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诬陷与抹黑，77年前延安的共产党人是这样做的_风闻

“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游而不击”、“红区是一片焦土、民不聊生、寸草不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极尽抹黑之能事，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形象，关于共产党和边区的流言满天飞。不仅如此，对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在新闻舆论上也进行着严密的封锁，使得共产党难以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边是国民党政府的谣言与信息封锁，另一边又是边区政府迅速全面的发展，种种因素使得国内外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充满好奇。在中外记者多次申请访问延安被拒绝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才勉强同意记者团前往延安，但是设置了由国民党官员带队、报道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发表等种种限制。

（1944年，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允许进入延安的代表团中仅有6名外国记者，其中还有2名是国民党精心挑选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在记者团赴延安途中，国民党不仅派出情报人员以记者身份全程监视，还在西安、潼关、陕南等地“精心安排”采访行程和内容，试图以反共宣传的洪流湮灭记者们的设想，结果手法拙劣、漏洞百出，效果适得其反。

而延安的态度与国民党完全相反。在得知记者团要来之后，中共中央表达了热切的欢迎，安排周恩来亲自主管接待工作，本着以诚相待的原则，进行精心部署，周密策划。

1944年6月9日，在多方斡旋之下，突破重重阻扰、历经20多天的跋涉之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终于抵达延安，进行参观和访问。

（1944年6月，毛泽东设宴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延安没有辜负记者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前来，共产党人以最真的诚意“敞开大门”迎接中外记者团。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多次接受了专访。毛泽东与中外记者座谈，向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国共关系、期望等问题。此外，组织中外记者实地参观了边区的机关、学校、工厂和乡村，亲历各种群众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边区。对于记者们的各种提问，共产党都会认真解答，有针对性地介绍边区经济、文教、行政等情况。

在这里，军民团结融洽、乐观积极、吃苦耐劳、斗志高昂，记者们看到了一个和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陕甘宁边区民兵）

参观团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了许多书籍、文章和报道，向世界各国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并撰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坦因著有《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冈瑟·斯坦因）

通过记者们的镜头和文字，一个全新的红色中国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改变了世界人民心中被妖魔化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的未来在共产党。

事实上，在记者团进入延安前，中共中央就一直在寻求和开辟对外传播的渠道。埃德加·斯诺就是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之后他在伦敦的《每日先驱报》，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边区建设和中共发展的报道。此后，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也先后来到延安，报道了真实丰富的延安图景。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经由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讲述的“延安故事”、“中国革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呈现在世人面前，有效打破了国内外政治阻隔与新闻封锁造成的消极“刻板印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帮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广泛理解与支持，为革命获得最终胜利争取了重要的援助力量。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我们虽不再面临舆论传播的物理封锁，但无形的封锁线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疫情期间美国推特公司就曾关闭十几万个所谓的“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传播对中国政府有利的虚假信息”的账号，更不用说此前香港暴乱时，但凡涉及谴责暴徒暴力行为，力挺香港警察的账号，大多难逃被关停的命运。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跟当年的国民党一样，想方设法掌控国际舆论、诋毁我们的国际形象，极尽抹黑妖魔化之能事。正是这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现状，导致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传播理念、传播技巧、话语体系、传播手段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存在对外传播综合实力不强、发声能力偏弱的问题，这些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掣肘。

日前，15头亚洲象组成的“野象旅行团”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日本朝日电视台、富士电视台等媒体派出在华记者团队迅速奔赴云南，跟踪报道备受瞩目的“云南北上象群”。他们对于中国对动物保护的态度印象深刻，以至于惊叹“中国落后的内地为了保护动物能动用如此大的力量”。《华盛顿邮报》、BBC主动将“一路象北”归功于中国环保的成就：“经过20年的保护，西双版纳和两个邻近地区的野生大象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00头左右。”

此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谓是“一反常态”。一方面中国在环保上作出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日本媒体在中国实地探访后作出的报道，以及网络多元信息的呈现都影响着西方的态度。据有关统计数据，此次西方报道大多引用自日本媒体和网络上的声音。

“中国，和西方世界所试图描绘的完全不一样。”印度尼西亚女孩诗法·阿德里亚娜漫游中国不少城市后发出如是感慨，她介绍中国的短视频，引来国外网友热烈追捧。

今天，置身于全媒体时代，我们有更多机会突破地理的阻隔、语言的障碍，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多元的中国。无论是此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还是印度尼西亚女孩的慨叹，都体现出传播中国声音，不仅要“自己说”，也需要“别人说”，多一些具体细节、典型事例，多一些思想交流、情感互动，善借外力，打通更多途径，使中国声音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

日前，习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在思想理念上拥有影响这个世界的力量，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得益彰。我们不仅要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更要善于讲好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的声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强化内容设置，精心设置议题，把握舆论主导权，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