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披粽香 不误赶路人——粽子前传（下篇）_风闻

    很抱歉，上篇《“粽”不问为什麽》的干货就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粽子的角是被用心做出来的，粽子之形乃“取阴阳尚相苞裹未分散之象”（晋周处《风土记》），我提出，粽角应是人体非常重要器官的象征；二是，吸收日月精华的米在古人眼里有神力，米天然地具备了供奉神的资格，我认为，米所以是包粽子的天选材料。现将下篇奉上。

（五）

    我想接着探讨一下粽子和屈原的关联性。也许很多人会疑惑，端午的粽子难道不正是为了纪念屈原吗？

    屈原是战国末期的人物，生卒于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也就距今2300多年前。据我的前文可知，粽子在屈原之前早已有了，而且连端午节也早就存在。只不过，当时的粽子长期以来是神与统治阶级“小圈子”享有的高级料理，至于这个料理还有什麽特殊含义，留待后面展开些讨论。

    既然是被少数分子专享，早期人民是无福分享美味的粽子。随着早期王朝腐朽制度逐渐溃烂，多数贵族徒有门面，而以富商为代表的新贵阶层崛起，曾仅限于旧贵族专享的器用下移至新贵阶层。粽子也应是经历了这么一个下移过程，即由众神及其子孙们专享，逐渐转变成为了风俗节日食品，再后来就进化为唐宋时代街市售卖的舌尖美食、大众商品了。

    屈原是因楚王不听他的忠言一味偏信小人谗言而弄得国破族亡，极度忧愤之下，抱石自沉于江。屈原死后，楚国被秦国所灭。后来发生的事据南朝梁代史学家吴均（公元469—520年）在《续齐谐记》中写道：“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请仔细看，当年楚国人哀悼屈大夫可能不是往水里直接投粽子，而是“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很多古代史书都是这么记载的。

    楚人是否先把竹筒装得满满的米再投入水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从现今湖南汨罗江畔祭屈原的遗风可知，人们往江中投祭品之前，还有类似呼喊招魂的念咒。我补充以下三点推想：

    一是楚人竹筒米的祭奠方式应在屈原生时就已存在，可能为富户民众祭祀时常用；

    二是竹筒米投江与屈原的联系存在一种包含美好祝愿的巫术，与后世的“摇米”驱邪风俗有渊源；

    三是北方黄河流域的粽子是用菰叶（茭白叶）或芦苇叶包裹成三角状，而长江流域的吴楚之地的原始粽子可能还是有待进化的竹筒饭样式。

    长江流域的粽子是何时变成与今天相似的用叶包裹的角粽呢？虽没有明确记载，然从《续齐谐记》大致可推测出是在两汉之间，也就是大约在屈原去世的300多年之后。

    《续齐谐记》中还写道：“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 。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汉建武”是东汉（公元25—220年）开国皇帝刘秀的年号。所载“汨罗遗风”之事有点神叨叨，讲的是已成神的屈原大白天跑去告诫一个叫欧回的长沙人，别再投竹筒米啦，米从桶里撒出来，好处都被水中的那恶蛟龙偷去了，以后要用楝树叶绑上五彩丝封口，蛟龙将无法得手。

    用箬叶包粽子，大概是宋元之后才在南北各地流行起来，向江中投粽子祭奠屈原也就与现今的习俗很接近了。此俗很快风传，唐代诗人褚朝阳有一首诗名曰《五丝》，第一句便道：“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

    不难发现，古人将粽子以及端午节俗与祭奠屈原挂起勾来，既可见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也充分赋予了传统食品和传统节日更深层次的新文化内涵。粽若有知，必定倍感欣慰，在它的前半生有幸见证了一个如此重视团结、热爱英雄、热衷追随的民族。

    两岸同俗，面对历史，已故的宝岛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提了一个问题，他在诗中动情地写道：

    两千年后，你仍然待救吗？

    不，你已成江神，不再是水鬼。

（六）

    有关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文献记录中频繁出现了“棕”字，提及“角黍”的地方也都有同时称“粽”的，这与黄河流域的汉族南下进一步开发长江流域有着莫大关系，南下不仅增加长江流域的人口迁入，更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从“粽”可见一斑。

    到了盛唐时期，粽子的美名似乎完全超越了角黍，唐玄宗（李隆基）写的一首名曰《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的诗中直呼“粽”，而不提“角黍”，此诗中有两句是：“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曾见一些专业的古典文学鉴赏家对上两句作了如此评价，唐玄宗赋诗盛赞民间集市粽子品类花样不断翻新，映衬出一派繁华的治世。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没有抓住唐明皇的“神”。

（霓裳羽衣舞，现代油画）

    唐玄宗也和汉武帝一样热衷于搞神秘术，私下尤爱龙厌胜之法，从上面的诗句中“九子粽”可见一端，“九子”暗喻龙之九子，祈福李家多子多孙。据史载，李隆基一边当着群臣吟诗抚琴展才华，杨贵妃一边从旁弄起霓裳羽衣舞助兴，实则是心照不宣的娱神二人转。

    其实，余光中之问弦外有音。自唐宋的后世，端午节没有过多颂扬屈原报国的意义。

    这一天，宫廷是按照天象和礼仪，赐宴大臣，送夏衣，送长命缕，宫扇，和谐消夏是主流。在民间，作为节日更是热闹，吃粽子，走亲戚，臂缠五色丝，头戴节符幡，争看赛龙舟，忙着辟邪，休闲气氛爆棚。很多人并不清楚，那粽子，那五色丝，是为了纪念爱国者屈原。

    所以，褚朝阳在《五丝》的最后写道：“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诗人对汨罗的云彩，无奈地挥一挥手，道一声再见！

    这是热衷追随也善于遗忘的写照吗！？

    难怪沦为忽必烈阶下囚的文天祥在他年满47岁生日那天写下的最后一首诗《五月二日生朝》，他痛惜道：“江山如许非吾土，宇宙奈何多此身。”

    满目江山已非我故国，天地为何还留我身躯？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人有感于文天祥的忠烈爱国，每逢端午也不忘为他的在天之灵献上一屡粽香。

    罗嗦已至此，不妨再闲话两句。文天祥20岁中进士，当时南宋已处于元蒙压境的高压下，37岁在国家与民族危亡的关头才受重用，42岁在前线被俘。人生的最后五年，文天祥写下了多首有关端午的诗，目的是用先贤屈原的精神为自己鼓劲。

    我读遍文天祥最后的诗篇，不曾览到一个“粽”字，诗中处处植芳草，不曾嗅到糯米香。

    是文天祥被困铁牢而无心饮食吗？不，不是的，只因文天祥羞于这中饱私囊之粽为伍罢了！

（七）

    重回到前传应有的正题上来。关于粽子为何要用叶子包裹并用绳捆绑的问题，我在前面说到早期“小圈子”的高级料理时预留了一问，是这个料理还有什麽特殊含义。这两个问题可归作同一问题，即古代食物的包裹和捆绑本身具有的特殊含义。

    据说，人类最早发明包裹食物的烹饪方法，大约在50万年前刚学会用火煮食的时候。为了增加食物的口感，原始人类成功地试验了用树叶包裹食物放进火中煨熟的“包烹”法，这些熟食虽与粽相去甚远，但已有了“糉”的雏形。

    在距今十万年至数万年间的“石烹”时代，古人在地上挖坑，坑中垫兽皮，往其中注水，然后将烧得通红滚烫的石块投坑使水沸腾，这种方法与烹饪器具煮粽子比较接近了。

    上述古人烹饪食物有个共同之处，食材的获取、烹饪和食用，全过程都展现在共同生活的集体里。

    距今四五千年的夏商之初，原始公社解体，取而代之以“家或室”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其中，食物供给仍延续以共同消费为基本原则，直到家庭成员将食物送到各自嘴边，都处于所谓分配论的范围之外。

    在这一时期，户主独酌一杯，或是主妇开个小灶，其他成员只能眼巴巴看着，这类不平等现象逐渐多了起来。而这一倾向的先驱，可能正是祭祀祖宗神灵的案桌上被精致包裹的食物。

    名义上是公家献给神灵的，实际上最后落入了私人的口腹。以粽子为代表的被特殊包裹的食物因其形态和能够保存的便利，祭祀结束后为贵族至亲们各据所有并由个人自由处置了。在最为严肃的宗法父权制度下，各人由此开始正式获取并不断扩大属于自己的中饱私囊之物。

    所以，我在前文说《诗经》描写上层贵族祭祀后的吃喝盛宴只见觥筹不见粽影，可能是在集体的大吃大喝完了之后，贵族子孙们才带着原本属于神的供品各自回家慢慢享用去了。

    一个新的小问题来了，被带回家的粽子是生的还是熟的？应该是生的。这也是必须要包裹起来捆起来的原因之一。

    虽然“死者为大”，但毕竟生死有别。生与死有着隐秘而严格的区别，反映在食品上就是献祭死者以生食，子孙瓜分祭品后要自己带回家去再煮熟。

    说到瓜分，很自然想到数量问题。不像我们现在，爱包多少个粽子就包多少个。在古人的生活里，尤其是早期，像粽子这类特殊食物的制作数量是有讲究的，制作多少不仅看物质条件，主要的还是按家里人口的数字，一般按家里男性的人数确定制作的数量。

    奉献于祖宗神灵的面前，这和有了筷子之后，在供案摆上与家人同样数量的筷子，或许都是同一起源，是事先对个人份额的指定。这大概也可顺便为“包分配”一说找到初始的来源。

（八）

    在从事忙碌的新闻采编工作的那些年，我对国内各地的传统节俗产生过极大兴趣，不仅尝试实地采访古风习俗，也特别关注兄弟媒体单位提供的相关新资讯。

    大概是十年前的端午节，我收到一份经由地方媒体公开报道的江西德安县桃源山南宋周氏墓的考古发掘报告。该古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偶然被发现，发掘工作被列入1988年全国十大重点考古项目，研究人员整整钻研20多年才发布了部分详情信息。

    这份考古报告很长，研究人员提出的疑问很多，我对相关内容做个摘要：在公元1273年入土的楠木大棺椁内，覆盖着一张彩绘星宿图，图长两米，宽60厘米，图面南北方向绘一条弯曲的银河，银河中间和两边绘有行云和57颗星辰，同一星宿的星辰用直线连接，位置相当准确。灿烂“星空”下，女性墓主穿戴整齐，上身黄褐色罗袍，下身黄褐色罗裤，头戴金丝彩冠高髻盘发（注：唐宋时期贵妇爱戴假发的见证），右手持有一根桃枝，桃枝上系着两个粽子。各类随葬品多达408件。

    当年，这两个粽子引起了众多媒体极大兴奋，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至今700多年最古老的粽子实物”。从考古人员公布的两个粽子的照片可知，两个都是三角粽，保存得比较完整。

（江西南宋古墓遗粽）

    围绕着这两个粽子，问题来了。江西的宋代古墓中是首次发现有粽子，于是当地媒体追着采访考古专家，然后专家给出三个推测：一、墓主死于农历四月初十，大殓时是端午前夕，可能是墓主生前爱吃粽子，所以放入棺中享用；二、或者是粽子来源于楚人悼念屈原，所以本身具有祭奠之意，放入棺中表示哀悼；三、两个粽子成双成对，象征吉祥，放入棺中当作礼品。

    媒体不知是援引专家的话，还是自己的观点，作出三个推测后又马上强调说：墓中的这两个粽子，“真相到底是什么，目前谁也说不清。”

    粽子的真相说不清，挂粽子的桃枝做什麽用，媒体也同样感叹“没有人能找到更多的答案”，因为江西本地葬俗不常有使用辟邪神物桃枝。

    获得更多答案似乎不应那么困难。媒体报道专家对两个粽子的三个推测似乎也不够准确。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江西南宋周氏墓体现的是黄河以北地区上层贵族的传统葬俗，报告中很多其他信息也都能支持这一判断。

    与人的生死大事相关的重要风俗，常常被古人顽固而神圣地坚守，即便迁徙他乡，也不会轻易随了新俗，而是将旧俗一层不变地传承下去。

    历史上，黄河流域的巨宗氏族南迁多次发生，江西和福建是主要的迁入地，至今两地的居民中就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同宗同源者，他们远隔千里仍保留着相同的风俗。江西南宋古墓的粽子疑问或许可以在福建找到答案。

    民国时期，闽东地方的《霞浦县志》卷二十四有这样一条记载说，霞浦各地死者“手一桃枝，贯以光饼或角黍一，旧传至冥途驱鬼饲犬。”

    这条记载基本上就可以解答江西古墓里的粽子疑问，也就是说，在美丽“星光”的指引下，周氏女主盛装赶路，手持桃枝驱恶鬼，扔个粽子引恶狗。

    粽子前传，我就写到这里。

后  记

    附上几点简单的作后感想。

    最近，世界各国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异常严格。而此前，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禁止中国大陆的粽子入境，有个别国家经华人社团交涉而稍作让步，对熟粽子予以放行，但未煮熟的粽子还是坚决不让进。这些国家给出的官方理由，是防止生物病虫害的入侵。但我认为，人家真正要阻止的是文化输入！

    今天，我们对别人的事如数家珍，而对自己的事一味尊崇明知有限的古书，翻不到书上有记载，则听之任之。这实在是有些不该呀。

    须要正视，中国古人的想象力也是充满了瑰丽而浪漫的色彩，他们生死皆在仰望星空，而今不能仅仅拿着反对所谓迷信的借口，巧妙地掩饰无知。

    就粽子而言，它的形状多样，内容丰盛多元，这不仅是肯定我们获取丰富食物能力的提高，更是传达出了新时代的生活态度：热情、宽容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