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高喊「娱乐至死」「奶头乐」，真的已经拆穿所谓资本的谎言了吗？_风闻

文 | 女孩慧敏

　　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物资、信息、话语权及社会承认的匮乏，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以上资源的过剩。但是在二者进行碰撞时，人们会发现许多看起来相似的东西。比如，两种状态下人都会抑郁、倦怠（前者更可能因为“习得性无助”，后者更可能因为选择过多），都可能被“精神鸦片”吸引（看起来都像是“娱乐至死”），都可能产生一种“回到过去”的愿望，都对原始宗教产生一些兴趣（前者更可能是为了寻找精神的立足点，后者更可能是为了补充、完善自己已有的世界观并将之当成一种有异域风情的小众艺术）。

　　德国后现代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后现代的精神疾病

　　“是一种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学上他者的‘否定性’导致，而是由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引发。”

　　他说：

　　“20世纪是免疫学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内外、友敌、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冷战也遵循了这种免疫学模型。20世纪的免疫学范式中充斥着冷战话语，由一种严格的军事化规则控制。攻击和防御主导着免疫学行动。这种免疫学原则超越生物学范围，到了社会领域，最终蔓延至整个社会层面，一种盲目性被烙印其中：对一切陌生之物，都采取防御措施。……即便陌生者毫无恶意，即便不会产生任何威胁，仍然会基于其‘他者性’而受到排挤。”(韩炳哲，《倦怠社会》，中信出版社，P4)

　　而后现代的特征是：

　　“‘差异’取代了他者，不再引起免疫反应。……陌生者被弱化为一种消费用语。陌生性让位于异国情调。游客们在旅行中寻觅它的踪迹。游客或顾客不再是免疫学式主体。”（P5）

　　“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种敌对关系为前提。相反，它正产生于一个宽容、平和的社会。……它存在于一个缺乏否定性的同质的空间内，没有敌我、内外、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P11-12）

　　也就是说，发达社会的后现代问题在于，因为各方面资源足够丰富，虽然阶级对立、性别对立、种族矛盾等问题依旧存在，但因为人们拥有足够的自由去讨论、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越来越无法再使用这些外在冲突去解释生活中自己感受到的多数痛苦，最终会因为“外在肯定性过剩、外在压力过低而导致个体的内在冲突带来精神的消耗，进而产生倦怠感”。

　　中国人存在“外在压力过低”、“消费过多”的问题么？

　　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娱乐至死”和“消费主义”的警惕，远远强于对过劳死和压抑所导致的各种身心疾病的警惕，这种对娱乐至死的警惕与其说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从思想上“拆穿资本的谎言”，不如说是无反思地接受大环境对自己的训诫。

　　回想一下，有多少人在小的时候看一会儿电视，玩一会儿电脑，就被家长说成是“会把眼睛玩坏的”，而做学校布置的作业不论做多长时间好像都没有关系；有多少人在中学阶段想去网吧玩就被学校批评“玩心太大了，对身体不好”，而学校不论让学生如何缩短睡眠和吃饭时间，都好像是没有问题的；有多少人想看一些课外书就会被老师没收，并被批评为“玩物丧志”。等到长大以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丰富的娱乐资源可言。每天的工作时间加上通勤时间导致下班回家后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娱乐，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日就只想睡觉，连打游戏都觉得太“费脑”。

　　娱乐能力也是需要培养的，当一个人从来都没有被允许过自由地娱乐时，那么“娱乐”对其来说就不是一种充满乐趣的享受，而更像是一种维持精神不崩溃的药品，因为这些人与自己的感觉体验疏离得太久，从自己的工作和学业中都无法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只有在脱离监管的时刻能感到一丝真实的体验，这看上去就很像是“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讨论的是资源过剩导致的后现代问题，其批判的核心是人们本可以用来自由思考和严肃阅读的时间被快节奏的电视节目给割碎了。波兹曼推崇早期美国人的那种对于阅读的热爱，在那个年代，美国社会没有发达的娱乐业，阅读被全社会看做是神圣的，而这提高了公众的理性思维的能力。保罗·安德森说：“不管读的是莎士比亚、爱默生或是梭罗，农家孩子一手执书一手扶犁绝不是摆摆样子的”。这体现在，堪萨斯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允许妇女参加学校选举的州，怀俄明成为第一个实现完全平等选举权的州，这与这些地区的妇女擅长阅读有很大的关系。波兹曼怀念的是美国社会出现娱乐业之前的那个全民推崇阅读的年代，是全民都有闲暇去围观甚至主动参与复杂问题讨论的年代。然而中国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曾出现过一个全民推崇阅读的时代，在娱乐业产生之前，中国的文化土壤更像是文化荒漠，但这种文化荒漠首先不是娱乐发达造成的。考虑到本国的起点太低，娱乐业的引进和传播甚至客观上起到了某些人性解放和启蒙的作用，甚至，有许多人因为其喜爱的明星推荐了某些书籍而立即买来用心阅读，并由此开始自我启蒙之旅。

　　我们还远不到讨论后现代危机的时候，与《娱乐至死》所讨论的文化困境相反，我们正处于时间、物质、社会认同都严重匮乏的环境中：

　　许多人讨论“我不得不结婚生子”的原因是因为（1）收入不够高，没把握在老年时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有能力的保姆、护工、养老院等各式扶助系统的费用；（2）养老院太少；（3）养老院水平参差不齐，多数生活其中的老人生活状态让人心寒；（4）做“另类”的成本太高，“唾沫星子淹死人”，许多人选择从众纯粹是因为来自他人的承认过于匮乏，只有从众才能勉强拥有一些质量堪忧的朋友，但聊胜于无……

　　比“认命”或“躺平”更可怕的是“饥饿”。对于数量庞大的受教育水平不高且缺少技能的人来说，今天“躺平”意味着明天挨饿，这月不干活意味着下月没钱付房租，人们甚至缺少在大城市流浪翻垃圾维生的自由：大城市不定期驱逐“影响市容”的不体面的人，作为“躺平族”的“三和大神”的“基地”的三和人才市场被取缔，桥洞下的流浪汉被“清理”，甚至连晚上睡公园都可能会被驱赶，不得已去流水线打工的人们发现不仅要忍受每周超80小时的工作时长，晚上勉强休息身心的地方竟然是三层上下铺……

　　比吃饭问题更严重的是表达受阻、获取真实信息的通道被限制，尝试在网络上畅所欲言、随心所欲表达观点的许多人都享受过“禁言套餐”，受限的信息来源使人们产生了“我不幸福是因为我没有别人努力”、“多数人都比我更有自控力、更擅长管理时间”、“多数人都比我花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健身”的错觉，不甘平庸的人们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败，却发现这大环境所渲染的那种“优秀”离自己实在太过遥远，努力都没结果的话，大概就只能说“我不行”了，结果就像那些被家暴的女人与孩子一样，越来越不敢反思外在环境对自己的伤害，反而将一切归疚于“都怪我不好”。

　　在习得性无助、完全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时通过一些精神鸦片来维持自己存活的状态，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归结为“后现代病”或者“资本主义之恶”呢？

　　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说：

　　“资本主义虽说是一种经济体系，但它亦与Politics不可划分。因为统治大众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励，以religion或党义主持之；二、是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事力量和法庭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时，即在无形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固然这些条件全待客观环境而展开，同时任何政体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长。可是资本主义无可否认的是将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发挥。“（第八章）

　　“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第五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这里重要一条是“各人争取本身名利”，隐含了“法的权威高于任何拥有权力的具体的人的权威”、“各人只以法律为准绳，法无禁止皆可为”等规则，与之相应，前现代的人情社会的状态是，法律首先是“骗人的”，要么看人情、要么看影响、要么讲政治，但就是不讲法律本身。

　　我们最需要拆穿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谎言”，而是“虽然大洋国的生活不完美，但已经不存在更好的选择”的谎言。  

　　李慧敏，2021.5.28，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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