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Ιστορία”译作“历史”也许是个不小的错误_风闻

希腊文“Ιστορία”（英文“history”）被我们的日本邻居译作“历史”，先不说在“史”字前强加“历”字构成一个新的合成词是否合宜，但就原文本义来说，就不妥当。

“Ιστορία”是“研究”的意思，希罗多德写 Ιστορία不是为了要记载希波战争的历史，而是为了“研究”希波战争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他的这本著作定名为《研究》才是得当的译法。

中国的“史”，并不是“研究”。

《说文解字》释“史”字曰：从又执中。又补充道：“中，正也。”

王国维认为，“中”是一抽象意义，“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这个“中”本非象某物形，如何能“执”呢？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王国维表示同意，认为这才是“中”字的本义。“从又执中”本是“以手持簿书也”。

然而在我们看来，许慎将“史”字看作一个会意字（“又”即象“手”形，“中”乃“中正”之中）却并非毫无意义。

正如“一贯三为王”、“止戈为武”等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一样，许慎认为“史”字“从又执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历史”、“历史书写”以及“历史理解”的思想认识。我们现在一般将这种思想认识概括为“秉笔直书”，这是中国“史官文化”的核心内涵。岂不闻“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乎？

在现代，中国传统史官文化曾遭到痛批。

梁启超认为，整个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故“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于是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顾准曾经在与希腊思想和基督教的比较中，对中国的史官文化展开批判。他把史官理解为“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认为“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从而将之完全看作一个负面因素，直斥其阻碍了中华文化中那种追求真理的理性主义的长成，并由此造成与希腊文化在精神上的差距。

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的观念的产生，以及史官制度和史官文化的形成，是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古希腊文明，古犹太文明，古印度文明——特有的一种“哲学突破”。这种“哲学突破”“最为温和”，它不仅体现在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特别“善于融合新旧”，还体现在“三代以来所谓王官之学的礼乐传统”以一种更能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方式不断地“因革损益”，“生生不息”。

近日有位历史学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争议。

他说，“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也许是吧。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孔子删述春秋和司马迁著史记可都是反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啊！就我自己的阅读体验来说，历代春秋解释者也多是现实政治的反对者。说文释“史”“从又执中”，“执中”即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以及超越的理想主义情怀。

他还说，“……只是失败者一般不具备传播、推广、解释、影响的条件，甚至无法保存他们记录的历史。”

我们还是以孔子删述春秋为例：众所周知，孔子不是胜利者，而是处处碰壁的大失败者——所谓丧家之犬。然而难道不正是一代代春秋学大师（我没看到哪一位是胜利者）借春秋传播、推广、解释“春秋大义”并继而产生巨大影响了吗？他们要不是受到现实政治的毒打，难道能发愤注春秋？

否则，关公为什么熬夜读《春秋》？胜利者的宣言需要这么读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摒弃现实政治的干扰，幻想一种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然而历史正如其他一切人文学科一样，其方法只能是“理解”，其结果也只能是“理解”。而“理解”则是“此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此在的“生存性”决定了“理解”包括历史理解的“生存性”。

不过，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的是，这种“生存性”“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虽不体现绝对主义的真理，但仍具有显明的超越性——与现世性融合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