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豪大江健三郎的鲁迅情结_风闻

九局按: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学有着极其深厚和特殊的情感，对于中国文学的丰碑之一鲁迅尤为倾情。

今天，九局请到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的重要译者、大江先生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金龙为我们独家撰文，讲述日本文豪少为人知的鲁迅情结。

“父亲教我茴字的四种写法”

大江先生曾回忆，自己的确是从少儿时期、大致是从十来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的，尤其喜欢《社戏》，故事中充满童趣，因而自己特别喜欢。让自己最痛苦的小说莫过于《药》了。他回忆说，叔叔当年在中国东北做些小生意，回日本时就来探望我母亲和我们孩子，在家里做了东北大馒头当晚餐。吃完晚饭，叔叔问起自己最近在读什么书，听说读了鲁迅的《药》，叔叔便恶作剧地说道:你知道什么是馒头吗?今天晚上你吃的就是馒头，就是《药》里那种沾血的馒头。自己一听就吐了起来，拼命地呕吐，心脏感到剧烈绞痛，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那种生理性绞痛，好像自己吃了那血馒头一般。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大江先生还极为清晰地记得这段往事，边说边用双手作出用力拧毛巾的模样，表示心脏的剧烈绞痛。

当然，这并不是少年大江第一次知道鲁迅其名其小说。据大江先生之后回忆，他与鲁迅文学的邂逅是在1944年11月一个特殊的日子。大江先生说，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自己陪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聊天，便听父亲说起中国有个叫鲁迅的大作家非常了不起。自己由此知道，父母曾于整整十年前的1934年经由上海去了北京，住在东安市场附近，小旅店老板娘的丈夫与父亲闲聊时得知眼前这个日本人喜欢阅读鲁迅作品，还曾读过《孔乙己》，便将作品里“‘茴’字的四种写法”教给了父亲。就在这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大江先生听父亲介绍了鲁迅这位“中国大作家”和小说《孔乙己》，父亲还随手用火钩在火盆的余烬上一一写下四个不同的“茴”字。

*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与学生和本文作者合影

最后，老作家要求在座的学生们与他共同背诵鲁迅《故乡》最后一段话语以结束这次讲演。于是，上千名中学生们稚嫩嗓音的汉语与老作家苍老语音的日语交汇成一段富有节奏感的巨大声响在会堂里久久回响--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先生，请救救我!”

大江先生2009年1月来华交流访问。1月16日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一接到大江先生，他就急切地表示:由于目前已陷入抑郁乃至悲伤的状态，无法将当前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死》续写下去，想要到北京去找许金龙先生和陈众议先生，找莫言先生和铁凝先生等老朋友们相聚，到北京后还要去鲁迅博物馆汲取力量，这样才能振作起来，继续把《水死》写下去……

当大江先生发现众议和我为这种意外变化而吃惊的表情后，便放慢语速仔细告诉我们，之所以无法继续写作《水死》，是遇到了三个让自己陷入悲伤、自责和抑郁的意外情况。

其一，是市民和平运动组织九条会发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于2008年12月7日去世，大江先生痛失一位可以倾心信赖和倚重的师友。

其二，则是2008年12月底，他的老友小泽征尔为平安夜音乐会指挥完毕后，归途中带着现场刻录的CD到家里来播放给儿子大江光听，希望能够听到光的点评。大江光有先天的智力缺陷，但却有极好的乐感，谁知这次久久不愿说话的光在父母催促之下，竟然说出一句表示“无聊”“无趣”的词语，使小泽先生陷入了苦恼，及至晚些时候大江先生带着光去医院体检，这才得知儿子的一节胸椎骨摔成了三瓣，从而回想起前些日子光曾在院子里不慎摔了一跤。这种骨折相当疼痛，可是儿子是先天智力缺陷，自小就不会说表示疼痛的词语而以表示无聊的词代用之，自己作为父亲却未能及时发现这一切，因而感到非常痛心，更感到强烈自责。

至于第三个意外则比较直接，是因为写作《水死》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文献意外缺失，因而《水死》几乎已经无法再写下去了。在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自己想到了鲁迅，想到要来北京向鲁迅先生寻求力量……

到达北京的翌日凌晨，大江先生很早就睁开了睡眼，站在国际饭店临街的窗前看着楼下的长安街。橙黄色街灯照耀下的长安街空空荡荡，遥远而黑暗的天际却染上些微棕黄，然后便是粉色的红晕，再后来，只见太阳的顶部跃然而出，将天际的棕黄和粉色一概染为红艳艳的深红。怔怔地面对着华北大平原刚刚探出顶部的这轮朝阳，大江先生神思恍惚地突然出声说道:“鲁迅先生，请救救我!”当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及其语义时，大江先生不禁打了个寒噤，浑身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天傍晚，他在对莫言和铁凝这两位老朋友说起此事时表示:“……在眺望太阳这一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祷着:鲁迅先生，请救救我!至于能否得到鲁迅先生的救助，我还不知道。”

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江先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位于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面对鲁迅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老作家不禁泪流满面……其后在孙郁馆长、陈众议所长等人陪同下参观鲁迅先生的书简手稿时，大江先生戴上手套接过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第一份手稿默默地低头观看，但是很快便将手稿仔细放回封套内，不肯接过孙郁馆长递来的第二份手稿，独自默默低垂着脑袋快步走出了手稿库。

*大江健三郎观看鲁迅手稿

当天深夜1点30分，住在大江先生隔壁的我的房门下塞入一封信函，用“北京国际饭店”的信纸拟就的内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要为自己在鲁迅博物馆里显现出的‘怪异’行为而道歉。在观看鲁迅信函之时(虽然得到手套，双手尽管戴上了手套)，我也只是捧着信纸的两侧，并没有触碰其他地方。我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在观看信函时，泪水渗了出来，我担心滴落在为我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纸上，便只看了为我从盒子里取出的那两页，没有再看其他信函。请代我向孙郁先生表示歉意。” 在后来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时，大江先生表示泪水完全模糊了双眼，根本无法看清信纸上的文字，既担心抬头后会被发现流泪而引发大家为其担忧，又担心低头时泪水若滴落在信纸上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继续看下去，自己一定会痛哭流涕，只好狠下心来辜负孙郁先生的美意……

在回饭店的汽车上，大江先生嘶哑着嗓音告诉我:许先生，请你放心，刚才我在鲁迅博物馆里已经对鲁迅先生作了保证，保证自己不再沉沦下去，我要振作起来，把《水死》继续写下去。而且，我也确实从鲁迅先生那里汲取了力量，回国后确实能够把《水死》写下去了。

*塞入门缝的“便签信”

时隔整整十一个月后的2009年12月17日，长篇小说《水死》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翌年(2010年)2月5日，讲谈社印制同名小说《水死》第三版。该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在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希望。

*大江健三郎在鲁迅博物馆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文艺九局工作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作长期学术访问，近期主要从事大江健三郎及其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其中翻译自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别了，我的书》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