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引发世界民怨，解决贫富分化是中国的紧迫任务【大师计划·翟东升02】_风闻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翟东升。为什么中国在中美的长期的平行和竞争过程中，我们终将赢得这场竞争？我想中国具有“道”的层面上的优势，又有“治”的层面上的优势。

我们先说说“道”，不同的国家，尤其是这种领导性的大国，它往往有它独特的“道”。所谓“道”也就是制度和文明层面上的一种精神特质。美国的制度它是源自于新教文明，源自于海洋文明，构成这类文明的底层逻辑，它是个体价值本位和自下而上的自由选择。

它在政治上表现为选举政治、三权分立，在经济上它表现为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但是我们看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一直也存在着一种与之对立的“道”，带有鲜明的大陆色彩的这样一种制度和价值观体系。它们是正相反，它是集体价值本位，它把社会、国家和民族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而个体只不过是这个有机体里边的细胞，所以他们主张个体应该服从整体的需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动员。

在人类思想史上，以及人类的政治史上，这两类文化、这两类文明、这两类制度之间它的矛盾和竞争，它其实是由来已久。

在西方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比如说古希腊和古波斯之间，他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在中国古代，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期，当时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道”，最典型的，或者说后来事实证明最成功的、最有竞争力的两种，分别是以内陆地区秦国的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变法，自上而下的，是一种集体本位的。

还有一种是以齐国的管仲之治，它为典型代表，管仲更强调通过商业竞争的逻辑，通过市场的逻辑来实现称霸。这样一种对立它到近现代表现为政治哲学家们不同的流派，西方的有的思想家把它们概括为格劳秀斯的思想传统和康德思想传统，格劳秀斯更多是海洋法这块的，也是海洋文明的特质，而康德思想更多是带有大陆文明特质的。

到了20世纪后半期，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处于一个两极格局中，美苏之间两个超级大国的制度竞争和霸权竞争，意识形态冷战，它也表现出这两类文明之间的一种竞争和对抗。前者在市场竞争中它拥有一定的优势，而后者在战争和危机应对中更占上风。

前者它诉诸于人性中的贪婪、趋利的特质，所以通过因势利导的市场分工竞争，形成优胜劣汰和整体的福利提升。而后者它诉诸于人性中的恐惧、避害，对危险的躲避，还包括荣誉感，还包括这种社会性这样一种特质，通过组织动员来激发人的，尤其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最大的组织效力，最大的战斗力。

对于中国来讲，1949年之后的中国，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这种机缘，前30年我们学习了苏联的动员体制，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动员，发展了这块的能力，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机器。后30年我们又学习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混合型的制度。

通过学习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积贫积弱的中国忽然之间焕发出强大的军事战斗力。我们从50年代初开始，面对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苏联、越南等等各种类型的地缘政治对手，爆发的各类军事冲突中间，可以讲是无一败绩，其中一部分的战役可以堪称世界战略 史上的经典案例。

后30年我们通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这样一种学习，中国一下子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盈余国、最大的消费市场。

在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里边，讨论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有这么样两个三角对立的关系。底边是公共部门，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使得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得以可能，除此之外，这个中间点这个税率越低越好，换言之公共部门的效率要越高越好。上边私人部门所能够投射出来的经济活动就越大。

前30年我们主要学习苏联，学习苏联其实就是把底边给建立起来了。我们会看到传统农业社会不光是中国，各国的传统社会，它其实都是一个小政府，国家能力相对社会都是很弱的。王权、皇权对底层社会的控制力其实是很弱的。建国之后，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它对于每个个体，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个人的行为，对于各个方方面面，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够做到有效的管控和动员，所以它能够提供非常强大的公共产品。

但是苏联体制或者说我们前30年学习的苏联体制，它存在一个缺点，就是综合税点特别高，也就是说它为了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需要占用整个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的绝大部分，所以它私人部门投射出来就非常小。后30年我们学习了西方，学习了美国及其盟友，我们就把综合税点大大的往下拉。所以今天我们的综合税率其实跟美国是差不多的了，由此投射出上边的一个非常繁荣庞大的、复杂的私人部门出来。

所以前30年后30年，习总书记讲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两个不能相互否定。在这儿我想再添一句，除了两个不能相互否定，还要看到这两者它各自的不完美之处。然后我们新的30年，也就是2013年之后的新时代，其实是跟前两个时代是正体、反体、合体。换言之，苏联、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新时代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也是一个正体、反体、合体。

苏联是社会革命的正体，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反体，而中国是既要有强大的公共部门，又要有繁荣的私人部门，这样一个合体。那 如何实现这种合体？我在想，可能就是美苏两类体质基因，两类文明基因，它相互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排异性的。

而中国我们人民共和国第三个30年的国内任务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全面复兴中华的传统文化，礼乐文化，把这种混合体制融合、升华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换言之，也就是说以我们中华的中庸之道来调和美苏的阴阳二气。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相对美国在制度或者说“道”的层面上的优势，还在治理，也就是“治”的层面上，也有优势。“治”有非常多的方面，十九大之后中国提出来，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方面其实是大有文章可做，它包含许多方面，时间关系我重点讲两个方面，也是这个时代比较紧迫的方面。

一个方面是关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转型。我们整个人类都在从传统农业和工业文明迅速地转向几乎同步走，全球70亿人几乎同步走，同时转向一个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经济和社会生活向数字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它一方面带来很多的机遇，但另外一方面对原有的社会构造，原有的社会治理体系、经济治理体系，它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比如说一个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所有权的问题，就如同农业时代它的土地所有制和工业时代的资本所有制，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中国和欧洲它代表了不同治理范式，不同模式。

美国它是先行先试，同时又是自由放任，放任这些相关的数字经济的大平台、大资本去在全球跑马占地，放任这些大平台摧毁传统产业，传统的业务模式。这个过程中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极化，比如说就业结构的一个变化。美国先行先试，欧洲后知后觉，它早期放任了美国这些大的数据平台、数字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入侵，所以丢失了先机，现在意识到之后，为时已晚了，现在只能靠说我要对外来的这样一些数据公司要征税，征收数字税，以此来减少损失。

但是中国我们在这两者之间采取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及早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数字经济的重大的革命性的力量，所以我们对中国国内市场早期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也对中国本土的数字巨头进行了非常有力地扶持和帮助。

但是等到他们长到一定阶段，也看到了他们对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税收结构它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近些年正在开始陆续展开这样一种约束，包括通过反垄断，包括通过将来的立法，数据所有权上的立法的问题来进行一定的规范。所以既有扶持又有规范。

除了在数字经济转型的治理上，除了数据所有权问题，除了利益格局的分配问题，它还有一个社会政治影响，这个社会政治影响就是原来的信息传播模式出现了一个革命性变化，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前，整个人类社会我们称之为进入了一个所谓大众政治时代。

所谓大众政治时代就是大众传媒，大概在18世纪陆陆续续，首先是在欧洲了，然后在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开始普及，这里边伴随着民众识字率的大幅提升，这个过程我们就出现了大众政治时代，也就是通过大众传媒，统治集团，通过大众传媒开始控制、影响、塑造社会舆论和社会共识。

所以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我们都会看到政变的时候，在过去200年里边政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情除了占领王公贵族的核心的权力区域，比如说国会也好，占领总统府也好，总理府也好，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占领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核心的那个电视台，占领媒体，占领舆论，那就占领了重要的政权。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互联网时代，你会发现特朗普虽然是作为一个全球顶级流量的大V，他居然可以被一下子关掉推特，相当于他的政治权力被阉割掉。互联网传播时代，随着年轻人不再看电视，不再看报纸，而是通过互联网来获取信息，它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本自上而下的塑造舆论，它已经出现了失效，每个个体他既是信息和新闻的接收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息的一个传播者，甚至是再加工者。

所以原本的大众政治，大众传媒没落了，原本的大众政治被小众政治所取代，整个社会共识瓦解了，原本正态分布的社会共识瓦解了，在比如说苏联体制之下，原本是一个正态分布，因为它是自上而下进行动员的，在美国和欧洲体制之下，表面上看它是所谓的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它也是什么？中左翼和中右翼两大政治势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两大舆论的集团，他们各自塑造一种阵营，一个是中左的意识形态，一个是中右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正态分布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共识，中间有很大共识。

这个原先美国和欧洲社会的稳定，它其实是依赖于这样一种两个正态分布中间的一个巨大共识，可是在小众政治时代，在互联网传播时代、信息时代它出现了一个麻烦，就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群体，它都成为自己的信息的传播者，再加工者。所以中间的共识瓦解了，政治出现了极化，整个光谱上，政治舆论光谱上出现了一个鼓包一个鼓包一个鼓包，有无数个小集团，所以社会变得非常的极端化。那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式的制度，欧洲式的制度，恐怕都要遭遇巨大的挑战。

所以中国在互联网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拥有很多的自由，有繁荣的互联网舆情，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它又进行了适当的管控，以此来确保社会共识能够还存在，

刚才讲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治理，一个时代性的紧迫任务就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世界它从相对公平的分配变得开始越来越极端的不公平分配，它背后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导致的。资本在全球各地都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绝大多数国家它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那么贫富分化到达一定水平，它就会带来政治的极化和民粹主义的泛滥。

如何应对这样一种贫富分化对社会共识、社会团结、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看美国和中国的应对办法是不一样的，美国怎么办？比如说最典型的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其实就是美国中部的红脖子白人他们的选票给拱上去的，但是他如何回报这些美国中部白人的呢？他采取的政策是大规模的减税，注意，减税过程中最主要的获益者是谁？是富人，而不是普通的平民。大规模减税之后，到了拜登上来之后又要说要大规模加税，主要是给富人加税，而且是要给企业加税。

除了一会儿减税一会儿加税之外，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通过印钞票，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大幅扩张，向市场、向央行、向全球借了钱，给自己家里边的穷人发点钱，发得不多，但是让他们先不要闹，主要就是拖时间。但其实你去看美国的基尼系数它仍然是非常恶劣。

而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尤其是新时代以来，2013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采取了实质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财政性的举措，来进行社会财富的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首先是对上层社会，对这些非正常的富起来的一些利益集团进行了打击，最典型的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中国反腐的力度在全世界来讲，无论是横向比还是纵向比，这个力度都是非常惊人的。

2013年到2017年，中共反腐所拿下的副部以上的官员达到480个左右，相当于什么？相当于1978年到2013年之间，所有被拿下过的副部级官员还要多。与此同时，对这些腐败分子所依赖的各种白手套，各种所谓的资本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许多此前借助于各种金融牌照，借助于各种非法手段，不合规的手段所聚敛的，达到万亿级别的这种资本系，它们都已经纷纷覆灭。

通过挤脓包把这些非法获得的财富拿到手之后，这些钱拿来干嘛？这些钱被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扶贫。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非常全面的扶贫脱贫的攻坚工程，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8年里边，1亿多人得到了实惠。从极端贫困状态有所改善。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质性的财富再分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