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胡适谁赢了？【大师计划·周展安01】_风闻

观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思想论争，就是1919年主要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当时胡适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而李大钊则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从文章的题目上看，似乎胡适是突出“问题”，而李大钊是强调“主义”的，而“问题”是更现实的，“主义”则是空洞的。这种看法在过去非常流行，但实际上这是过于望文生义了。

李大钊诚然是强调“主义”的，但他并不是停留在作为观念的“主义”上，而是要通过对“主义”的理解而促使那原本是枝节性的、局部的问题，转变为基础性的、普遍性的问题。用李大钊的话说，就是把原本和社会不发生普遍联系的问题、少数人的所谓问题，转变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的课题”。从而，“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表面上的现实与观念、现实与思想之争，而是两种现实之争，是少数人的现实和多数人的现实之争。

而要把问题推进到“多数人的现实”这个层次，就需要追溯胡适所列举的家庭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生计问题等等背后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基础问题。这是一个把问题向下向深处探求的过程。而当我们意识到李大钊进而认为仅仅探求经济组织问题尚且不足，还要用“阶级竞争说”来推动“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对经济组织的发展抱着旁观者的等待态度，那么，可以说，在李大钊谈“主义”的背后，还有一个把“静态的现实”推进为“动态的现实”的努力。

由此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它实际上包含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少数人的现实和多数人的现实、静态的现实和动态的现实等多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也正具体而微地呈现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不同层次，或者说，它以“从思想到现实”的方式浓缩了中国革命内部的动力机制问题。下面，我们就围绕思想与现实，以及“现实”本身的不同层次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探讨革命是在何种动力装置中被催生，最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何以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五四”之前重“思想”而轻“民众需求”

概括而言，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这段时期，“革命”以及改革举措主要是思想带来的结果。虽然，每一场革命或改革的开端，都有现实危局，但这种危局说到底无法真正带来变革和革命，无法和变革与革命取得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关联。危局触发了变革和革命，但真正能够导引和规范革命之方向的力量，是现实失序后蜂起的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话语。

有个历史学家，叫作周予同的，曾这样说：“中国革命思想的萌芽，不出于民众的事实需求，而出于少数青年之情感冒险；而指导少数青年从事革命之学术思想，则又不是出发于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的理论，而是出发于中国固有的常州经今文学派与浙东史学派的学术。”中国本土思想学术与外来思想的影响到底何者更优先，可以再讨论，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哪种理论，都是与“民众事实需求”相分离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主义又往往不是呈现为思考状态，而是完成性的、作为既定“答案”而存在的。它们不仅不是从中国自身的脉络里衍生出来的，而且还以充分的异质性区别于中国现实。

文学家鲁迅曾有一个说法，叫作“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是到异国他乡去寻找新的声音，新的思想。他还说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都是表现了其在年轻时候对中国之危局的回应方式。这是一种去找“答案”的方式。循着这种寻求“答案”的思路，则越新颖、越激烈的思想，就越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这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期广为流行的重要原因。从被梁启超称为“新中国第一页”的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思想、理念、言论极大兴盛的时期。比如在在戊戌变法中，一方面，态度激烈的康有为写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

宣传改制变法的思想，并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有点连哄带吓唬地不断将中国之境况比附于俄国日本，认为当“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另一方面，比如态度略显保守的大臣孙家鼐批评康有为的变法改制思想将使人人有改制之心，人人存素王之想，提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就是说：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所谓“两考”，提出了孔子改制的思想，人们读了，也会受到影响，产生改制和当素王的想法，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要删除。）。这样，就从正反两面显示了既有的模板、思想、学说的引领性位置。

又比如在辛亥革命中，各种变革思想的动员作用尤为令人瞩目。章太炎主办《民报》期间，常刊发阐释佛理的长文，以至于引起革命党内部的疑虑，而章太炎则认为“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归”。以佛法求革命，这一略微极端的例子显示出革命与思想光谱的关联之深广。向来被认为出世的佛法都可以为革命植根，其他具有入世精神的思想言论更不必多论。

所以梁启超会说：“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以为我们的辛亥革命似乎来得太容易了，几千年的帝制，好像没怎么流血就推翻了。但实际的情况是，当时的志士仁人把自己的心血都倾注于书写有革命思想的文字了，书写印刷用的是黑色的墨水，这等于是一场黑血革命。）

再比如在五四运动的开端“新文化运动”中，以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语言为主要内容，在对此前共和危机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更着重思想文化的作用。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以和“政治的觉悟”相对而提出“伦理的觉悟”，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一繁复的表达集约地反映出思想领域的变革在整个变革形势中首当其冲的位置。这一认识贯穿五四运动的几乎整个高潮期，直到1920年《新潮》杂志还把对“思想”务虚的重要性推到极致放言“‘思想’为一切‘改造’事业的根本要素。思想本身不先改造，而求改造其他一切制度，那是‘缘木求鱼’，万万没有结果的”。

1920年代起“思想”式微，务实风渐起

但是，进入1920年代以后，“思想”之引领性和优先性开始逐步退格，在五四运动当中作为核心问题提出的文化改造的局限性逐渐得到反思。曾鼓吹“伦理觉悟”的陈独秀这时也着手区分思想文化改造与社会改造，强调社会改造之独立性与不可化约性，他批评前者是“一班有速成癖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

我们党早期的一个领导人，叫做蔡和森。他更严厉地批评那种寄望思想改造、文化批判的思路本身的阶级局限，他说：“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熏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这个时候，以“思想”之彻底性著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经过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之后，也逐渐失去吸引力。

当时就有人发表文章说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何尝不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但他们因为不明白实际情形，他们的努力不知不觉的就变成盲目的和反动的了。我们要知道那不就客观的实际情形做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动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分别”。

到1923年，改版的《新青年》季刊更直接宣称：“《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在这些表述中，伦理、文化、精神、学说等广义的“思想”之作用逐步式微，而与之相对的社会、客观、实际情形、社会现状乃至社会科学等等表述“社会现实”的提法强势凸显。以此为开端，中国现代史开始逐步转入由“社会现实”来导引革命的阶段。

“东西方文明哪个更大方漂亮”是不是伪命题？

关于这个转变的过程，我们还以更具体地来说一说。

就以1920年前后思想界出现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为例吧。对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的断言，构成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1918年到1919年《新青年》和《东方杂志》关于西方功利主义、立宪共和学说、中国固有文明的争论则构成这场论战的一个高潮（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在于说到底是西方文明高级，还是中国的文明高级）。此后，梁启超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来华等知识事件使这一论战更趋于深化。

但是，进入1920年代以后，东西方文化论战开始转入一个新的境地，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新的境地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境地。就如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所说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文明”是“充分发展一切科学”、以“热烈斗争和光明劳动”所得的结果。从这一新的境地来看，所谓东西方文化只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其最终都要诉诸“物质的生产关系”。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被对立的东西方文明，现在因为“物质的生产关系”而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了。因此，对待东西方文化之差异不能仅着眼于固有文化、文明、思想等等，而要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全世界的文化差异根源都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分配，要缩小这种差异，最根本的是“世界性的社会革命”。

也就是说，这个从”思想“到”现实“的转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一个过程的。邓中夏1924年在写下“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这个题目之后，曾叹息道：“在向来不曾重视统计的中国，要解答这一类的大问题，真是‘戛戛乎其难矣”（真是太难了。）。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尚且有此叹息，那些寄身学术机构的学者更可想而知。毛泽东在1926年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一脉络中实属难得。

尽管如此，从“思想”层面逐渐转向“现实”层面，转向“唯物的生产关系”层面，依然意义重大。这种转变提醒我们，对1920年前后中国革命进程的解释，不能惯性地采取从某某主义到某某主义这种平面化的方式，不能仅仅在“思想”内部来把握，而应意识到其间存在的从“思想”到“现实”的位移，这是一种认识论的转换，而非单纯的思想变动。诚然，这里对“现实”的重视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在此并不是作为一个应然性的理念或者先验思想来发挥作用的，而是首先引导接受者眼光向下去考察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是作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而起作用的。

立足“现实”而与所谓“思想”立体性地拉开距离，这在蔡和森的论述中尤其具有典型性。他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里说：“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在这里，“事实”取得了压倒性的地位，因为这“事实”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死问题”，这一问题的迫近，即暴露出所有“思想”的无效。

至此，我们就大概梳理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先是思想鼓动，而后思想力量渐渐暴露出它的限度，而“现实”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革命发生之真正动因的过程。梳理了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真是其来有自，是从中国的现实状况中产生的，是从中国的大地上长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讨论中国革命的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