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的建立，我们不仅需要张维为教授的实践视角成果，还需要在基础理论上取得突破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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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两位学者的表述，我觉得很明显是带有偏差和漏洞的，甚至有些观点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毛泽东思想的原意。

　　实践论，或者具体地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这些观点本身都完全正确，没有丝毫问题。问题是两位学者的表述下，实践都被偷换了概念，变成了“当前时代下的具体实践”，而不是原本的“无限永恒的实践”。这个概念偷换之下，理解就出问题了。

　　“无限永恒的实践”的理解并不必然导致实践上不切实际，这取决于理解深度。我们对包括未来在内的永恒过程无法预知，但总可以用更实际的东西去接近，这个东西就是所有有限实践的总和，而人们正在从事的实践，则是这个总和的一小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至少不该将部分置于整体之上，或者，更极端地，尤其不能把实践理解为这里两位学者给出的偷换概念的形式。

　　有限实践的总和中，除了正在进行中的实践，还有过去进行过的所有实践。这后一部分实践显然在整个总和中的地位更重要，但也正因其更庞大，无法被直接引用，因而我们要对其总结出哲理和规律来作为替代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这样的替代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是这样的替代物，这样的替代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在此之上才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的“实践－认识”互动。两位学者表述出的偏差就在于，过于强调了正在进行的实践的作用，而弱化和掩盖了过去进行过的所有实践的作用。

　　在二位作者看来，毛泽东思想的两个鲜明特征是实事求是和人民的立场，因此现在年轻人学毛泽东，主要应关注这两点。我认为这不正确。这两个特征的确要关注，也应该作为底线和基础去坚持，但这不是向毛泽东学习最该学的地方。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毛泽东同时代的人当中，同时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立场的革命先辈不计其数，调查研究也远不是他一个人在做，甚至具体工作经验，也不是他最丰富，但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却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本人最突出，这为什么？直接地说，是因为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更出色。往深层去理解，那就是对“过去进行过的所有实践”的把握和理解更正确。

　　现在的时代下，年轻人中有很多有自己出色的学识和独立思考能力，与历史上曾有的“背语录”时代差别巨大。这个时候向他们推荐学毛泽东，显然最重要的是建议他们学会像毛泽东一样分析思考问题，而不是仅仅要他们坚持住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基本点。

　　在观察者上，对张教授比较熟悉，吴教授则不了解。从以往对张教授的了解，我敬佩他做的出色工作，但也曾指出过，中国社会科学的学者，太多都集中到了实践的研究视角当中（研究具体实践中的特殊规律），而很难找到像马克思那样同时也从基础理论视角做研究的，这是我们自己的缺陷，而这当然不是张教授个人的问题。现在从这篇文章看，如果让实践视角研究者作全面阐述的话，本身也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相关地，我对这种民族缺陷写过不少文字，这里不再展开，有兴趣去我主页翻找一下，这里只再说下本文中的其他相关问题：

　　１、中华传统的经世致用，就是带有民族缺陷影响的偏差的，严格说是一种走向极端的经世致用，偏差的数千年积累才导致百年国耻的结局。本文中当然没有这样的认识。

　　２、实干出来，这肯定远比空谈错误要好，这本身甚至不值得去对比。不过，试错、摸索着实干出来代价是很大的，尤其是大国上规模的实践。对比之下，毛泽东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及合理的理论思维，在实践尚未真正展开之前就给出正确的方向性结论。在当今时代我们去学毛泽东，就绝不能满足于试错实干和与时俱进，而要有超越时代的预判。

　　３、关于国家的组织能力，以及疫情产生的巨大差异和分化，我更推荐的思考是，问更一般和抽象的问题，比如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在一般性上有突破认识之后，从一般到特殊去演绎，而不要只拘泥于实践视角中对特殊性的归纳总结。

　　４、中国话语的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成功经验的传播，这一点上我们不仅需要张教授这样学者的实践视角成果，还需要在一般性的基础理论上有突破。详见我以前写过的一个短文《中国话语必须超越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