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妇女和保护母亲-托洛茨基_风闻

建立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妇女和保护母亲

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

　　本文最先在1925年12月号的《为了新生活》（Za Novyi Byt）上发表。李时译自《妇女与家庭》英文版，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原载香港期刊《十月评论》1998年第1期。总第189期（《三八妇女节特辑》）

　　改善母亲和儿童地位的切实措施的推行情况，是测量我们的进步程度的最准确方法。这个指标十分可靠，不会欺骗我们。它能立刻显示出广义的物质和文化成就。历史经验显示，即使是已经向压迫者展开斗争的无产阶级，对于妇女作为家庭主妇、母亲和妻子的受压迫者地位，远没有给予必要的肯定的重视。这样安于把妇女看为家庭奴隶的习气，是多可怕的力量！至于在农民方面，更不消说了。农民妇女的担子和绝望的命运，不论是穷人家的农妇或中农家的，比今日的苦囚更不如。没有休息，没有假期，没有一线希望！我们的革命，目前主要在工业地区的城镇才逐渐抵达到家庭方面；到农村去的步伐，则要缓慢得多。在农村，问题多得无可计算。

　　要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地位，只有当所有现存的社会、家庭和家居生活条件都得到改善，才有可能。母亲问题之严重，可以从下列事实表示出来：本质上，她是活生生的交接点，是经济和文化工作纵横交错的枢纽，全部症结系于一身。母亲身份的问题，首先是住所问题，是食水、厨房、洗衣房、饭厅的问题，同样，也一样是学校、书本、休憩地方的问题。醉酒问题最不留情地把家庭主妇和母亲挫伤。文盲和失业问题亦一样。住所中食水和电力减轻妇女的担子，这是首要的。母亲身份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总和。所有症结加到母亲身上，从她身上又向四方反弹。

　　农村物资毫无疑问的增长，使对母亲和儿童作出前所未有地广泛的照料和考虑，遂成为可能和必要。我们放多大精力到这个领域，将显示到我们懂得把我们生活的基本问题贯串起来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一如在着手建设苏维埃国家时不可能不把农民从农奴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可能不把农民妇女和劳工妇女从家庭和家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革命工人的成熟性的标准，不仅是他对待资本家的态度，而且也视乎他对待农民的态度——也即是他对解除农民束缚必要性的理解程度——然则，我们现在用来量度工人和进步农民的社会主义成熟性的程度，同样也应该和必须用他们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来衡量，看他们对于把母亲从苦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她有可能挺直脊梁，恰如其分地参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必要性，是怎样的理解。

　　母亲身份是所有疑难的核心，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要对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每一项新措施，每一条法律和和每一个实际步骤做出检查，考察其会怎样影响家庭，是否会令母亲的命运恶化或减轻，是否会改善儿童的地位。

　　旧社会仍然从四方八面把我们纠缠得难以动弹；这个事实，由我们城镇上流离失所儿童的数目惊人中得到见证，以最阴暗的方式宣示出旧社会的没落时代是如此这般。从旧向新过渡的年月里，尤其在内战的年月，母亲和儿童的地位从未有过这样艰难。克里蒙梭、邱吉尔和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份子[1]的干预，对女性工人、农民妇女和母亲带来最残忍的打击，留给我们空前地多的失所儿童的遗产。儿童来自母亲；儿童失去家园，主要是母亲失去家园的结果，眷顾母亲是改善儿童命运最真诚深入的方法。

　　经济的总体增长，为逐步重建家庭和家居生活创造了条件，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必须把其全部的重要性充分的提出来，我们从各个方向处理国家基本资本复苏的问题；我们得以用新机器来替换旧机器；我们建设新工厂；我们令铁路更新；农民开始取得犁、播种机和拖拉机。可是人是最基本的「资本」，那就是人的力气、健康和文化水平，这种资本，比起工厂器材和农民附件，更需要更新。我们绝对不该以为奴役、饥荒和束缚的年代、战争和病疫的年代已经过去，没有遗下一点痕迹。不。它们在人民活生生的有机体中留下了伤口和疤痕、肺病、梅毒、神经衰弱和酗酒——所有这些疾病，以及其它疾病，在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间广泛扩散。必须要令民族健全。没有健康，社会主义无从可想，我们必须深入因由，深入根源。民族的来源若不是来自母亲，则从何而来？反对罔顾母亲的斗争，必须放在首位！建造房屋、建设托儿设施、幼稚园、社区饭堂和洗衣房，必须放在注意力的中心；这种关注并必须是带警觉性的，组织完善的。让质素〔质量〕决定一切。必须设立托儿所、膳食和洗衣设施，以让这些设施提供的便利，能对全然由主妇和母亲一力背负起来的封闭、孤立的古老家庭单位，施以致命打击。

　　改善环境必招来需求的浪潮，随之是物质资料的浪潮，在公共设施内照顾儿童，和在社区设施供养成人一样，都比家庭来做更廉宜。然而，只当社会组织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上，懂得做到比家庭更好，则家庭的物质资料转移到托儿中心和食堂，才有可能出现，目前该把注意力放在质素问题上。要对所有服务于贫苦大众家庭和家居需要的机关和机构，作出有高度警觉的社会和恒常的鞭挞，是重大攸关的。

　　解放母亲的伟大斗争的发起人，当然必须是先进的女性工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运动引导向农村。同样地，我们的城市生活仍然留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特性。许多男性工人持有的妇女观点，仍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而却是保守的、农民的，本质上是中世纪的。被家庭桎梏压迫着的农民母亲，因而也把工人母亲拉低至她的水平。必须要令农民母亲站起来。她必须要渴望自己站起来；也就是说，必须令她觉醒，指出道路。

　　把妇女远远留在后面，就不可能向前迈进。妇女是民族的母亲。妇女从备受奴役中生成的偏见和迷信，把新生代的儿童紧紧包裹，并且无孔不入地深深渗进民族的意识。对母亲作全方位式的关注，是打击宗教迷信的最佳和最深刻的斗争之路。必须令她站起来，必须令她获得开导。解放母亲的意义，就是把联结起人民和昔日的阴暗及迷信的最后一条脐带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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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是资本主义国家联同俄国的反革命势力（白军）意图推翻革命的主要人物。克里蒙梭是当时法国总统，邱吉尔是英国首相，他们都力主干预俄国革命，高尔察克是沙皇时代的海军上将；1918年，西伯利亚曾短暂推翻了苏维埃政权，高尔察克作为联军傀儡抵达西伯利亚，在同年11月，被哥萨克族长团推选为最高司令。反革命失败后，他被联军遗弃，遭到逮捕和处决。邓尼金也是沙皇时代的将军，反革命领袖之一。他失败后，由〔较为开放〕的弗兰格尔接任白军总司令，成功据守克里米亚长达一年。1920年全军覆没后，弗兰格尔被迫逃亡。——译注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512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