼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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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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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整个世界都听到了这个万分震惊的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史称“西安事变”。

在外界看来，“西安事变”来得如此突然；可在张学良看来，一切都是被逼无奈，酝酿已久的炙热岩浆终于在火山口集中爆发！

随后，共产党、国民党及社会各界组织都对“西安事变”投来了关注的目光，并积极安排人员进行洽谈。12月23日，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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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4日，经过谈判之后，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逼蒋抗日”的目的终于达成，可从此之后，他便走出了历史的聚光灯--12月26日，就在他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同日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国仇家恨，张学良始终记在心中，虽然随后的抗日战争中他根本没有机会上前线，但他实现了心中的夙愿。毛主席后来评价说：“张学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与张学良一样，“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功臣杨虎城也被蒋介石长期囚禁。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一溃千里。在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于1949年9月17日下令将杨虎城一家8口残忍杀害。

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日后的败北早已注定，他处理“西安事变”时的言行举止已经显示出其内在本性，他与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格局。二人心胸不同，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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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西安事变”，蒋介石明知张学良、杨虎城是为了民族大义，也同意了“一致抗日”的决定，却又因私仇而软禁二人，并在败局已定时下恼羞成怒，对杨虎城痛下杀手。

显然，蒋介石认为其个人荣辱高于民族利益。

毛泽东呢？为了民族大义，在“西安事变”时放下了蒋介石杀害妻子杨开慧、三弟毛泽覃、妹妹毛泽建的私仇，甚至放下了蒋介石曾经派人到韶山挖毛家祖坟的奇耻大辱，选择“联蒋抗日”。

显然，毛泽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其个人利益。

软禁期间，张学良反复思索一个问题：要想实现国家长期稳定统一，到底是形式上的统一，还是人心上的统一？二者说法雷同，实质却相差万里。

1990年时，张学良才结束了长达54年的软禁生活，全面恢复人身自由。此时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已先后离世，张学良自己也成了一个89岁的耄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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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采访时，历史亲历者张学良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2、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3、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4、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张学良说出这些话时，那个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早已远去，祖国早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但那些发自灵魂的拷问却发人深思，它指出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祖国的统一，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