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_风闻

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专门以考古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回望百年中国考古学史，虽然中国近现代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并且大部分时间内都和西方有着密切交流，但中国考古学确有一定的独特之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末期，尹达和夏鼐都曾提倡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80年代，苏秉琦认为中国考古学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体系”，表明“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俞伟超和张忠培认为这个“中国学派”的特点，第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第二是“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第三是“以揭示历史本身面貌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尽管“中国学派”的提法有可商榷之处，或者说“中国学派”正在形成当中，但1949年以后甚至百年以来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则是基本事实。我们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可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归纳为三项内容，一是中国考古学始终是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二是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三是1949年以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

一

中国考古学是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自始至终承担着强烈的历史学使命。这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定位，或者同时作为历史学、人类学和科学的考古学的定位，有着明显差别。究其原因，与中国强大的历史学传统和中国人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自信有直接关系。在清末以来中华民族备受西方列强侵凌、三皇五帝夏商周这样的古史体系深受怀疑否定的历史背景下，新诞生的考古学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自然就被赋予了重建或者复原中国上古史的重任。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也是如此。

中国考古学有着鲜明的历史学目标。在夏鼐和王仲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撰写的“考古学”条目中，对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这样的定义适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中国考古学尽管也依靠多种多样的科技手段来获取信息，也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等以寻求解释，具有浓厚的自然科学属性和交叉学科特点，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历史学问题。历史时期考古自然是这样，史前和原史时期考古也不例外。自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提出仰韶文化为“中华远古之文化”以来，几代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脉络的梳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探究，都是以解决中国上古史问题为主要目标。李济倡导“重建中国上古史”，苏秉琦提倡“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重建中国史前史”、“修国史”，都开宗明义指明考古学的历史学属性。陈星灿总结说，“中国考古学的百年使命，以古史重建为己任”。

中国考古学有结合文献记载以证史、释古的传统。文献记载直指古代社会，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的直接历史比较，其对考古材料的阐释价值远非来自人类学、民族学的间接启示可比。自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开办考古专业以来，中国大学考古学课程或讲义的编排次序，都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之后按照历史朝代接续“商周考古”或“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等，而不是接“青铜时代考古”、“铁器时代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中国考古学》多卷本也是如此。就夏商周考古来说，1928年开始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实证了晚商历史，摧毁了“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谬论。1959年以后对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偃师商城等都邑遗址的调查发掘，对夏、商、周以及先商、先周考古学文化的热烈讨论，对商汤亳都等的争论，更是将中国信史年代提前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

即便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也在与古史传说结合互证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小成绩。且不论早年徐中舒、范文澜对仰韶文化属于虞夏或者黄帝族的推想，仅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俞伟超、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先后讨论过三苗、唐尧、东夷、炎黄、虞舜等的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当中，还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了中国上古史的全局性结构，认为仰韶文化后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对应尧舜禹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进一步论述了仰韶文化前期已经属于炎黄文化的可能性，还讨论了禹征三苗、稷放丹朱等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为夏文化上限的确定增添了考古学依据。

二

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始终是中国考古学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学的主流。这里所说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具体指建立在考古类型学基础上、着眼于中国整体的长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前提，就是认为考古学文化和某些特定的人群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整体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目的是试图理清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谱系、脉络和结构。聚落考古学或者社会考古学重点在考察某个聚落或者某个区域社会的状况，长于分析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却很难宏观把握各大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很难洞悉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结构和脉络。这也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西方明显发生了由所谓物质文化史研究向社会考古的转型，而中国考古仍然执着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前叶，安特生、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尹达等对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的讨论，虽然涉及的时空范围有限，但着眼点已在探索整个中华文化的始原问题。五六十年代，随着黄河流域考古材料的急剧增多，出现了“黄河流域中心论”或者“中原中心论”。1959年，安志敏就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认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石兴邦有类似认识。1962年夏鼐也说“黄河流域是我国上古时代文明的中心”。1965年，苏秉琦更具体指出，仰韶文化时期“一方面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把原来关系比较疏远的江淮河汉之间的诸原始文化联系起来”。这些论述或许有不成熟之处，但都是对中国考古学文化整体谱系和结构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为了消解极端的中原中心论，充分认识各地区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脉络，苏秉琦等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将全国大部地区划分为六个大文化区，强调在每个文化区内划分考古学文化及地方类型，并考察这些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虽然是以分区为基础的学说，但六区的划分本身着眼全国，也关注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区系类型学说影响巨大，对迄今为止的中国考古学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主要据此基本搭建了全国范围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分期年代框架和考古学文化谱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对全国范围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张光直提出大约距今6000年以后，由于各区域文化的交流而形成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严文明提出史前中国有着“重瓣花朵式格局”，奠定了现代多民族统一中国的最早基础。两人的观点有一定区别，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文化互相“平等”，而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格局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形象表达。不过总体而言两人认识还是很相似，即都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秦汉以后“中国”或者现代中国基本格局的雏形。21世纪以后赵辉还有关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的论述。我们则进一步提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概念，论证了有中心有主体的多支一体的早期中国文化结构，梳理了其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

三

中国在1949年以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西方仅有少数学者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实践和认识、真理和谬误等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认识，关于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对从事具体的考古学研究，进行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建设，评判辨析众多的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流派，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结合，试图阐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五六十年代以后，考古界开始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1954年石兴邦受苏联考古的影响，为“探索一个氏族公社聚落的全面状况，恢复原始共产制社会的生活图景”，对西安半坡聚落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开利用聚落考古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实践。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考古研究工作，改变见物不见人的状况，并且有了“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尹达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演时还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正如夏鼐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物来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经济状态和文化面貌，以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成为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当时存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或者“以论代史”的问题，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考古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指导意义。苏秉琦倡导“建设一个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认为“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考古学基础理论出发，进行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才有可能揭开中华民族形成这个几千年来的难解之谜。

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考古学理论越来越多元化，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指导思想。西方很多考古学理论都有一定的价值，但多失之于偏颇，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辨析。夏鼐就曾指出，美国的“新考古学派”就存在将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现象有“社会的人”的因素在内，历史规律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区系类型”、“重瓣花朵式”学说等所体现的对整体与局部、主要和次要方面等辩证关系的认识，国家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方面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阶级斗争的作用等的认识，也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苏秉琦就曾明确表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苏秉琦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进理论，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续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实践。中国考古学特别重视从考古材料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始终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会有更多重大考古发现，会更加“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会更强化多学科合作，会有更宏大清晰的国际视野，会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无论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仍然应当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