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社会的国家制度选择与企业的未来_风闻

2008年不只是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它意味着整个国家第一个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结束。

未来已来，是不是我们还在把一桩桩的城南旧事当作新闻事件，把漫长而深潜的社会巨变视为一种突然成就的所谓“奇迹”。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经济领域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由此可以推论，只有经济领域中实现了共和，社会领域的共和才能成为现实。

产业社会正常运行的要害在企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企业成为一种“共同体”，社会领域的共和才能成为现实。

如果企业公民不能走向共和，社会领域的共和便成为子虚乌有。

西方世界在工业化之初，人们选择了《国富论》作为社会性制度安排的依据。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分工和交换两个条件。只要通过不断深化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促进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拓展市场交换的空间范围，国民财富自然就会增长起来。

事实也是如此。分工不断细化和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工具、机器设备的发明和应用，以及劳动力的导入创造了条件，从而开启了“以机器代替人力”的工业化大门。

荷兰首先崛起，接着是英国，以及整个西北欧、北美……

持续深化并延伸开来的“以机器代替人力”，在解放了人类双手、原始体力劳动的强度和压迫感逐步降低的同时，体力劳动者本身一步步退居到生产的边缘位置。

加上“规模经济”的概念，在市场供不应求形势下，增加资本的投入量即可以增加利润，由此强化了“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促进了工厂制向公司制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

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已经阐明，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两者的分裂。

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张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

“劳动是生产的重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却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正如资本已经同劳动分开了一样。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娇惯和爱抚着她”。

“人类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经济学家从来解释不了这种怪诞状况。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矛盾竟然是私有制基础上展开的竞争的结果，否则它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

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一旦形成格局，就很难逆转。后续的各种努力，包括管理学科的发展，都只是一种制度性的修补。

19世纪中叶，在北美地区产业社会开始动荡。劳工团结了起来开始大规模地、频繁地举行罢工。

将“革命暴动权利”视为捍卫人类自由的最终的和最根本的手段，是所有古代文明传统政治学的真知灼见。历史的经验告诉世人，自上而下的是变革，自下而上的是革命或动乱。美国人很聪明，他们不希望由社会动荡引起社会革命，毅然决然地颁布了《劳工法》。

这反过来告诉世人，作为社会公民的企业必须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企业共和，即是需要企业给员工以归属、身份和地位，不能把员工当资源要素、劳动力、打工仔或佣工，不能使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处在被社会放逐的险境，成为没有人生追求、无社会责任意识、公民意识，乃至怨恨、仇恨社会的群体。

世界经济周期是社会产业化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引发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某种必然。

当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强大的经济基础有时足以让其社会性的制度安排做出一些非常情势下的调整，与此同时少量奉行人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方企业也在向整个社会辐射出一定影响力。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能见到。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普遍性生产方式存在内生矛盾带来极大社会性紧张和社会压力（突出表现为贫富极端分化和失业、就业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带来不健康生活方式造成的多种社会心理疾病等）。

产业社会正常运行，根本上在于企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在于企业中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对立统一。

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受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执政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者立场鲜明，追求人类真理，但从不教条主义，更不反智。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结合，塑造了新中国国民基本的政治理念、价值认可，养成了一种开放同时保守民族内在文明特点的社会环境。

也许正因为国家是一个后现代化的国家，反而使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必然背负起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北欧国家曾经背负着的巨大历史包袱。

20世纪的美国之所以后来居上，成为西方世界中的执牛耳者，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一点。相对于欧洲国家，美利坚民族发展的历史包袱相对小很多。

“美国制造”是20世纪的真正革命，其革命的真正指导原则是被称为大规模生产的思想。

它对当年那些原材料生产国以及处于前工业文明国家的影响可能更彻底。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生产皆可能以席卷之势颠覆该社会、该文明，它们对这股新的经济力量几无抵抗之力，也缺乏工业化的背景和习惯模式来缓冲新经济力量带来的冲击。

譬如，中国式家庭。譬如，印度教种姓制度。

尽管往往仅有一代人之隔，但社会变化如此巨大，任何人无法预想。

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和任何其他后发展中的大国都不同。“国情”是特别笼统的一个概念，内涵可以无比丰富。最大的国情，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国家道路。

可能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人类价值立场。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价值立场取代了以往封建主义的价值立场，从而极大解放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后的又一次人类价值立场的自觉地再超越。

“觉醒年代”既是痛定思痛的民族国家的悲歌，也是反思图存，民族复兴使命伟大自觉的号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起追赶，不再落伍。

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工业社会尚仅局限在北大西洋两岸的狭窄区域，唯一的例外大概是近邻日本。即便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庄园式生活的残梦一战前后仍在它古老的南方大地上延续着，只不过被源自东北部的工业文明以快速的步伐拖曳着往前进。

这多多少少有些类似现在我们中西部与东中部间存在的一些社会差别。

将美国南方的农场改变成工厂农业生产装配线，甚至成为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们试图让黑人离开土地，到工业城市去谋生，从而彻底有效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后来的情况效果如果，已经有所呈现。

大规模生产的本质，代表着西方世界200多年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秩序巨变的巅峰。在大规模生产革命中，工业主义的基本原则已完全成熟，其原理迅速扩散，几乎渗透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为人们广为接纳。

处在1990年代初这一可以充满无限想象力的人类历史交汇点上，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开放改革的政策做到位，其威力之巨大，影响广泛而深刻，民间所蕴藏着的浑厚又庞大的生产力大爆发，举世无双，无与伦比，在近30年国家东部沿海及沿江经济带十分典型。

以往的30年，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市场，关注企业。市场化，结合着公有制破产企业私有化及对私人资本法权的确认与保护。企业化，特别强调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拥有独立自决的经营自主权。

至今，不少人仍然这样看待、谈论产业社会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内生性社会矛盾和问题。认为新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是通过所谓某种“体制”的改变从而得到解决的，现如今更要如此才可以。

这与其说是学者认真研究后的一种严肃的结论，不如说是理论家们无比天真浪漫的一种书生式的想象。

我们有根据可以相信，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当然十分清楚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的重要性、意义、影响。

然而，西方一些正直而诚实的社会生态思想家指出，“其实，真实的问题是在企业之中”。无数实践和理论经验表明，不是所谓体制问题的解决决定了企业的结构，而正好相反，往往是企业问题的解决造就了我们未来的某种体制。

不同意识形态的争斗充斥着当今的世界，正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人们对新产业社会的秩序、新企业生态必然牵动涉及的新社会和社区秩序有完全不同的基本观点。

国家新时代面临的大问题，是国民应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信仰来解决企业问题？解决企业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企业在葆有经济性社会组织一般性内在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国家和社会是否已赋予其更多更具生命活力的功能性机遇或挑战？

国家已经“西方化”了？开放改革进程40年后的中国，更可能是比之前更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只有中国的，也才是世界的。

民众早已经认清并接纳了市场和企业的基本逻辑，甚至比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接纳的还要彻底，包容还要更大些。与此同时，国民是否也已经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了呢？

这不仅对所有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企业中人提出了大考问，也对所有行业的组织的领导者、经理人以及员工提出了大考问。

西方世界的群众运动（或者暴乱）之所以势如破竹，是因为多数人的利益多元化、圈层化，彼此间关系疏远，对他人利益漠不关心。而某一目标价值群体的核心目标赋予了群众运动一定的纪律和追随其领导者的意愿，致使群众运动显得声势浩大，远超其实际势力。

尽管一次一场参与其中的绝对人数很有限，但其政治影响力及对正常社会秩序构成的威胁并不小。

移动互联网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难以操纵和控制的是民意，民心所向。

现代社会各种重大任务已经组织化、社会化，每一个功能型社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经理人都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每类组织都根据自己的绩效领域定义“生产力”。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对企业施加任何的约束或控制，也不期待着我们这个业已形成的工业社会会蜕变成工业封建主义，实际权力将转移到工业企业手中，而国家则软弱无力，虚名在外。

恰恰相反，至少目前来看任何一个现代工业社会，都需要一个更为强大、更为有力的中央政府。

大企业管理层的权力和社会公共行为必须有所限制，对大企业经理人行为进行必不可少的法治监管是彰显并护佑国家公民核心价值观的正当举措。必须密切注意，确保国家的主权地位不受大企业或大商业集团利益的侵蚀；确保它们服从于国家政策和全社会的利益。

国家和企业组织必须依据相同的理想和原则。如果企业的使命理想和价值观与国家相左，那么我们的产业社会将难以长存，不和谐只可能导致长期的摩擦与冲突。

公民需要一种代表性社会组织，它能充分实现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根基。如果作为社会企业公民，拒绝接受社会理想或不能充分地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就会失去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和凝聚力。

我们没有“科学”方法来为一个企业设定目标，这的确涉及价值问题，也是真正的政治问题。关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决策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关注的是未来，我们没有把握未来的“事实”。因此，这一点上不同企业经营方案的冲突和社会价值的冲突永远存在。

专注是企业成长的法则。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意味着管理，管理是决定性因素。

国家的企业不是在发展上落后，是在管理上落后。企业的管理层或领导者，视野开阔，以企业家的思维方式，立足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突出社会矛盾和发展中的新问题，越是能够运用社会传统、新时代国民的价值观念和信念，就越能够把握商机，取得成就，并赢得国民的尊重。

就我们国家而言，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再工业化与乡村振兴未来可期，企业管理和组织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正如当今世界若干快速发展的学科那样，领先的实践者和多数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虽趋于逐渐弥合，但速度非常缓慢。

即使企业组织中最成功的的管理者，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管理由责任而非权力所定义。

企业造就的雇员社会。雇员社会中蓝领工人的规模占比逐步缩小，成为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少数群体。知识劳动者和技术服务工作者成为新生的、持续壮大的多数群体。

管理的巨大影响在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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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企业的本质》（著作者：包政   20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新社会》、《不连续的时代》等，著作者：德鲁克（1909-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