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也当有侠气_风闻

今天端午节，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大之一。春节开年最隆重，清明祭祖最庄重，中秋团圆最吉祥，端午嘛，内容最丰富。

粗略一数，端午节包含有体育竞技类的龙舟赛；有吃粽子、喝黄酒的饮食文化；有挂艾草和菖蒲以辟邪的中医药文化；有凭吊屈原、伍子胥等先贤的忠孝与诗文化；有女子回娘家、男子去见丈母娘的民俗，等等。

也许还有我不知道的，比如，像龙舟赛里就既有龙文化和水文化，也有武术和阵法。又比如有些地方初五过节，然后十五他又过一次。因为这“端”字既可以解作“初”，那就是初五；又可以解作“正”，所谓端正、中正，像宋徽宗当皇帝前就是端王，那么就是五月十五。

总的看来，这大约是起源于南方的节日，有很重的吴楚地方色彩，带着一些乡村野性的远古蛮荒的气息，与堂皇大气的中原文化相比，多了一份神秘、自由、驳杂、悲壮和倔强。

像我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这一天自然不会去凑赛龙舟的热闹，免得被人挤下了河。最靠谱的还是码完这篇文字就跟在堂客的后面，提着礼物去见丈母娘，然后陪着泰山大人喝上几杯小酒。

至于这篇文字，那当然是也必须是纪念屈原了。话说屈原虽然是楚人，却打破了南北地域之隔。比如他思索宇宙自然的天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还有投水殉国的忠贞，都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认同和尊敬。所以，很多人也把端午节称作诗人节。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和大国中，屈原和陶渊明一样是公认的最有代表性的大诗人。

这个代表性，包含了后人的两大认同：作品的诗美与做人的风骨，亦即天赋才气和道德人品，都同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这是我们后代文人渴盼而很难企及的高度。就天赋而言，其实不少人还是有。比如听人家外号，曹七步或温八叉，一听就知道，那不是训练出来的，真是天生的。

可是为什么后代这么多有天赋的文人难以超越前辈呢？这里就涉及个人的性情和阅历、思想和情怀，比如是否承认文以载道，或者说思考过文艺为谁服务等复杂的原因了。

文人用自己的天赋找饭吃，这其实并没有问题。像以前，有人写武侠小说是为了还债，据说钱钟书大学毕业那会儿写话剧，也是为了补贴家用；像今天，很多文人投靠资本的怀抱，这都不是事。

有事的是，像有些人用自己笔去否认南京大屠杀，去赞叹自由世界的美好等，这就失去了底线，不仅永远追不上前贤，更有愧于做一名华夏儿女。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氏兄弟。就文字天赋而言，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周作人的才华要比周树人高。然而，哥哥被教员称为当代圣人，弟弟却成了汉奸。

单纯就写作来说，历来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纯文艺路线，比如诗歌里的诗美，让那些自然界的风花雪月，可以达到极致的美丽；一条是人文的，比如提倡“思无邪”，甚至文以载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风霜雪雨，只是赋比兴而已。

这种争论和实践不是我们轻易可以裁判的，大概一直会继续下去，代表着人类对“美的本质”的不同的思考。在我个人来说，比较倾向于载道说，这是因为很早以前看过一则故事：

在唐代，有两个人代表着这两条不同的路线。一个是李商隐，是诗美的代表；一个是韩愈，以文入诗。这都无所谓，比如进入宋代，出现西昆体，你喜欢李商隐那是你的自由，对吧。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李商隐竟自己跪了。

说来话长，我中学时就读过《李愬雪夜入蔡州》，可没想到，随着阅读的扩展，后来发现这事后面还隐藏着好多故事。简单来说，李愬不仅是大将军，还是驸马。可是韩愈写文章却不赞扬他，而是从大局出发，赞扬总指挥、宰相裴度。这便激怒了李愬，然后公主告状，皇帝要求抹去韩愈的《平淮西碑》，要重写。

韩愈去世的时候，李商隐大约十岁，但这位诗美的代表在后来评判这件事时，给出了惊人的答案：他崇拜韩愈。

他的《韩碑》里，不仅有“古者世称大手笔”、“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这样的赞美，更有“愿书万本诵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这样的誓言。就是说，韩愈那篇文章，他愿意抄写一万本、诵读一万遍，就算手写得长茧子、嘴巴读得口吐白沫也行。。。。。。

这已经媲美现在的脑残粉了，此中固然有李商隐官场失意的原因，但也可以想见纯文艺路线的李商隐在内心一样有着文以载道的渴望。相比于他，以文字著名的一些后世文人，或许该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借口中，反思自己的立场。某种程度上，不仅科技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籍，文人亦如是，文艺无国界，文学家有国籍。

在很早以前，韩非子就认为有两种人在破坏国家的法制，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现在呢，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有些文人丢人都丢到国际上去了。

至于古代的游侠，他们的确很多人就是地痞无赖，好勇斗狠。但也有太史公笔下值得称道的像荆轲和专诸这一类的侠客。后来到了金庸笔下，他思考“何为英雄”时，提炼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令人信服和传颂的结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是说，何谓大侠呢，是那些愿意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去拼命的人。但写武侠的那么多，为什么是金庸而不是别人提炼出这样的观点呢？因为金庸先生自己就是这样思考和实践的。

据说，他的父亲因为是地主，于是在新中国建国初就被镇压了。他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家乡，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没有痛恨杀了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按传统文化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比如据说四大才子的另一位、倪匡，写卫斯理的那一位，好像就因为痛恨大陆而发誓再不回来。但金庸的心胸显然开阔多了，他放弃了私仇，积极为统一大业和香港基本法而奔走，不愧人们称他一声金大侠。

文人手无缚鸡之力，这其实并不要紧，因为骨头可以附加人文的精神而成为傲骨、风骨和担当。此种转变的秘密也并不稀奇，无非转“私”为“公”，抛弃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或许，这就是屈原和端午节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是他国申遗可以夺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