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志书的选材取向_风闻

​论志书的选材取向*

王照伦

　　探讨志书的选材取向，必须首先明确志书到底是一种什么书。尽管方志界对志书的性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出现了多说并存的局面，但我倾向于志书是一种资料书。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特性，其他特性盖由此而产生。十余年的方志编纂实践和新方志理论研究都在说明，地情就在资料里，编志书就是对入志资料所含地情信息的处理，用志就是用其中的资料，志书的学术性寓于资料性之中。可见，志书失去了资料性便丧失它自身的存在价值，它的其他特性亦不复存在。因此，只有资料性才是志书的选材取向，古今志书概莫例外。

　　一、地情就在资料里

　　志书作为一种地情信息载体，已经为志界所公认。各类地情信息，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都是由资料构成的。也可以这样说，各种地情信息均蕴藏在资料里，没有资料即无所谓地情。凡是地方情况反映得较好的志书，都是资料较为详实可靠的。储存地情的资料有口碑资料、档案资料、实物资料等形式，没有哪一种地情能脱离资料而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志书要科学地记述一地的实际情况，功夫只能下在对地情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上。舍此，别无他径。

　　1.资料征集就是收集地情。入志资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项大规模的地情调查和收集已有调查成果的工作。有些需要编者亲自去调查，如风土民情、方言、人物等方面的资料。有些可以利用当地有关部门已搞好的社会调查和普查成果，如人口普查、土地普查、森林调查、工业普查、房屋普查、工业污染普查、土壤详查等方面的资料。有的可以利用应有关部门的编纂成果，如利用党史部门的组织史资料编写政党和群团篇、利用民政部门记述地名和烈士的出版物编写有关章节。把所志区域内已有的调查成果收集起来，把没有调查的资料查清楚，把记述当地情况的著述征集齐全，把含有地情信息的档案资料摘抄出来，就完成了地方情况的调查工作。一方之情况就是包含在这4个方面的资料中了，这就为地方志的编写作了资料上的准备，有了这些较为完备的地情资料，志书的编写就有了信息上的条件。

2.资料的地情信息量就是地情量。我们在读志书时感到有些志书比较厚重，地方情况反映地较全面。而有些志书则言之无物，尽管其部头不小，篇幅较大，但给人们的印象不深，读后对所志区域的基本情况难以把握。这种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入志资料信息量的多寡所致。因为入志资料的信息量就是地情量，资料的信息量不足，反映在志书中的信息就不够。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地情，不可能系统地反映一方之全貌，志书的质量和价值也就打了折扣。这种志书，不论编纂技巧有多么娴熟、文字水平有多么高，都不能算作成功之作。因此，强化志书在资料方面的工作，成为使志书质量产生质的飞跃的基本动力。

　　二、编志就是对资料的处理

　　编志书的历史十分悠久，古今修志理论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写一部数十万字的《方志编纂学》也未必能将志书编写方面的问题穷尽。但说白了，写志书就是对地情资料的处理。不论是志书结构设计、专志编写、志书语言、处理交叉，还是志书总纂，都是对入志资料进行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不同层次的处理。

　　1.篇目设计是对入志资料的宏观处理。志书编写的第一步是结构设计。结构是志书的框架，这个框架是由入志资料决定的。根据所掌握的入志资料结合志书结构设计理论去搞篇目设计，才能勾勒出一份科学合理而又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志书蓝图。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根据修志理论和逻辑学原理，有些是志书必不可少的门类，但由于所志区域内无此类事物，或虽有此类事物但由于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原因无法搞到这类资料，也只好忍疼割爱。这样的志书结构从理论上看可能是缺项的，但当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是真实地反映了地情的，因此也是合理的。例如，在交通专志中，运输应由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运、空运构成一个完备的运输体系，而在有些地区就是无铁路运输，或无空运，或无水运，志书在结构设计中就不能硬列上这些没有的东西凑出一个完备的框架来。再如，有些东西在历史上虽产生过较大影响，但由于历史久远、资料轶失、当事人或知情人亡故、档案和史志不载等原因，无法找到反映这类事物的资料，在搞结构设计时也不能为了使记述不断线而硬加上这些无资料的事物的节或目。因此，只有实事求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手中已掌握的资料去搞结构设计，从宏观上对入志资料进行分类和编排，才能拿出一个与地情相吻合的志书篇目来。

　　2.写专志就是对某一类资料的处理。志书由序言、凡例、大事记、一系列专志、附录、后记几部分组成，专志是志书的主体，专志的编写在修志中是重头戏。写某个专志的过程，就是对某一门类资料的处理过程。按照该专志的篇目设计，将手中的资料精编后按顺序放进相应的章节中，这就是志书的竖写。就教育志而言，一般可分为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业余教育、教育管理等章。在基础教育当中，又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等节。单说学前教育，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料，将所志区域内学前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出来就行了。其他章节亦是如此。

　　3.交叉是对同一资料在志书的不同专志（或章节、体裁）中的使用。由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渗透，志书在对事物的记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交叉问题。从本质上讲，志书的交叉记述无非是同一材料在不同的专志（章节或体裁）中的使用，只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对这一类资料使用的方式、角度、力度不同而已。例如，一幢影响较大的古建筑，在大事记、城乡建设、文化专志中都要记述。大事记应使用宏观资料，只对该古建筑的建设时间、地点、规模进行记述。城乡建设专志记这一古建筑应从建筑学的角度使用资料，重点记述建筑物的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的情况。文化专志记述这一古建筑，应从它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使用资料，重点记述建筑物的文化特征。再如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和水利两个专志中都要详写，但材料使用的侧重点不同。农业专志要从土壤改良、保肥保水、改善农作物生长条件的角度使用资料，重点记述采取的非工程措施。水利专志则应从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灌排条件的角度使用资料，把采取的工程措施作为记述的重点。这样处理志书的交叉问题，不仅能使同一资料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志书的不同章节里，无重复之嫌，而且会强化志书对事物记述的力度和深度。同一资料经过编者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和不同层次的处理，会紧扣不同的主题，产生多方位反映地情的效果。

　　4.志书语言是对入志资料的文字处理。我们在征集入志资料时，不可能对资料进行加工，只能是根据其地情信息量决定收集与否。因此，各种不同的资料，有着不同的风格和记述文体，很难将它们直接移植到志书中去。于是，就有了对资料的文字处理，以使资料符合志书文体和志书语言。古代文献资料，需要把它们变成白话文，不是记述体的还要变成记述体。档案资料，档案部门按照存档的要求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和志书的要求大不一样，也需要进行文体和语言方面的转换。实物资料，需要将实物变成符合志书要求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口碑资料，大多数是口语，且很零碎、不系统，需要把它加工成符合志体的书面语言。录音、录像资料，在纸质志书中需要把它们变成符合志书要求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在电子版志书中可以通过剪接等处理手段直接使用。统计资料，有统计部门的行文规范，和志书的行文要求很不一样，也需要进行加工处理。各个部门的资料，大多是站在部门的角度整理的，和志书的要求相去甚远，要把它变成能反映一方之全貌的东西。已有的书、报、刊资料，其行文有各自的要求，要使之变成志书语言。对所有的入志资料，都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精炼工作，并使之在文体和行文规范上符合志书的要求。

　　5.志书总纂是对入志资料的再处理。我在拙文《志书总纂“六部曲”》（载《海南史志》1993年第1期）中把志书总纂概括为“调结构、补遗缺、纠观点、去重复、核数字、正文辞”6道工序，这些工序就是根据志书初稿的实际情况结合资料进行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处理过程。在对志书初稿的结构调整中，不仅要根据志书篇目设计理论进行，同时要结合材料去做工作。本着有什么样的地方情况设计什么样的志书篇目的精神，对资料过于单薄的门类要进行适当地归并，而对于资料太多在当地又处于主导地位的事物该分设门类的则分之，以避免志书各门类之间资料倚重倚轻的现象发生，使志书各个门类的资料大致平衡。补缺项，就是补资料的遗缺，通过这一工作不仅要使志书初稿的缺项断线问题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且要将志稿中的伪资料剔除。纠观点，就是纠正入志资料中的观点错误，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原则。对历史资料中的“暴民”“捻匪”“共匪”以及“左”的和右的语言，都有进行观点方面的更正。去重复，是解决入志资料的重复使用问题。对同一入志资料在志书的不同章节使用，有变换使用角度（专志与专志之间），或者使之详略有别（专志与大事记之间）。核数字，是对入志数字进行再处理，消灭志稿中的数字自相矛盾等数字错误。正文辞，则是对志稿进行文字处理，使之在文体、语法修辞和遣词用字等方面符合志体。还要下大力气锤炼入志资料，消灭志稿中的空话、废话和可说可不说的话，使志书语言更加精悍。

　　三、用志主要是用其中的资料

　　志书的价值是在使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就像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一样。我们修志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读者在使用志书时，恐怕最感兴趣的是入志资料。

　　政界人士使用志书，是想从中找到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借鉴。规律在哪里？就在入志资料里。文学家看志书，是想从中找到创作素材。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翻了不少志书，并作了大量摘抄。我认为，他抄录的那些东西，就是入志资料。旅游工作者看志书，书中记述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的资料是他们的必看内容。教育工作者在编乡土教材时，也要查当地新旧志书，需要的也是反映当地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来新夏先生在《旧志书资料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1期）一文中对志书资料的价值作了详尽地论述，如中央气象局利用旧志资料编写的《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中科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利用志书资料编写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和《中国地震资料汇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利用志书资料编写的《方志物产》、有关部门利用方志资料编写的《中国古今铜矿录》、清代学者顾炎武广采方志资料编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英国学者李约瑟写《中国科技史》时也参考了大量地方志，这些都是古今中外利用利用志书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代表之作。方志工作者看志书，对志书的结构、内容、装帧设计及印刷质量等方面的情况都很关注，但入志资料仍然是我们注意的焦点领域。

　　四、学术性寓于资料性之中

　　志书的学术性主要表现在它的著述性和可读性等方面。我认为，不能离开志书的资料性来谈其著述性和可读性。否则，就有把志书变成另外一种体裁的图书的危险。

　　先说志书的著述性。应当肯定，志书需要一定的著述性。不然的话，它就成为纯粹的资料汇编了。但著述性要有一个适当的度，不应以著代志，更不能按照学术著作的标准去写志书。就像不能把水利专志写成水利专著一样。例如，在水利专志中要记水库，应突出水库的防洪、灌溉、水产养殖等方面的记述，这就是强调了著述性。这些需要突出记述的部分，靠的还是入志资料的信息量。单就水库的灌溉而言，应重点记述受益面积、农田灌溉用水的保证率和对灌区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影响，而不能从农田水利学的角度写水库的灌溉问题，对水库灌区内的作物需水规律和灌区喷灌系统的喷嘴水压力等方面的情况一个字也不能写。

　　再说志书的可读性。志书的可读性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不能要求志书的可读性达到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文学作品那样的高度。我认为，志书的可读性就是通过对入志资料的文字处理而使人愿意读。但不能为了增强志书的可读性而大量使用华丽的辞藻、生动的形容和复杂的句式去处理入志资料，更不能利用移花接木的方式使所记述的事物具有典型性格和采取无中生有的手段使所志人或事具备戏剧效果。志书和文学作品不同，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为历代志家所共贬。志书只能通过对入志资料的消化吸收、提高其信息量和强化对志书语言的运用来提高它的可读性。

　　总之，选材取向是志书编纂实践和新方志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它对志书的质量起决定作用。我们强调志书选材取向的资料性，并不是说志书不要学术性，只是不赞成脱离资料性去追求志书的学术性。

* 原载《海南史志》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