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业都动起来，国家社会进步才能快一些_风闻

“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这是西方一位正直而诚实的思想家对我们国家的认知，或者一种祝福。

企业很重要，因为企业不仅为最大比例的国民提供了最大比例的就业和个人发展机会，更是创造国家物质财富主要承担着。

现代化社会是由多种多样功能型的社会组织构成的。按照目前说法，除了国家政府公务人员及军人外，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从业者是雇员，其中公有制经济部门占少数，非公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部门占大数。然后就是教育、医疗、市政、交通、电力、水务等等公共机构服务部门，还有社会志愿者组织等。

1990年代后，国家除了人所常见经济领域企业部门发展增长迅速外，其他非营利部门增长发展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刚刚过去的最近20年，无论高校还是医院，市政还是政府机关等，都是如此。而且经济社会越往前发展，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部门成长越迅速，在这个国民经济生产或耗费中的占比会更大。

未来企业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相对地位反而会有所下降。北美和欧盟等发达地区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呈现出这一发展进步趋势。只是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迟迟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对管理实践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研究很肤浅。他们习惯于躲在书斋里或止步在讲台上，从概念到概念，从学术到学术，从论文到论文，把老一辈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工作者深入国家社会最基层，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形成知识和见解的优良传统已经丢掉很多了。

组织的领导者则习惯于从这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从这个会议室走到另一个会议室，总高高在上，偶尔蜻蜓点一下水面，就是伏不下身子，走不到“田间地头去”。

创新成为无源之水，普遍意义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企业经营者”的一种所谓“精神”。

学校的校长不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一门心思做预算？医院的院长不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专心致志评职称？……

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伴随着知识创造和知识劳动持续不怠的改善和升级，工作的挑战和学习的压力只会与日俱增；能干和巧干的螺旋，无时无刻不在考验人类的智慧、能动性、定力和意志力。

所有行当都一样。

经济社会越发展，社会化分工越细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和行政官员，彼此的职责角色界限越来越模糊，或许主管部门一个新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刚推出，“职位说明书早已经过时了”。

各行各业越来越难以厚此薄彼。否则，职业地位平等将成为我们国家中新的社会歧视，为整个国家社会进步所不容。

“领导者不应成为组织的英雄”是近代社会组织领导力的一句格言。

荣誉属于最广大的中基层普通劳动者。甘为人梯讲的是，除极少数非常特殊的领导职位外，绝大多数组织领导层的成员到达一定的年龄后，无论其身体状态怎么样都要主动积极地退出所谓领导职位，以利于年轻一代及时上到位置上。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大爆炸”和“1995后”已走向了职场，加入了队伍，本来属于年轻一代人的职业阶梯却已经挤满了长长的一队队的中老年人。破除官本位不能再提任重而道远，重点在履职公共服务的部门和机构。

规则即管理，无论企业还是非企业，都适用。但是，如今做到了有多少呢？

社会组织的管理同样离不开某种社会权力。社会权力的边界，即组织发挥自身功能和履行组织使命的边界和范围，否则便是越权或篡权。组织范围内权力的的同义语是责任，而不是命令。

法则即管理，无论企业还是非企业，都适用。但是，如今做到位了的有多少呢？

非企业组织现实的绩效状况说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并不高，很可能是还相当得低。企业不能盈利就没饭吃。非营利组织不需要盈利，但成本一样很庞大，管理得好了未必不可以有盈余；管理不善或缺乏管理，才会有亏空。

任何现代功能型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顾客或主顾，都需要对顾客负责任。组织得罪了顾客，迟早需要被整治，不是被法律整治，便是被社会整治，最后被政府整治却并非国家和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民间经济绩效的社会责任首问主体在企业；公共教育的社会责任首问主体在学校；公共医疗的社会责任首问主体在医院；国家科研前沿科技研究的社会责任首问主体在科研院所或高校；公共环境卫生的社会责任的首问主体在市政……

现代社会管理和城市治理已由行业、职业或角色，发展到区分评价不同社会责任主体组织成员的责任及值守履行得情况怎么样。

管理绩效是好还是坏，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言，不分企业与非企业。

企业家精神不是一个狭义词。王顾而言他是渎职、失职者的借口和托辞。

比大医院管理更容易落伍的是大学，近30年大学管理实践创新的例子还很稀罕。

无论企业，还是非营利机构，除非制订出一些具体的、限定性的、明确的发展目标，否则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有效工作的起点，是确定机构的目的与使命，目的和使命尽管总是无形，但它的顾客总能非常敏感地可以体验得到。

很少有非营利机构苦于管理人员过少，绝大多数是苦于过度管控而非管理高效。从业者往往忍受着过多的程序、组织图表和管控技术的困扰。需要实践的是，如何为取得杰出绩效而管理。

执政党和政府重在解放社会生产力，各类功能性民间社会组织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只是企业。

这是国家和社会进步中未来30年一项重大的管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