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学好英语，讲好历史，很重要_风闻

出品 | 外宣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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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Graham Allison的著作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书中谈到中国的“爱国主义”，有句话讲得很犀利，很有“历史眼光”：

…nurtures a patriotism grounded in victimhoodand infused with a demand for payback.

Graham 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背后藏着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两个“心理情结”：“受害者心态（victimhood）”与“复仇欲（payback）”。

从晚清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与屈辱：不平等条约、火烧圆明园、日本侵华……因此，我们常说“百年屈辱（a century of humiliation）”。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近代的“百年屈辱”也造就了特别有历史观、特别讲历史观的中华民族。

中国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其实就是从百年屈辱史开启的。今天，中西对立的很多问题其实都绕不开这两个“心理情结”。很多问题，无论是香港、人权、脱贫，还是更宏观的“中国梦”“民族复兴”等，都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才能说透。

像Graham Allison这样的哈佛精英可以用深厚的“历史观”透彻地看问题、看中国，但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立场）中间群众”——对中国的认知还是比较表面化。

在今年这个党史、历史学习年，国际传播工作者善用“历史观”去阐释、回应某些问题，换言之，输出一点“历史观”，很有必要。

官方媒体在这方面其实也下了不少功夫，但“落地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当我们寻求突破之道时，不得不正视那个有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国际传播中的“身份”问题。

实践中，同样的话，同样的逻辑，不同身份的主体讲出来，效果往往差别很大。比如，16日，蔡崇信回答CNBC记者关于香港问题的提问时，便从鸦片战争娓娓道来，给外国记者一个“历史视角”，也间接呼应了Graham 提出的那个“victimhood ”。

在文刀君看来，他的回答单从内容上并无新意，但是他的“身份”给内容增加了几分力量。为何？

原因恐怕还是在老生常谈的“中西差异”四个字上。

中西方在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诸多差异，这直接导致民众的思维方式差异。西方的政治文化决定了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对个人自由的宽容度较大，而对官方声音的警惕性较高。

不妨以西方代表美国为例。美国司法史上有一个经典案例：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68年，19岁的科恩为了表达对越南战争的不满，穿着一件带有“Fuck the Draft（去他妈的征兵）”字样的夹克在洛杉矶法院走廊里晃悠，当时走廊里有不少妇女和儿童。按照加州法律，科恩此举涉嫌寻衅滋事，因此受到加州法律惩罚。科恩不服，官司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5:4推翻了加州的判决。

哈伦（Harlan）大法官在代表多数派撰写的意见书里这样写道：“一个人的粗话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one man’s vulgarity is another’s lyric）”。“美国政治体系的基石是个体的尊严与选择自由”。

在“时刻警惕政府越线干预个人”的政治文化熏陶下，西方社会从个人到媒体，很容易对有官方背景的声音产生质疑，常常将其视为“以刻意影响他人为目的”的“虚假宣传（propaganda）”，无论这个声音来自中国官方还是美国官方。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某些官方“出海”行为容易“触礁”，容易被某些外媒贴上“propaganda”的标签。

是否重视差异，是否尊重差异，是否善用差异，关乎中国故事、中国话语能否“成功落地”。

在中西两种文化里徜徉的国际传播工作者不难发现，西方政治文化熏陶下的广大受众一听到官方媒体在某些问题上“万马齐鸣”般的发声，会膝跳反射般质疑：这是“propaganda”？哪怕官方讲的是熊猫和大象。

随着中国日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国内的“一颦一笑”越来越受到外部关注。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又可以轻松突破国界，国内的热搜话题常常成为外媒报道中国的素材。

对国际传播工作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坏”在形势越来越复杂，任务越来越艰巨。“好”在参与的主体日渐多元，传播手段日渐高明。

五月底，中央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一个目标：

“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也再次强调了一个任务：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首先必须承认，目标很宏大，任务很艰巨。虽然外宣、外交在改变话语风格、构建话语体系等方面依然大有可为，但目标的实现绝非外宣、外交任何一个系统能独立完成的。

还要认识到，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述者身份（identity）的“立体”与故事内容（content）的“立体”同样重要。身份对了，有时候可起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功效。破除偏见，仅靠官方苦口婆心地“解释”与“回应”远远不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讲故事的主体势必要走向多元化，非官方的个体大有可为，不但“有为”还能“有效”。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中国人，学好英语很重要，如果能学以致用，懂文化差异并善用一点“历史观”去解读中国，讲述中国故事，更是国之幸事。

机会无限，挑战也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