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欧洲、青年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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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法兰西历史的一帧剪影，布汶战役自其发生之日便开始了传奇的淬炼，它徜徉于历史之河，在时空的记忆中不断变幻着光影。

　　**前文链接：**布汶战役是如何演化为传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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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的嬗变：民族主义的追思

　　14世纪上半叶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之后，布汶之名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模糊。布汶战役的起因虽是英法冲突，但战役本身是法德之战，而百年战争中法国的宿敌乃英国，德意志皇帝大多数情况下是法国的盟友，因此提及布汶传奇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再加上圣路易（路易九世）的光辉形象，难免使腓力·奥古斯都之名黯然失色。

　　17世纪，布汶战役虽再次出现在历史学家笔下，但多是一笔带过，真正的重现要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在基佐、米什莱、梯也尔等人的著作中，布汶战役被赋予新的内涵。基佐和梯也尔强调战争中普通士兵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以追溯历史之名来为资产阶级国家辩护。在基佐看来，布汶之战是超越了阶级界限所取得的“国王和人民的伟大胜利”。米什莱则极力贬低腓力，认为真正的英雄不是国王和贵族骑士，而是隐没于背后的普通士兵、工匠和平民。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路易九世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皇帝再次成为法兰西的敌人，法国溃败后的沙文主义情绪触发布汶传奇的全面复苏。1880年，时任中等教育总督导的皮埃尔·丰桑在其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写道：“国民历史教育比其他科目更能激发起我们对过去所犯错误之反思与对未来之责任。”第三共和国时期，历史学沦落为强化法兰西民族统一思想的工具，布汶战役则被看作民族主义的重要象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素材。1879年，法国人决定将战役的过程绘制在布汶教堂的彩绘玻璃上，当时的一位军事史家德尔佩什受命进行指导。他在备注中写道，“应当描绘这样一幅场景：在法兰西国王面前，德国骑兵弃甲投降，他们既恨又惧”，“画面中央，法兰西的王冠受到祭坛的庇护，整个民族聚合在国王神圣的双臂之下”。1888年，加利费将军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建议进一步提升布汶战役的地位。拉维斯为此撰写了有关布汶战役的专文，发表在同年12月的《争鸣杂志》上。在结尾处他毫不隐讳地指出：

　　的确，所有人，教士、骑士和平民都品尝着馥郁芳香的胜利之花……但只有涂过圣油的国王才将初生的民族聚合起来，在布汶的战场上代表法兰西的正是他，他便是法兰西。

　　在民族主义的修辞中，作为法兰西民族引领者的国王再次成为历史的主角。在1894年的讲义中，拉维斯更是称布汶战役为“第一次民族性的胜利”，是法兰西民族迈向统一的标志。

　　20世纪初，民族主义情绪为布汶传奇抹上更富攻击性的政治和军事色彩。1903年，历史学家卡尔韦在其讲义中宣称：“这是我们对德取得的第一次历史性胜利。”布汶的教堂演变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1914年布汶战役七百周年，第三共和国政府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以缅怀历史之名教育公众的机会。在官方的主导下，6月初，人们在巴黎的圣德尼大教堂附近竖起一个手举方形旗的雕像，象征王权引领的民族意识的觉醒。6月27日，《巴黎回声报》将布汶战役与莱比锡战役作对比，尖锐地指出：

　　莱比锡战役只是制造了德意志统一的幻象……而布汶战争则真正确保并维系了法兰西700年以来持久的统一。如果我们竖起纪念碑，全世界都将与我们肩并肩，因为此乃文明之胜利！

　　莱比锡战役

　　6月28日，一行人浩浩荡荡奔赴布汶，隆重的纪念仪式在布汶桥附近举行：阅兵式、大合唱、演讲、宴会、焰火表演等。拟建于战场上的纪念碑模型也已出炉：在高高的中世纪城堡上，腓力·奥古斯都横跨于战马上，高举胜利之剑，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宣扬中夹杂着对武力的推崇。然而，就在法国人沉浸在普法战争的屈辱和复仇情绪中难以自拔时，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战争的反思与对和平的期望推动欧洲逐渐走向融合，布汶传奇再度淡出法国人的记忆。在杜比看来，这似乎是记忆史的一个“愉快的结局”，“在一个日益趋于联合的欧洲共同体中，布汶的故事对儿童又有何教益呢？我们的时代将这场战役驱逐出了记忆，也许有它的道理。”

　　今天的法国人又以何种心态来纪念布汶战役八百周年？在布汶战役纪念协会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主办方精心拟定的纪念主题是“和平、欧洲、青年”。协会主席阿兰·贝尔纳反复强调，这场战役不仅仅是法兰西民族情感诞生的起点，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布汶战役是整个欧洲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通向和平之路，而和平才是最美好的胜利，是青年一代将传递给未来的历史价值！

　　历史并非人物和事件的单纯凝结，它还是记忆与想象的流动载体。作为法兰西历史的一帧剪影，布汶战役自其发生之日便开始了传奇的淬炼，它徜徉于历史之河，在时空的记忆中不断变幻着光影。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