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对华“文化交流”活动及当前的遐想_风闻

中国是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近代以来，日本采取以“国际文化交流”的外衣，实则单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文化外交手段，对中国进行情报收集和文化侵略工作。日本人手段之丰富，目标之长远，手法之隐蔽，个人之坚韧，确实让我叹为观止。因此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当前日本已经主动捆绑在美国的反华战车上的情况下，无论学界还是新闻界，在对外交流中请不要迷失了自我。

军方主导的早期“民间”间谍活动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近代其对大陆进行扩张的野心蓄积已久。1855年与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说：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

这就是木户孝允的“征韩论”理论源头，以朝鲜半岛为跳板逐步蚕食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因此日本很早便积极开展对华情报收集工作。例如：1872年，经江藤新平建议，由西乡隆盛安排，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化妆为商人潜入中国东北，调查当地地理、政治、军事、风俗等情况。

最初日本的对华情报工作由军方主导，潜入中国的间谍多是在役军人，以从事商业活动为掩护进行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886年由参谋本部指派陆军中佐荒尾精在汉口建立的“乐善堂”分店。

汉口“乐善堂”分店可以说是日本第一个以商事为掩护的在华间谍机构。它以经营药品和书籍为掩护，在中国各地建立支部，构建了庞大间谍网络。乐善堂最大成果就是其编写的《清国商业总览》，是日本了解中国情况，制定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乐善堂”最早是由日本浪人岸田吟香在上海设立，这位“玄洋社”成员亦是日本对华情报界的大佬，至于日本浪人的在华情报工作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

荒尾精的另一杰作便是1890年于上海创办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是日本局方专门培训对华间谍的机构，同时也是日本第一家专门培养中国研究人员的学校。虽然荒尾精此时已非在役军人，但与日本军方仍保持密切关系，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经费和运营都受到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全力支持。日清贸易研究的八十九名毕业生中，几乎全部都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日军的间谍和翻译。

日本早期的在华间谍活动，经历了一个由“独狼式”的活动转向机构化运营的过程，从以经商为掩护发展出在华设立学校、报社等新形式。由军部主导的间谍活动，还未对中国教育界、文化界进行大规模渗透。但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扩张和侵略策略的“改进”，军部之外的玩家也逐渐登场，日本学界在其后的侵略活动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活动和套路

什么是“文化侵略”？据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考证，“文化侵略”一词最初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近代西方在华基督教事业的“恶谥”。1921年，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的怨恨。”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文化侵略”概念的批判我不想作评价，鄙人确有民族主义情节，亦只是在高校里努力搬砖的人文学科农民工，只列举一些代表性的“主流”观点以飨众贤，请自行判断：

一、“文化侵略“只是一种“本位文化的国粹思想”。

二、“文化侵略”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概念，它只是50年代初在战争状态下的情绪化产物。

三、“文化侵略”只是一政治口号，认为政治口号不适于用作学术标准。

我谈不了近代在华基督教的问题，只是对近代中日文化学术交流还有些许了解，我就谈谈日本知识界如何以学术交流和研究为名配合日本侵华的。毕竟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都对“附逆文人”进行过清算，所以就必须要讨论日本人是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结出了文化汉奸的“硕果”。

经甲午、五四，中国国内的排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不得不改换对华外交思路，用更加“温和”的“日中亲善”策略以继续在中国攫取利益，并稳步推进“大陆政策”。

过去由军部主导的明火执仗式的间谍活动依然存在，在此之外，外务省、文部省以及其他日本民间社团企业也成为棋局中新的玩家，它们以文化交流和增进国民了解为幌子，对华实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筛选并培养亲日分子，收买汉奸，盗骗中国文物古籍。这些配合日本侵华方略的文化活动，我个人将其认定为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主要套路：考古探险、互派留学生、学界的人文互访、设置学术机构等。客观上中日一衣带水，因同文同种，自然容易生出亲近感，中日之文化交流也十分频密。下文将其中涉及大量中日近代学人，有些是单纯的学术交流，有些显然则是包藏祸心，希望大家能认真甄别，区分对待。

一、考古探险

（一）白鸟库吉与满铁“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作为将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导入到东洋史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无容否定的。

设立于1906年的殖民组织满铁，有远东东印度公司之称，可谓臭名昭著。下面谈谈满铁在中国组织的考古活动。

1908年1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京支社设立了“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由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白鸟库吉牵头主持，召集了一批学者，广泛从事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研究。该组织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对东北渤海旧都及金上京遗址的考古活动，并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鼓吹“满蒙独立”的研究报告，成为为日本国策服务的工具。白鸟库吉的“朝鲜古传说否定论”“满鲜不可分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中国南北对抗论”就是典型代表。

当然，白鸟库吉更为中国人熟知的还是“尧舜禹抹杀论”，其中对顾颉刚古史辨学派的形成有推动作用。然而正是因为白鸟库吉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东京文献学派在国际汉学界巨大的影响力，国人很容易就走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陷阱”，或是因盲目崇外而不加甄别地引用白鸟们的理论。

白鸟库吉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他曾告诉裕仁，明治时期的战争是为了“东亚和平”，以仁爱对待他国，朝鲜并入日本不仅对朝鲜有利，而且有利于全体“东洋”人民。

白鸟库吉这一套为扩张行正名的理论，说明了即便是运用近代实证主义方法，由于研究者的“主观动机不纯”等原因，所得出的结论未必与历史事实相符。

提到白鸟库吉就不得不多说一句东京文献学派，他们这一派中有不少人到中国访学过，与中国文人有非常好的私交。但该学派的大本营东京帝国大学与军部关系甚密，因此不少人是军国主义的鼓吹手。例如白鸟库吉的弟子羽田亨，西域研究的大咖，此人到中国访学时与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都有过交往，但其在担任第12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期间，其治下有数千京都帝国大学学生参加了日本军，成为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和细菌战部队的成员。2006年6月10日，现任京都大学校长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创设百周年纪念》讲话中说：“1943年11月20日，羽田亨校长在地域预备队学生入伍践行式上如下说：‘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归来，大学的门一直为你们开着，在等待着你们。‘……根据大学文书馆的调查，在学生入伍仪式上，京都大学有4500名在校生成为了日本军人。其中，文科的学生将近八成都成了军人。后来确认有260名学生死在战争中。”

白鸟库吉早已作古，但他的遗毒还未远离，美国汉学界不少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例如以“新清史”闻名中外学界的欧立德，虽然他每次与中国学界交流时都强调自己的研究不是为了分裂中国。但至少，我们不能期待学术与政治完全不发生联系。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中，一位北大的老师就提醒我，你一定要留意“新清史”这些人的学术赞助人是谁，有无官方和反华机构的背景。

（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与敦煌文书

受到英法在内亚探险活动的影响，大谷光瑞也组织了三次对内亚的大规模探险活动。在1912年的第三次探险活动中，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截获不少敦煌文书。

实际上，日本人作为莫高窟的后来者，其所得文书文物远不及斯坦因、伯希和。但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一次文化浩劫，仍然有不少关于“学术交流”话题值得一说。

日本人于敦煌所得，主要购自王道士。今日网络上有不少为王道士开脱之言，但至少王道士之“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斯坦因语）是公认的。英人斯坦因自称“西来玄奘”，借此成功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在敦煌出手非常阔绰，这还让敦煌县令汪宗瀚和县民对其大加赞赏。王道士也因得了四十两马蹄银的“功德钱”十分满意，其后“西来玄奘”越来越多，王道士生意兴隆。而斯坦因满载而归，“中外禔福”，皆大欢喜。

斯坦因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

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斯坦因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中外交流史上，中国人因对方“学者”的身份而完全丧失判断力的例子并不鲜见，至今仍有人陷入其中而不自觉。

斯坦因这位“大学者”的学术品味也确实得到了验证，其带走的文书质量远不及后来的伯希和，破坏式的翻箱倒柜给后世研究者也造成了不小麻烦（伯希和一进入洞窟就注意根据摆放位置对文书进行编号），大概也只有在品相上胜于法藏。另外，在敦煌最为野蛮的莫过于美国人，他们来得太晚，所得无多，于是直接用刀割走整幅壁画。

清末国家风雨飘摇，对于文物古籍的保护根本无法得到落实，建立现代的文物保护体系更是奢论。以至于鸟居龙藏在中国进行考古活动和人类学调查事也未受到太多限制，而日本人对中国古籍的系统搜罗更是一段让中国知识界至今伤痛的往事。另外，王道士和汪宗瀚两人监守自盗，敦煌文书在集中转运途中有被各级官僚又层层卡要，以至有了今日之局面。

二、外务省主导下中日人文交流

交换留学生、组织双方人文互访本是极正常的人文交流活动，对防止国家战略误判，促进双方国民了解，有积极作用。但近代日本的对华方针始终服务于侵略扩张政策，“温和”的人文交流亦服务于此，与军方主导间谍活动无本质区别。

日本在华设立的文化机构众多，涉及新闻媒体、学校、文化研究组织等，先列举一些重要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新闻机构，其中部分受外务省直接遥控。

（一）新闻媒体及文化教育机构

《顺天时报》

说到《顺天时报》就不得不提中国新闻史上重要的人物中岛真雄。中岛真雄为荒尾精“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1901年，中岛真雄在北京创办《顺天时报》；1905年，在营口创办《满洲日报》；1906年，在奉天创办《盛京日报》。后两份报纸都受到军政署遥控，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政策。1915年，因民众反感“二十一条”，《盛京日报》销量大跌，经营困难。中岛真雄向外务省求救，外务省派官员前往考核该报，经查未有徇私舞弊现象，最终外务省联合满铁予以纾困。

《顺天时报》在1905年就被转让给日本公使馆，成为受日本外务省控制的在华半官方言论机构。当然，大家最熟悉的还是袁克定用一份假《顺天时报》狠狠坑了一把自己的老爹，可见此报在中国的影响力。

东方通信社

东方通信社成立1914年成立于上海，是外务省的对华宣传战机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1915年给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关于对华新闻政策的电函中有所说明:“东方通信社由有吉总领事发起，宗方小太郎经营。”有吉明表示，当前有关日本的新闻等都是由路透社提供给中国报纸，创立此社意在扭转此局面。有吉明在1917年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对设立此社的目的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

一、控制中国报纸的信源，进而加以引导利用。

二、加强与中文报纸的联络，以期逐步控制中文媒体。

三、利用记者身份和通讯社之便利，物色和扶持亲日分子。

外务省企图收买中国媒体人，操纵中国舆论，可谓是“传统艺能”。

在媒体之外，日本在华设立的教育文化机构有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斯文会、善邻书院等。日本在东北还设立了满铁调查部、满蒙文化协会、东亚考古学会、满洲考古学会、满洲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等。以上机构都是以媒体交流、学术研究的名义对华开展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日本以中日同文同种为旗号来麻痹中国人，从抗战爆发后的种种情况来看，日本人的这一套策略收到了丰厚的回报。

又35-36年国府参谋本部第二厅一处汇编的敌情参考资料载：

申江俱乐部，各主报新闻记者。系代使馆赴各处侦查及情报工作者。

同文书院，上海徐家汇。查该校学生大部侦查我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状况者，故不啻为一侦查机关。

华北国际通信社，天津秋山街日满记者协会内。系受日军部新闻系特命以侦查我国军政情况者。

（二）“东方文化事业”

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原称“对华文化事业”，是二、三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开展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名义下，实施的对华文化交流活动。主导此项工作的还是外务省。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日运动仍然此起比伏。而在缔结《九国公约》后，日本也被迫接受中国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的局面，而西方民众的厌日情绪也渐起。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开始推行“币原外交”，改变过去对华进行武力压迫的政策，并宣布“不干涉中国内政”，“东方文化事业”就是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诞生。

“东方文化事业”的主要活动是资助中日文化交流和补助中国留日学生学费，其经费来源是日本退还的“庚款”。其实日本退还“庚款”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则在美国退还“庚款”后日本遭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二则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和美国大开留学方便之门的影响下，中国留日学生持续大幅下降，日本担忧将中国未来教育、文化的主导权让与美国。

日本在推进“东方文化事业”最初得到了北洋政府和中国学界的欢迎，中方曾致电日方表示感谢。

1924年2月6日由汪荣宝与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草签 《对华文化事业非正式协议会备录》，史称 《汪—出渊协定》或 《中日文化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尊重中国有识之士的意见；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庚款基金有余额 的情况下，于适当地点设立博物馆，在济南设立医科大学及附设医院，在广州设立医科学校及附属医院；针对前述各项事业，成立约有20名委员组成的评议委员会，委员中日各半，且由中国人担任主席； 中国政府为在北京设立的图书馆及研究所“免价拨给”土地。

协定中的20人委员会即日后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而负责落实留学生政策的主要机构是日华学会和日本高校。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1925年10月，中日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北京北海公园静心斋召开第一届总会。1926年7月，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将中日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并由日方代表东亚同文会理事大内畅主导通过 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章程》，宣称该会对“庚款”的管理和使用不能抵触 《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及其相关法规。这等于将“东方文化事业”完全至于日本政府的管理之下，架空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权力。北洋政府对此表示抗议，但未有退出之举动。

在1927年的上海分委会上，日方主张依托日本高校先行设置一些涉及中国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研究项目，部分中方委员愤而辞职。而此时北伐军也一路势如破竹，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济南惨案爆发后，以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为代表的中方委员全体辞职，表示不接受日本在高唱“日中亲善”和“文化合作”之下对华进行武力干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方要求日本全数返还“庚款”。教育部长蒋梦麟在给驻日公使的信函中表示，该协定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工具，要求所有中方委员退出委员会，并废除《中日文化协定》。其后国府与日本经年交涉无果，至九一八爆发后，日方仍然在单方面推行“东方文化事业”。

中国学界对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最初也抱有好感，但朱经农、王云五等人也对日方的动机表示质疑，担心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会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要求政治人物退出，使之成为纯粹以学术组织。在日方意图日益清晰后，中国学界也基本形成了日方“借发展文化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的共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作为外务省推动的“东方文化事业”的名义管理机构，从始至终都是受到外务省的控制，经费由外务省管理划拨，本就打算将其作为侵略工具，最终以至中方代表完全退出。

日华学会

日华学会1918年成立，是由涩泽荣一、高桥是清等人号召成立的统筹中国留日学生事务的民间团体。日华学会在成立之初，全部仰赖民间捐助。1921年，由于业务扩张，遂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帮助，外务省补给该会15万日元。日本国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后，日华学会被纳入到“东方文化事业”中，以“庚款”作为主要经费来源，演变成了一个在外务省控制下的半官方机构。到1941年后，日华学会的管理方才移交到兴亚院、文部省、大东亚省等其他机构。1945年3月，日华学会解散。

日华学会在帮助中国留学生适应当地生活上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希望向中国留学生灌输“精神教育”，极力倡导 “日支亲善”“文化提携”。会长细川护立也对此也直言不讳: 

当前为日华真正融合提携、向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业迈进的关键时期， 本校教职员应逐步将学生精神教育置于重点，以陶冶其人格、增强其体魄，本校职员为培养中华民国将来之人才，肩负重大职责。

而与日华学会相配合的日本高校，在向中国留学生灌输“感恩”教育时也不遗余力。东京商科大学要求中国留学生填写“誓约书”，主要内容如下：

我此次基于日本政府对华文化事业相关法案之一的《中国留学生给费实施大纲》，从大正某年某月开始，每月领取学费补助70日元，至为感谢而专心勤学，发誓毕业之后，体悟是项主旨，奋力报答隆恩。

中国旅日留学生对日本政府的种种举动抱有十分之警惕态度，担忧所谓补助是企图收买留学生，挑选和培植亲日分子，将他们转化为侵略中国的工具。**1923年6月26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拒绝接受日本所谓退还庚款之补助。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文化事业主要有两个目的：借此堵塞中国人，尤其是留日学生的反日之口； 推行文化侵略，辅助日本对华侵赂扩张政策 。**但是，在经过激烈的抵制和生活的困顿后，王境泽定律发动。在日留学生大多还是接受了外务省的资助，并签订“誓约书”。

1930年，国府教育部训令留日学生停止接受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补助金。留日学生代表在1931年回国向国府反应在日学生情况，请求予以纾困，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教育部更加严厉的训斥。

外务省依托“东方文化事业”，在我提到的上述活动外，还积极邀请中国学人访问日本，向中国派遣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购买珍稀古籍和文物。邀请中国学人访问日本的目的与资助留学生的目的一致，且在金额上更胜于资助留学生。向中国派遣日本留学生，经费亦由“庚款”支付，可见日本人之虚伪。在中国购买珍稀古籍，看似是经济行为，但我个人坚持认为日本是在趁人之危，亦可归入文化侵略之列。

关于现实的一些联想

对于包括中日交流在内的所有对外交流活动，我个人都持开放的积极态度。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还是应该抱有警觉，“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不光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亦对国人当有警醒。

从日本的对华情报工作来看，日本对中国的渗透活动令人咋舌。参与机构不独陆海军、外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农商务省，乃至民间的银行商社、浪人也不甘落后。而日本人又特别熟悉中国文化，以倾慕中土唐风之名结交中国知识界，很容易让中国的文化人陶醉其中，只以为其是真心求学，这让日本间谍在中国屡试不爽。

日本情报界在培养对华谍报人才时，也特别注意培养学员的中国旧学涵养。据外务省选派第一期留清学生濑川浅之进的回忆，他在华的主要活动有：学习汉学及诗文；调查地理兵制；研究政治经济，以保持两国亲和；中国时文。“学习汉学及诗文”位列第一。

外务省特喜为中国的媒体人、学者开出“豪华套餐”，进行笼络。二、三十年代外务省以“东方文化事业”名义资助中国学者访日，杨树达、张元济、沈尹默、刘文典、董少康、傅增湘等都曾以此赴日。其中大部分还是保持清醒，但还是有人在这种“学术交流”中迷失了自我。

与日本交流者未必都是亲日分子，批评日本者也不免有堕落为汉奸。

杨树达与日本学者关系密切，并参与东方文化事业研究所的《四库提要续编》编撰工作（柯劭忞、傅增湘等亦参与其中，柯劭忞在退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后依然参与其中。文献目录学与政治几无关联，故《四库提要续编》仍能暂时继续进行，但最终还是流产），为日本人讲课。但杨树达在接待日本学界代表时，或直接批评“日本军人横恣过甚，遭世界之嫉视，绝非日本之福”，又借讲授湖南文化宣称“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并希望“听者会余微意，有所警觉耳”。于此类似者还有另一湖南学人余嘉锡，在与日本人进行学术交流时仍保持民族主义本色。

张元济1928年访日，在促进中日和解的愿望下，作诗曰：“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阋墙只细事。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然而现实很快就击碎了张元济的理想。1932年1月29日，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公然违反国际法，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张元济的毕生心血毁于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元济对日本访者一律谢绝。

在伪满和抗战期间，郑孝胥、罗振玉、汤尔和、钱桐、傅增湘等人继续与侵略者合作，参与伪组织和学术机构，成为汉奸。比较喜感的是，曾指责“日本对华行动不见文化，只有武化”的周作人（据蒋梦麟回忆）最后也附逆了，成为了主席钦定的文化汉奸，把两党的牢饭都吃了一遍。

作为日本对华谍报工作的重要参与群体，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也有着非常不光彩的记录，或主动或被动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桑兵也曾感叹日本留华学生“学生乎？间谍乎？”上文提到的军部和外务省选派的留学生大多带有明确的渗透任务，文部省选派的留华学生也值得一说。

文部省留意到维新变法后中国会推进教育改革，也开始选派的留华学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原文部大臣外山正一和东京女子高师校长矢天部良吉提议派人到中国帮助培养教育人才，既能培养中国的亲日倾向，缓和甲午以来的紧张关系，进而争夺中国的教育权，“指导中国教育界”，最终他们选定了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服部宇之吉到中国访学。

不过我们也要留意到日本文化界中也确有友华人士存在。例如鸟居龙藏在燕京大学任职时，也对中国教授受到日方的迫害深表同情。“学问的留学生”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更是日本留华学生中的另类，这两位狩野直喜的高足，穿中国传统服装，拜访中国学者，游历名胜古迹，看戏，不过问政治。回到日本之后还是坚持说中文，在京都大学食堂打饭亦用中文，堪称“精中”。

最后说一下在中国网络上有不少讨论度的《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身份来华观光视察，历时三个多月，遍游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回国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游记，1925年出版单行本《支那游记》。《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其原因是主创团队尝试以芥川的视角去回顾混乱而苦难的旧中国，同时又去探寻一个古老民族的底力，并最终在中国的青年人身上找到了蓄藏的“力量”。这样的叙事确实很容易引起历史与现实的共振，并引发中国青年人的共鸣，这些无疑都是《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主创们对《支那游记》创新性解读的产物。但我必须指出，《支那游记》所描写的当然是真实的旧中国，其个人的左翼立场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热爱也让我相信他种种的“冷嘲热讽”更多是一种对理想中国的幻灭和对现实中国的恨铁不成钢。但《支那游记》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又确实投合了当时日本学界流行的“支那衰亡论”。《支那游记》1925年出版后很快便脱销，并在短时间内数次再版。考虑到日本当时狂热的军国主义社会氛围，《支那游记》受追捧，其社会影响效果与鼓吹侵华的“笔部队”作品无异，无助于中日和平。

《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在《支那游记》中解读出了中国复兴的种子，而二十年代的日本人却从中解读出了日本征服中国的“理由”。当一部文艺作品被创作出来后，读者必然会参与到作品的解读中，或准确或扭曲，但解释权终究不再被作者完全掌控。

啰嗦了这么久与外务省无关的芥川龙之介，其实我就是想诚恳地说一句：各位“大文豪”们，与外人交流时请多一个心眼，不然真的可能会“递刀子”。

部分参考文献：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徐志民《文化合作与敌对的“契机”——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

张启明《试析日本20世纪初至1930年代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质》

于长敏、王雨《试论近代日本的对华文化情报战略——勤学历史研究视角的分析》

石嘉《日华学会与留日教育（1918-1945）》

陶飞亚《“文化侵略”源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