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156项工程始末（二）_风闻

5 援助概况与经验

关于苏联方面的援建项目，根据后来的统计，1950—1959年期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折合人民币73亿元。

除了提供成套的设备和专门的生产技术之外，在地质勘探、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设计、知道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培养技术人员和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的研制等各个方面，几乎一整条重工业勘探、设计、建设、生产产业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技术指导。

10年时间，在中国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达到了8500多人。向我国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仅1953年就达到了23吨，1954年55吨。

苏联对中国的156项援助建设现在普遍认为是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全面的技术转让。直接让我国工业建设水平从建国时期落后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直接达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也就是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工业水平。

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工业化的巨大障碍就是缺少启动资金。国际工业化的经验是储蓄或者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和先决条件。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则更是把一国的储蓄率从5%转变到12%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

关于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对新中国来说，国内的资金总量是有限的，在重工业上投入过多就必然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投入甚至需要从其他领域吸收资金，而我国当时又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只能通过农业来筹集发展重工业的资金，要达到利用农业发展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的目的，仅仅依靠市场手段必然是不行的。

社会资金的流向都是偏向于资金增值的，重工业前期海量的资金投入和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就决定了私人资本不可能投入重工业建设，而且以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环境，也不可能存在能够独立进行重工业投资建设的私人资本。因此必须要利用国家行政手段，依靠国家集中调控，才能达到相应目的。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一五”计划就是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因为重工业前期的巨量资金投入必然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发展，在确定把所有的工业建设完全向重工业靠拢的时候，当时中央内部还产生了分歧，有一部分意见认为国内打了二十多年的仗，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重工业建设费时费力，应该把主要资金放在轻工业建设上，改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家发展不能只图一时的成绩，应该立足长远，当时毛泽东还把两种不同的意见比喻成“大仁政”和“小仁政”，经过多方讨论最终才确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目标。

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农业国，要积累巨量的资金，只能是从农业方面积累大量资金，完成重工业前期建设的资金缺口，因此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苦，这在大量的影视剧中都有体现，卢克文工作室关于卢克文家乡湖南邵阳以前的经济描写就非常的写实，虽然卢克文所处的时代与建国初期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但也能略窥一二。

有人可能要问，不是有苏联的援助吗？怎么还会缺少资金要用农业来补贴重工业建设。这里面就有一个关于苏联“援助”的准确理解了：苏联的“援助”不是无偿的，双方是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的方式实施的。

也就是借给你的钱不但要还，还是要付利息的，给你的机器设备和成吨的图纸，也是要付钱的，就连当时朝鲜战场后期支援志愿军的武器弹药也是要付钱的，不可能因为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就白送给你，只不过咱们两国都是共产主义伙伴关系好，给你贷款利息低一些，工业设备和设计图纸也便宜些，但总不能白送吧，苏联老百姓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是要过日子的。

然而即使给了我们优惠贷款和优惠贸易价格，但中国当时实在穷的叮当响，还苏联的贷款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外汇方式还的，绝大部分还款是通过外贸的方式向苏联出口苏联需要的金属钨、锡、锑、铝、汞和天然橡胶等等来实现的，还有少部分的贷款支付就是通过廉价的农产品来还的。

笔者记忆中小学时候的语文课老师当时讲到苏联和中国闹僵了之后，我们还欠着别人的钱啊，关系掰了但欠的钱该还还是要还，就拉着一车一车的鸡蛋给苏联抵账，结果人家拿着一个漏圈儿来测量，从中间圆孔掉下去的鸡蛋人家嫌弃太小还不要，气的中国方面为了维护自尊心把挑出来的鸡蛋全倒进江水里；为了凑够要给苏联抵账的数万件狗皮大衣，整个河南河北境内的狗几乎被打绝迹了，到处是狗子的哀鸣声（爱狗人士请绕行，别杠）。

156项工程的建设绝大部分都是依靠苏联的援助来完成的，但也并非就是国内的工业建设完全依赖苏联。

在援建项目建设之初确实暴露出来一些完全依赖苏联的思想，以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专门针对这一问题下达指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说到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

到了后面和苏联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之后，1959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更是明确了要学苏联，但要“以我为主，不是盲从”。

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156项工程建设是以重工业建设为重心的，但当时基于不能完全依赖苏联的考虑，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并举，这些举措也使得经济得到持续均衡的发展，逐步形成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正是因为在依靠别人的同时不忘独立自主的主张，当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所有专家的困难时刻，国内工业建设虽然困难重重，但也能顶住压力，继续完成了大型工程的建设任务，而且还独立完成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科研任务和建设工程。

6 汽车工业筹备

旧中国没有汽车工业，各种汽车都依赖进口，马路上跑的都是进口汽车，被戏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在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里面第一批50项重点工业项目里就有汽车工业。项目确定的的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厂就是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的开工建设是在1953年，但筹备工作在1950年就开始了。

1950年1月10日，当时还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技术室主任的孟少农被当时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的刘鼎喊道北京报道，两人的谈话过程颇有点《横空出世》里李雪健扮演的将军冯石被安排去制造原子弹时的场景，一个说自己没干过造车，再加上现在条件可能不太具备，另一个说中央统筹全国资源还是有一些底子的，你就上去干吧。

要知道1950年才刚刚建国没几个月，孟少农觉得这时候就开始筹备汽车工业有点太着急，但刘鼎作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可掌握和调度的资源显然更多，加上他要站在全国局面来考虑问题，孟少农于是走马上任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副主任。

同年3月就在重工业部下成立了汽车筹备组，筹备组最初只有30来人（那时候的人都是刚刚从战争年代的血火中拼杀出来，对于组织的工作安排执行力都极强），在灯市口西口的原工程师学会会址内办公。后来才用了一千匹五幅布在鼓楼东扁担长买了一栋旧房作为办公地点。

筹备组成立之初，立刻开始整理收集国内有关于汽车工业的情况，整理原来日伪军和国民党官僚资本遗留下来的汽车修配工业。

收集原来宋子文集团设立的“中国汽车公司”设在株洲、凭祥、重庆等地的工厂和人员下落，找到了原来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托美国Reo汽车公司制作的五卷建设汽车厂的设计图纸。还在昆明的山东里发现了资源委员会买的美国Sterling公司的汽车图纸。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集结和培养工作骨干，当时为收纳和培养从全国各地集结而来的人员，专门在南池子建设了一个千余平方米的实验室，这个南池子实验室后来迁到了长春成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研究所。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有一批援助蒋介石的物资被存放在上海，里面有1835台机器设备。

1950年的时候这些设备被分配给了各个需要的单位，汽车筹备组分配到的设备里有一套格里申16号等螺旋伞齿轮加工机床，当时由工程师杨南生带着两个人和专门从上海调来的八级技工老师傅蔡继常研究掌握齿轮技术，这几个人的小组最后成为中国汽车齿轮行业的第一个技术核心。

汽车筹备组开始筹备国家汽车工业的时候，作为后来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的陈祖涛当时才23岁出头。

1939年的时候还不到11岁的陈祖涛随父亲陈昌浩到苏联生活（陈昌浩，红军高级将领，曾任红四方面军政委），在苏联呆了12年以后，从苏联鲍曼学院提前毕业，和赵施格（其为新中国钢铁工业和国防工业做出重大贡献，其父亲赵世炎是革命烈士，母亲夏之栩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回到新中国。

两人都是老一辈红军革命家的后人，刚一回国就被李富春、蔡畅夫妇带着见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帅孟奇等许多的老革命家和领导。

陈祖涛和赵施格向周恩来表达想参加工作为新中国建设出力，因为赵施格在苏联是学习钢铁的，被周恩来安排到鞍钢参加工作。

而陈祖涛因为是学习汽车的，而且长期在苏联生活学习过，当时筹备汽车工业需要和苏联有大量沟通协调工作，急缺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就被周恩来又派回苏联，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代表身份参加和苏联的谈判，顺便再到苏联的汽车厂参加实习积累经验。

第一汽车厂的设计由苏联汽车工业部委托全苏汽车工业设计院设计，整个汽车厂的设计分为初步、技术和施工图三个阶段，陈祖涛当时在驻苏联工作组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沟通一汽的设计工作，同时还兼顾翻译、信使等等工作。

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做完以后，全苏汽车工业设计院通知陈祖涛领取设计图纸，陈祖涛到达后就直接将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转交给陈祖涛，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很好，一大堆的设计资料交接，既没有仪式也没有繁杂的交接手续，连收条都不用打，苏联专家直接把资料交到陈祖涛手上就算完成交接了。

收到设计资料的陈祖涛通过外交邮袋的方式一个人将所有设计资料带回北京直奔汽车局筹备处，把图纸交给郭力和江泽民，又开始组织人员力量进行翻译，经过两个半月的翻译才完成全部设计文件的翻译工作，陈云组织会议对设计文件进行审核，按照陈祖涛的回忆就是“大家基本上没怎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然后再由汽车局筹备组出一个文件，表明中国方面完全同意苏联的设计方案。

事实上之所以“大家基本上没怎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其实主要是当时的国内基本没有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也没有办法进行专业的审查。所以基本上就是苏联人提供什么样的设计，我们就同意什么样的设计，再加上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十分友好，苏联专家也非常认真的援助中国建设。因此后来为了节省时间，中方就直接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的领导下办理下一步的技术设计资料审批手续。

1953年底，苏联方面在初步设计的基础上完成各项细化设计，通知中方审查，根据之前的安排，就由沈鸿带领郭力、孟少农、李刚、陈祖涛几个人在莫斯科就地审核，审核完成后同样由沈鸿带领几人到苏联汽车工业部办公室对苏联方面的代表说一句审核完毕，没有意见就算是中方认可了苏方设计方案。

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中苏两国关系中却显得十分正常。

在第二阶段设计完成以后，中苏双方进一步加强了人员力量，加快对第三阶段施工图的设计任务，施工图的设计要按照技术设计的要求，把每一个车间、每一个设备的摆放位置都精确定位，所有的工模夹具，以及厂房结构、供电、供水等等琐碎细节都确定下来。

7 一汽选址与规模

汽车工业筹备组成立后一方面开始整理国内汽车工业资源和培训人力之外，同年7月就组织人手开始了为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选择厂址的工作，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在汽车工业筹备组（后来成为汽车工业管理局）担任工程师的吴式铎全程参与了一汽的选址工作。

厂址选择要考虑到原料、交通、工业布局、地理位置等等各方面的条件因素，汽车工业筹备组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到北京、石家庄、太原、太谷、平遥、祁县、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10多个城市和区域做调查，同时还要征求当地政府的意见，勘测多处。曾一度考虑在北京西部建设汽车厂，后来又考虑到在北京建厂钢材供应比较困难，因此北京又被否定了。

同年，中苏两国陆续签订了苏联派专家到中国选择厂址的协议，于是汽车厂的选址工作开始由苏联专家介入。当时的苏联专家计划用三个月的时间详细了解中国的汽车工业情况，选定厂址，收集设计资料，拟定任务书，完成厂址初步测量与工程地址勘探。

选择一个厂址需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当地气候、地形、地质、水文、交通运输、资源、动力、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和农业基础、生产及基建材料来源等等。

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确定从电力、钢铁、木材、动力等各方面条件综合考量，汽车厂只能设立在当时在中国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东北。

确定要将汽车厂选址在东北后报给陈云得到认可，陈云又派胡亮等三人在长春至四平之间选择厂址，对四平、公主岭、长春几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供电能力、交通条件和地下水面符合6市尺至8市尺以下无地震史等情况做了调查，最终决定以长春为主要目标。

根据胡亮等人的选址结果，孟少农又陪同苏联专家到长春实地考察，最后选定了第一汽车厂的厂址，选定的厂址原来是日寇投降前关东军盘踞的地方，还残存着细菌工厂的建筑物。同时在选定的工厂厂址附近还驻扎有一只部队叫“饮河部队”，部队的军事仓库占了大片的面积，选定厂址后为了给汽车厂腾地方，协调让“饮河部队”搬了家。

1951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下批文，正式批准了厂址选择。地址选定后，就要开始考虑施工建设了，为了抓紧建设工期，中央专门调动了2万人的施工队伍来加强建设力量。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

相比于当时同期建设的鞍钢项目虽然同样巨大，但鞍钢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扩建的，一汽的项目建设却是完全的平地起家，困难更加巨大。当时的计划是用6亿元建设一座年产3万辆4吨载重车的大规模综合性汽车城。

除了少数的电器配件和化油器，汽车上的3000多种零件和总成要全部自制，达到“二战”后的国际水平。生产工艺先进，种类齐全，包括机械制造业中的铸、冲、锻、焊、机械加工、木材加工、油漆、装配等各种先进工艺。在后方，具有发电、供暖、供气、能生产几万种特殊刀、量、模、夹、辅具和设备修造的车间和设施。除此之外，还要建设一个能容纳四五万人居住的生活区及相应的学校、医院等设施。

第一汽车厂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

为了完成规模巨大的施工任务，苏联方面的援建也采用了所谓的“成套交货”的方式。就是由苏联方面提供从工厂设计到最后施工的全套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

全套的工厂设计资料包括土建设计、工艺设计、组织设计等等；同步提供全部的关键设备和工艺装备、提供土建和我方制造设备和装备用的特殊钢材。

派遣100多名各类援建技术专家知道施工建设和调试生产，接纳了600名不同专业和岗位的中国实习生到苏联实习培训，几乎就是手把手的把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传授给中国，直到中国人自己能掌握技术，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为止。

为了能完成对一汽建厂的援助，当时苏联动员了全苏汽车、外贸、电站、机器、铁道等八个工业部门参加援助；工厂设计由全苏汽车工业工厂设计院总承包，然后再由工业建筑、城市建设、热电、化学、煤气、贸易等26家设计院和斯大林汽车厂分包。

为了配合苏联的援建，中方也调集了大量的人力开展相关工作。配合苏联陆续要中方补充地质勘探数据、收集国产钢材、煤炭、煤气、型砂、焦炭、黏合剂、橡胶等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甚至样品；同时还要了解长春市自来水、煤气的压力和成分、转送国产设备和标准配件的规格、品种等等，整个援建工作几乎涵盖了建设汽车厂的所有业务和专业技术知识。

8 3年建厂

计划之初，一汽原本的建设任务是按照4年完成总体建设安排的，但经过后期一步步的分析评估，苏联方面的专家以苏联政府名义向中方建议安排一个3年建厂的进度表。

苏联方面的建议中方的工作小组经过评审后认为可行，但这种变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的汽车局局长张逢时专门起草汇报文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汇报报告甚至被提到了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可见当时中央对项目的重视程度，而从汽车局提交报告到中央下达批文同意计划仅仅用了12天，效率不可谓不高。

计划批准容易，执行起来却会遇到种种问题，因为建设计划调整，国内调集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建设任务，因此对于工程建设中的每一步都要求比原定计划提前拿到详细的图纸，并且要求苏联提供每一批图纸交付的详细时间，以便准备相应的贸易订货清单。

但这种操作方式却给苏联方面设计团队造成巨大压力，往往遭到婉言谢绝，不得已的时候孟少农和饶斌两个人甚至在项目现场就打电话催办，整个驻莫斯科工作组的人不得已分散人手，亲子跑到各个设计院和斯大林汽车厂等等单位去催图纸。

比如当时项目开工建设以后到了冬季发现施工的蒸汽供热跟不上，东北的冬天去过的人应该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就向苏联方面提议提前建设配套的热电站，达到提前供热的目的，但是苏联方面也很无奈，表示你们中国提交过来需要设计的大电站有很多，一汽的配套热电站相对而言只是一个小电站，所以排期得靠后，苏联方面的代表也无力调节。

无奈之下将情况报告国内，同时把情况汇报给当时任参赞的李强，最后还是李强通过外事途径亲自出马才解决的问题，结果苏联方面仅用了10天就交出了电站施工所需要的全部图纸。

为了编制好制造工艺的施工图设计，斯大林汽车厂在该厂总工艺师茨维特科夫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一汽设计管理处”的机构，汇集了二三十个在各个专业中都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专门为一汽各车间的工艺设计审查把关。

工艺设计是工厂设计的基础和灵魂，其设计水平决定了今后工厂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诸如加工选择什么设备和装备，如何布置，如何操作，如何检查质量，如何估算储备粮和选用运输工具，占用多少面积，工时、工具定额都是“一汽设计管理处”说了算。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汽车厂当时的设备和工艺很多都来源于美国（是的，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来源于美国），经过多年使用已经陈旧过时，所以“一汽设计管理处”的专家们都是根据最新的工艺对设计图纸做了修改后交付给中方的。

组建“一汽设计管理处”的茨维特科夫还向驻莫斯科工作组建议中方应向苏方提出编制一整套工厂“组织设计”的要求，也就是工厂企业的管理运转组织架构，以便于将来全厂各部门组织分工和运输管理依据。

因为这个建议，中方又和苏联政府专门签订了补充协议，指定了一套一汽的管理办法，这套管理办法后来还用在了二汽和洛阳拖拉机厂以及全国的机械厂上，可以说对我国的工厂企业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时一汽的建设生产设备均是由苏联生产提供，严格的讲，所有的设备订货清单要等“一汽设计管理处”的工艺施工图设计完以后才能确定。

但一方面设计任务本身就很费时间，同时设备的制造周期也很长，很多的大型设备如大型模锻锤、多轴立式半自动机床、3500吨大梁压床等等，苏联还要仿照西方的设备进行改进和实验，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而一汽当时的建设时间经过调整一共才3年时间完成所有建设任务，无奈之下，苏方只能根据估算的清单向苏联上百家设备制造厂预先定货，没有图纸提前预定货，这中间又会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了中间大量的重复和协调工作。

为了避免在工业建设过程中完全依赖苏联，也为了尽可能调动培养国内的工业加工能力和人才队伍，在所有大型设备由苏联供货之外，部分国内可以自制的设备和工具，还需要安排在国内生产制造，这中间又涉及到生产设备的交叉问题，哪些国内能生产？那些需要苏联生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方面早在1952年就派专家专门到京、沪一代考察过，但以一汽的建设规模，根本不可能做到精细化分，总不可避免的出现有些设备重复生产，有些设备又遗漏了没生产，到了紧急的时候往往又不得不急用先定、逐步补充续订来解决。

这中间涉及到的沟通协调工作的复杂程度，有过大型活动组织经验的人应该会深有体会，当一个大型集体项目牵扯到的人员和组织数量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再加上中间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那么一件事情的沟通协调成本就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很多时候大家其实不是在做事，而是为了避免出错而在做大量重复性的沟通工作。

一汽项目的建设任务就在不断的遇到种种困难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中逐步完成，最终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建厂并投产。

9 中国第一辆小轿车

1952年，李岚清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以后，被安排到沈阳“上海学生总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告知要去长春市委报道，他被分配到了一个汽车厂，彼时汽车厂的地址还属于保密级别，李岚清只得到长春市委先报道。

报道的第二天就被工厂的厂长郭力带到了长春市郊，郭力兴致勃勃的指着一篇刚收割过高粱的庄稼地对一行人说到：“就要在这里建设我们国家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了！”，而与此同时，他还指着不远处的一处断壁残垣的建筑物说到“那就是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时用来杀害我们中国人的细菌工厂！”。

郭力指的地方就是孟少农他们最终选定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址。

和李岚清一同被分到第一汽车厂工作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一批人在学校学习的都是英文，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发现我们当时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那就又得首先学习俄文，于是当时的一汽，第一批职工就是这样，白天加班加点完成项目建设，晚上又在办公室点灯熬油的学习俄文、翻译整理书籍资料，还有学习苏联的设计资料的。

经过三年的紧张建设施工，一汽顺利完成三年建厂的目标任务并且顺利投产。1958年，一汽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当时正好赶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提出想看看我国自制的第一辆轿车，整个一汽的职工欣喜异常，将“东风牌”轿车通过货车送到北京。

当时的北京市民也都提前得到了消息，纷纷挤到火车站要一看究竟，火车驶进站台的时候整个人群沸腾欢呼，以至于如果不是火车站台的工作人员帮忙，汽车根本无法离开月台。

为了让当时的群众能够看到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小轿车，还专门计划了“东风”汽车首先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绕场一周，然后经过一机部、汽车局，最终开进中南海，一路上，沿途的交警提前都接到通知，汽车经过的路段全程指挥直接通过，丝毫不能停留，就怕群众围观导致交通拥堵汽车走不了，因为当时的“东风”车头上有一条金龙的标志，以至于许多市民喊道这是我们国产的“金龙”牌轿车。

中国第一辆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街道

车辆驶进中南海受到了杨尚昆的接见，听了汇报以后非常高兴，并且让第二天把车再开来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草坪上展览几天。

但杨尚昆也注意到车头上的“英文”字母问是什么意思，当时领队的饶斌解释说是“东风”的拼音字母，杨尚昆觉得大部分国人还不认识，就问能不能换成汉字。

领导既然发话了不能也得能，然后就考虑找谁写“东风”这两个字，这时候有人想到毛泽东之前有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一行人又跑到人民日报社去找毛泽东“东风”二字的手迹，影印以后又找到灯市口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做“东风”的金属字，修理厂的老师傅一听是自己国家的第一辆小轿车，十分高兴，此时已经是下午，第二天车就要放在中南海展览，经过一个晚上的连夜赶工，终于在第二天做好了镀金的“东风”汉字标志。

车辆在中南海停靠的几天时间，除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以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专程跑去看了“东风”汽车，至今在一汽红旗文化展览馆还陈列着中国第一辆小轿车展出时的场景。

一汽红旗展览馆的中国第一辆小轿车场景

一汽的建设难度虽然十分巨大，但在当时苏联援建的众多项目中也只能算是众多项目中的一个，其他如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拖的建设周总理还曾亲自视察过）、株洲发电厂以及和一汽一样平地而起建设的包钢，其建设难度都不亚于一汽建设面临的困难，而当时数年之间，全国范围内这种援建项目有几十上百个。

面对刚刚建国那几年的国内局面，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带领新中国不但一面在朝鲜和联合国军死磕，同时还在西南展开大规模的剿匪（大号九边有一篇文章说因为剿匪导致的死亡人数不亚于三大战役，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这里按下不表），在同时展开两场大规模战争的同时还要兼顾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初代国家领导人的魄力实在令人钦佩。

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随后的岁月里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变革，到如今已经成为了年营业额达到894亿美元（2020年），位列世界500强89位的超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周恩来视察洛阳第一拖拉机厂

周恩来曾亲子视察过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在建厂之初所面临的困难也绝不亚于第一汽车制造厂，洛拖建成后不但要担负为全中国的农民制造拖拉机，还肩负着为国防工业制造坦克的任务，一度是国内极为重要的拖拉机生产厂，其生产的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在当时条件艰苦的黑龙江农场服役期间，曾创造了31年没有大修的记录。

中国一拖拖拉机出口德国

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也面临着彼时大量建国初期国家集中精力建设的国企都面临的困难，没有了国家订单，加上在国外企业的进口商品冲击下一度艰难求生，频临破产。

直到后来在董事长刘大功的带领下果断坚持技术创新，不断向先进技术学习挑战，到如今，一向以机械制造业自豪的德国，其常年作为全球最大的农机出口国，在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二次爆发影响也开始从中国批量进口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就来自洛拖。

10 结尾语

无论一汽还是洛拖，以及其他众多苏联援建的工业企业，经历几十年的变迁发展与市场检验，都已由最初的完全由别人援助建设，到现在可以独立自主掌握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整个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就如同整个中国百年来的艰难波折，不断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并且逐步摸索发展走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之路，一路上虽然伴随着种种磕磕绊绊，但在经过了最初最痛苦的阵痛之后，如今的中国已经爆发出数十年来积聚的力量，中国制造也早已摆脱了早期的廉价制品印象，全产业链的工业产业能力让整个世界都难以切割。

本文参考资料：《奠基：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始末》 陈夕 主编 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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