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平|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进展与问题_风闻

摘要：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不断增多。从最早人类与文化的出现 、莫维斯线的讨论，到现代人起源与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等课题研究都有重要进展 。但与中国北方及旧大陆西侧的研究相比，仍有待努力，须对上述课题进行更深入探讨，全面复原中国南方早期人类与社会发展史。

一、引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的抢救性发掘与学术目标明确的主动性旧石器考古项目的完成，中国南方及周边地区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及初步研究成果。然而与旧大陆西侧和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研究的进展相比，中国南方及南邻的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进展仍较滞后。由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条件的影响，在中国南方早期人类的文化遗存更难保存，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也面临更多困难。除了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中国南方及邻近的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又都是开展考古研究工作的历史相对短暂，专业考古学者人数也较有限。已有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与中国北方及旧大陆其他地区相比还较薄弱。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则更少，存在着长时段、大面积的空白。虽然近年来华南地区更新世人类与文化的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重要发现，但仍缺乏清晰的区域性旧石器文化发展框架与古人类演化序列。研究者对该地区史前考古很多问题认识存在着的严重歧见，对本区最早人类与文化的出现与发展，现代人与农业起源的时间、来源与发展路径等诸多史前考古重要课题，更缺乏共识。因此，本文拟对中国南方及邻近地区近些年来的旧石器考古进展与问题进行梳理，希望能够对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影响当前发展的主要问题有所认识，引起在本区工作的旧石器考古同行的关注，并携手继续努力。

二、最早人类与文化的发现及问题

早期人类起源问题是学术界与一般公众都关心的重大课题。已有的考古学、古人类学、遗传学等研究，以及与人类遗传关系最近的现生灵长类的地理分布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指向非洲是最早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的起源地。近些年来在亚洲西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附近的德马尼斯遗址发现古人类化石、石制品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等显示，早期人类至少在距今180万年左右已经离开非洲故乡，踏足欧亚大陆。东亚地区与德马尼斯遗址相近，同处北纬40度线附近的华北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也展示出该地区古人类活动遗迹可以追溯的距今160多万年甚至更早。对陕西蓝田公王岭直立人化石产地地层年代的重新测定，以及与其相邻的上陈地点距今210—130万年石制品的新发现，也都提供了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到达东亚地区的新证据。

与北纬40度左右的亚洲中纬度地区相比，地处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是地理纬度更低的亚热带至热带地区，有着更好的湿热条件，自然生态条件总体上更接近早期人类的非洲故乡。东南亚地区早在19世纪末，最初开始寻找早期人类祖先之际，就受到古人类研究者的青睐，并且成为最早发现直立人化石的之地。如地处赤道附近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从1892年起，就陆续发现数量较多的直立人化石标本。根据近些年来的年代学研究，这些直立人化石中年龄最早者，在约为距今180万年左右，可能是深海氧同位素的58、60或62阶段这几个冷期的海平面下降之际，到达这些目前远离东南亚大陆的海岛。在该地区从印尼爪哇岛等岛屿区一直到东南亚大陆，这些邻近赤道的低纬热带地区，也曾发现过早期的石制品。但遗憾的是，由于热带地区早期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的保存条件所限，以及在该地区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困难，到目前还很少发现有如非洲东部热带干草原地区，或者亚洲中纬度森林草原地带那样地层关系清楚、文化遗迹与遗物丰富的早更新世人类居住活动遗址。甚至到现在，除了印尼爪哇地区发现较丰富的早期直立人化石外，连与这些早期人类有明确共存关系的石制品等还很难见到。早更新世的石器工业面貌仍不清楚。

与东南亚地区相比，中国南方近半个世纪多世纪以来，也有多处含有早期人科成员化石与石制品的新发现。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先后在云南元谋的上那蚌、湖北建始龙骨洞等发现直立人或早期人科成员的牙齿化石及石制品等。80年代末到90年代，又有重庆巫山龙骨坡与安徽繁昌人字洞的早期人科成员化石或石制品等新发现。元谋人化石材料是1965年地质学者在元谋盆地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的两枚直立人牙齿。随后的大规模发掘又在发现人牙附近的地层中出土的几件石英岩加工的刮削器类，以及地表发现零星石核、石片和尖状器等。遗憾的是尽管该地点经过多次发掘，却一直没有更多发现。对元谋人化石出土层位的时代，也有不同意见，一是根据古地磁研究结果认定为距今170万年；另有对元谋盆地内第四纪地层综合研究结果，则认为应属于中更新世，为距今60—50万年。

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的早期人科成员化石开始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发现4枚形体较大的牙齿，被分类为“南方古猿类”。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研究则认为其应属于“早期直立人”。90年代后期至2000年初期对龙骨洞的新发掘，再有3枚牙齿化石出土，同时还发现燧石原料石制品。对龙骨洞牙齿化石的再研究，有学者认为与亚洲早、中更新世同类牙齿无明显区别，仍属于早期直立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可能与“魁人”有关。从南方古猿到直立人，再到“魁人”，说明龙骨洞乃至这一阶段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地区人类演化历史的复杂性。龙骨洞新发现的石制品也有待深入研究之处。虽然该洞附近的燧石原料很适合打制石器，但多体积较小。且无论是有打击痕迹者，或未经打击的原料，多带有很严重的磨蚀痕迹。可分类为刮削器等工具，或石核、石片等初级产品，体积亦均很小，甚至以现代人使用工具的能力来看，用手捏握仍不太容易。按照该遗址综合研究结果，人化石与石制品的时代应为距今200万年左右。这样古老时代的人类，能够使用如此小型工具，其用途或者是当时人手的灵活性，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人类化石分类属性有所争议的发现，并不仅建始龙骨洞一处。从建始沿长江上行不远处的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发现的人科成员化石，在最初发现到后来研究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从直立人到人属未定种，再又被认定为禄丰古猿。不过该遗址经前后几次发掘，出土石制品的数量则较多，人工特征也较清楚。按照这个遗址综合研究成果，其绝对年代也当为距今200万年前后。排除下颌骨属于人类之后，这些石器的主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认。

综上所述，与非洲、西亚及中国北方地区保存较好、人类活动遗物遗迹清楚的早更新世遗址相比，无论是华南还是东南亚地区同期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物、遗迹都明显不足。虽然东南亚早更新世人类化石的直立人属性已经比较清楚，但这些早期人类所使用的工具，特别是能够确切反映当时人类活动与行为特点的遗物遗迹尚很难见到。同一阶段的中国南方，虽然近年来考古工作进展较快，已有多处发现，但如前所述，除多处人化石的分类属性尚存在有争论，或已被否定，人工性质清楚的石制品，以及与人类活动确切相关的其他遗物遗迹，也还有待进一步工作。这些都是探讨早更新世阶段，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及邻近的东南亚地区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等亟待展开工作的重要课题。

三、阿舍利技术的年代与来源

本区有关阿舍利技术问题的讨论可谓是旷日持久。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莫维斯教授，就指出阿舍利手斧在东南亚与东亚地区的稀缺性，并由此提出两个文化圈假说，即旧大陆西方的手斧文化圈与东方的砍砸器文化圈，成为长久争论不息的“莫维斯线”问题的由来。20世纪的70、80年代，随着手斧等阿舍利技术产品相继在中国南方的汉中与百色盆地，乃至到朝鲜半岛的全谷里等地的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莫维斯线”，以及东西方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与文化交流等问题，相关讨论也一直持续进行。

随着考古资料积累，近年来对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阿舍利或手斧问题的认识亦不断深入。首先是中国南方的发现显示，以南岭为界，南北两侧的含手斧类早期旧石器文化遗存，无论是石器形制、类型或加工技术，都呈现出较大区别。南岭以北的手斧形态多呈现有较锐尖部，且进行通体修理；器身从尖到底部均较对称薄长。如果再细分，从长江中游、汉水流域到更北的环秦岭地区，还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南岭以南的手斧，则更多见较圆钝的尖部，或呈舌形，加工主要集中在尖部以及与尖部相连的两侧；底部或称尾部则多保留较厚重的砾石原形。这类阿舍利技术产品从分布的地域来看，除中国岭南百色盆地及两广其他地区多有发现，向南由越南北部、中部到马来西亚等地，甚至菲律宾吕宋岛上亦均可见到。

随着中国南方阿舍利技术遗存的年代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南岭以北的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丹江口库区周边以及再向西、北的环秦岭地区，含手斧的旧石器遗存的时代更为清晰。其中，发现手斧等阿舍利技术最丰富、最典型的环秦岭地区的工作尤为系统，已发表的成果也更引人关注訛。新测年数据显示，从秦岭主峰南侧的洛南盆地到北侧的蓝田公王岭遗址周边，大量带有阿舍利技术因素的旧石器遗存，皆出自属于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中期的地层，绝对年代集中在距今25—5万年之间，尤其是时代越晚，遗址的数量越多，出土的石制品数量也越丰富。类似的情况在长江中游洞庭湖盆地及周边地区也有发现，如近几年新发现的常德赤山岛等，属于中更新世早、中期或更早期阶段的发现，石器组合只有砍砸器等石核-石片简单技术产品；到中更新世晚期距今30万年前后，才逐渐有手斧等阿舍利技术产品的出现并流行。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丹江库区周围的发现。进入新世纪前后，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丹江库区及周边曾开展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其中有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阿舍利技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这些旧石器遗址发掘资料已经陆续发表。遗憾的是大部分遗址的时代，主要是依靠所处地貌部位与地层堆积岩性等特点所推断，仅少数发表有光释光、ESR或古地磁方法测定的年代数据。如位于2级阶地的郧县滴水岩及后房遗址，其测年数据与前述环秦岭地区一致，也属于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中期。但相距不远处双树遗址的ESR年龄则可早到距今60万年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发掘与综合研究的郧县人遗址，也有更早的年代数据，郧县人化石及共生的石制品古地磁年龄为距今80多万年，但ESR年代数据为距今50多万年。还有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是与人化石共存的石制品组合，主要是砍砸器等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手镐或手斧等带有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制品，则是靠堆积顶部堆积的采集品。这种情况说明，丹江库区及附近的阿舍利技术出现的时代可能也较晚。

自20世纪80年代初百色盆地石制品发现，特别是其与阿舍利相近的两面加工技术受到关注之后，这些石制品的时代更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焦点。90年代至2000年，研究者根据百色石制品的形态与技术特点、出土地层的地质时代，特别是与石制品共存的玻璃陨石的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提出百色阿舍利技术的时代为距今80万年前后的认识輦。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百色盆地高速公路等基建工程的大规模进行，配合工程的抢救性发掘发现数量更多的旧石器遗存，并在多处遗址发现原生地层中手斧与玻璃陨石共存的证据。不过由于早期发现的手斧等石制品主要是来自地表采集等因素，所以对其确切时代认识一直有讨论。虽然后来经过正式发掘发现有手斧与玻璃陨石共存的地层关系，但由于在时代较晚，特别是与陶片等晚期遗物共存玻璃陨石的情况也屡有发现，因此直到目前仍不能完全平息对百色阿舍利技术实际年代的争论。

与百色盆地旧石器类似的情况，如主要来自地表采集、也可以发现与玻璃陨石等共生等情况，在越南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区也都有发现。尤其是岭南与东南亚地区阿舍利技术产品在形态与技术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关于它们确切年代的讨论，也都面临与百色旧石器的同样境况，成为困扰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者的共同难题。与年代问题相关联的还有这些阿舍利技术的来源，究竟是直接来自旧大陆西侧的阿舍利人群迁徙或技术扩散，抑或是由于生态适应等产生的趋同现象，也一直是学者们不断讨论的焦点。这些争论仍然是当前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现代人起源的考古学证据与阐释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人晚近走出非洲或称夏娃理论提出以来，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就一直是研究者探讨亚洲东部乃至澳洲与美洲现代人起源的关键地区。根据遗传学的研究，现代人走出非洲经过西亚的十字路口后，向东扩散的最便捷之路，即是沿南亚至东南亚的海岸及沿岸陆架地带形成的“海岸高速路”一直向东，首先到达东南亚大陆及中国南方地区，再由此向北至东亚、东北亚及美洲；向东南则通过东南亚岛屿区再进入澳洲及太平洋岛屿。中国遗传学者根据Y染色体等证据，也支持上述假说。

与遗传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左，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证据则显示，华南具有现代人形态特征的早期人类化石的发现，明显早于晚近走出非洲说所论定的时间与路线。2009年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的人类下颌骨化石，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1万年左右，已经具有很清楚的早期现代人的形态特征輨輮訛。2015年前后，在湖南道县福岩洞穴内发掘出土的47枚现代人牙齿化石，进一步证明，早期现代人在该地区出现的时间可能不晚于距今8万年。这些出自中国南方的现代人化石时代明显早于北方地区。研究者认为，这些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形态特征，也表现出与本地区更古老人类化石有更密切的联系，说明应是以本地区的连续演化为主，而不是来自非洲。

无论是遗传学者的晚近走出非洲说，或是古人类学者根据化石形态提出具有解剖学意义的现代人应首先出现在中国南方，两者都说明中国南方对于中国以及亚洲东部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相较于遗传学根据现代人遗传学证据的推论和古人类化石的稀缺性，该地区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材料，为检验上述两种假说提供了更丰富、更直接的证据。早在21世纪之初，即有学者探讨旧石器文化与现代人出现的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关于行为现代性或复杂化等与现代人起源与发展的相关成果不断问世。近年来，通过莫斯特与石叶技术的传播路径来追踪现代人扩散的北线已经取得更清楚的认识。相较于已有的研究，对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材料与现代人出现与扩散的相关性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展开。

对中国南方古人类演化与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李炎贤先生针对华南旧石器形态特征变化不明显，难以用其作为讨论时代与分期的标志，因而提出以人类化石体质特征变化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划分界限的依据。在讨论云南呈贡龙潭山2号洞的发现时，邱中郎先生等则明确指出该遗址的陡刃边刮器与基纳型莫斯特技术的相似性，以及牙齿化石带有早期智人形态特征。关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现是否存在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即石器技术模式3的讨论，在1990年代贵州盘县大洞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之际即已展开。最近关于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是否存在勒瓦娄哇技术的讨论，也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话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南方开始发现更多与莫斯特技术相关的旧石器遗存，如云南富源大河遗址带有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特点的石制品、骨角制品及石铺地面等。还有近年来刚发表的云南鹤庆天华洞遗址，以及本专栏同时刊载的鹤庆龙潭遗址等，皆有很清楚的盘状石核、基纳型的陡刃边刮器等类莫斯特技术特点的发现。后两者发现带有莫斯特技术特点的石制品数量丰富，形态稳定，显然不太可能是偶然出现。其较系统的年代研究结果应显示属于晚更新世较早阶段，与该地区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相近，也暗示两者之间当有相关性。

与西南地区旧石器发现相比，南方东部的石器技术发展则表现出更多与本区石器工业传统的联系，如在福建三明发现的距今20万年左右的万寿岩灵峰洞石器组合，虽然仍保留着浓郁的华南砾石工业风格，但更多石片毛坯工具的出现则展示出清楚的石片化趋势。这种趋势在时代相近及更晚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澧水流域更为明显。近年来的大量发掘与综合研究说明，自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到晚更新世早中期，砾石工业朝向石片石器发展的趋势尤为显著。澧水流域这一阶段的石制品，石片以及用石片毛坯加工的工具数量与比例迅速增高，用石片加工的小型刮削器与尖状器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修形加工的砾石工具则逐渐减少。剥片技术也明显改善，盘状石核以及固定台面同向剥片石核的数量剧增，导致较规整的三角形或薄长石片的大量出现。但与西南地区相比，本区尚不见与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相关的石制品出现与流行。

与华南与西南地区石器技术发展所展现的差异性相比，两区在骨角器等新技术的应用开始的时间与加工风格等方面却较为一致。在距今4万年左右，两区相继开始出现骨角质的工具，如东南地区有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遗址、广西桂林宝积岩、江西万年吊桶环等，西南地区的贵州桐梓马鞍山、贵阳打儿窝与毕节老鸦洞等均有发现。这些新出现的骨角器，主要是采用动物长骨或鹿角为坯材打制成型或直接磨制加工，缺少旧大陆西侧的开槽制坯等预制环节，代表着不同的技术理念或传统。还有赤铁矿等反映象征性为的遗存，在两区也都陆续发现。这些都记录了现代行为或行为复杂化在本区出现的历史与发展过程。

尽管中国南方具有明确早期现代人特征的人化石出现更早，反映现代行为或行为复杂化的骨角质工具及赤铁矿等遗存也较多，时代也较早，但与北方地区相比，具有明确外来技术特点的旧石器组合，却很少见到，亦存在较多的争论。在北方地区，如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金斯泰、新疆吉木乃通天洞的勒瓦娄哇-莫斯特石器工业、宁夏灵武水洞沟第一地点的IUP石叶技术等出现，明显是不同人群或技术传统沿欧亚大陆草原带的快速迁徙扩散所致，确切证明现代人扩散北线存在。而就目前中国南方东西两区的早期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材料来看，则很难找到外来人群或文化突然到来并发生替代的确切证据。少量的莫斯特文化或技术因素的发现，也尚难用以确证现代人扩散“南线”的存在。这些问题的继续探讨，发现更多更确切关于华南现代人来源的新证据，也仍是本区面临的紧迫课题与亟待开展的工作。

五、和平文化与华南晚更新世石器技术传统

和平文化(Hoabinhian)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于越南北部和平省及附近地区，其标志性的石制品为苏门答腊器(Sumatralith)与短斧等。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中，对和平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不断讨论与变化。但时至今日，不同研究者对和平文化的理解仍有很大差异。不过工作在和平文化早期发现地的越南学者，还是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但对其流行时代的认识，已从原来的中石器时代，延伸到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关于这个文化的来源，越南学者则将其追溯到同样发现于越南北部的旧石器晚期山韦文化(SonVi)。近年来，这一认识已得到越来越多有明确地层关系的考古发现的支持。随着类似和平文化的史前文化遗存发现的增多，分布时空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越南北部扩大到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大陆，在岛屿区的印尼、菲律宾也有发现。更多东南亚史前考古研究者围绕其展开更广泛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对和平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典型的考古学文化到技术复合体与石器工业传统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之后，又有学者尝试应用功能-技术分析方法，复原石器生产操作链，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和平文化，并讨论到华南地区类似的发现。尤其是和平文化的文化特点及其时代，更受到邻近典型和平文化分布区的岭南地区考古工作者的关注。近年来有更多研究者参与对和平文化及相关发现的研究，如海南三亚落笔洞等材料的个案分析，以及《越南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等专著中对和平文化的专门讨论。尤为重要的是云南沧源硝洞遗址的新发现，更是中国境内首次系统报道有明确和平文化的发现，其距今4.3万年左右的年代测定结果，则展示出中国西南地区有可能是和平文化的起源地。

无论是将和平文化视作为具体的考古学文化或是石器工业类型，这种在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期甚至更晚，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大陆、邻近的岛屿区，甚至到南亚的尼泊尔等地的史前文化遗存，都应该是现代人在该地区出现之后，在经历不断发展，从狩猎采集者逐渐过渡到农业人群的历史见证。如前所述，与东南亚紧密相连、同属亚洲季风区地理单元的中国南方，无疑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包括上述已有的研究，对和平文化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关系讨论还十分有限。虽然含有典型苏门答腊器等典型和平文化遗物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在华南地区还没有太多的报道，但在已经发掘或调查发现的考古材料中，类似的石器类型并不难见到。尤其是以操作链视角观察，从岭南到云贵高原南部地区，皆有类似和平文化的分布，如广西西北驮娘江流域的调查、以及贵州兴义猫猫洞等遗址的发掘资料中都可见到。

至于早于和平文化的山韦文化或工业的发现，在华南地区则有更典型的发现与更广泛的分布。从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封开黄岩洞发现的“黄岩洞式石器”，到近年来发掘的英德青塘黄门岩遗址的陡刃砍砸器，从加工技术到形态特征，皆与山韦文化的典型石器，边刃与端刃的陡刃砍砸器一致。类似的陡刃端刃或边刃砍砸器在广西各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也有很多发现。翻过南岭到湘西的怀化地区，还有更多沿沅水及其支流阶地上露天遗址的发现，被袁家荣先生命名为“潕水类型”的砾石工业，无论是砍砸器的加工技术与形态，皆与前者没有区别，展现出密切的文化关系或技术传统。后者虽尚无绝对年代测定数据，但据区域第四纪地层与古生物等研究结果，当归入晚更新世或更早，因而可能是岭南及东南亚地区同类发现的源头。

在华南地区特别是环南岭地区的晚更新世晚期至更早的考古遗存中，除石器技术展示出更早的特点外，近年来陶器技术也可以追溯的距今2万年前后，具有明确蹲踞葬式的墓葬也早于东南亚地区的同类发现。根据该地区人类体质特征的研究，古人类学者提出华南-东南亚地区狩猎采集至早期农业人群的“二层结构”认识。尤其是新近的古DNA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全新世早期甚至晚更新世末的人群，也呈现由北向南的迁徙扩散趋势，更可能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遗憾的是，体质人类学与遗传学的研究尚未涉及更早的发现，也没有与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材料做综合研究与考虑，使得该地区从现代人出现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尚缺少全面的讨论研究。对华南及邻近的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展开系统的多学科与跨地区的综合研究，也已成为该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六、结语

中国南方及邻近地区位于亚洲东南部季风区，同属亚热带至热带的自然地理环境。由于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及一系列南北流向的大江大河等障碍，将该地区与旧大陆西方阻隔成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在更新世全球性气候变迁格局影响下，该地区的早期人类更要面对着与旧大陆西侧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采取迥然有别的适应策略，也留下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年来积累的大量旧石器资料也已显示，从早更新世开始，该地区即开始有直立人生存繁衍。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与埋藏条件等因素制约，该地区早期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还很有限，相关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中更新世之后的发现逐渐丰富，但困扰该地区史前学者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莫维斯线问题，即阿舍利技术的时代及来源问题，仍未定论，尚需要进一步工作。近30年来关于现代人起源与迁徙扩散的讨论，尤其是现代人扩散南线问题的讨论，更使得中国南方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到晚更新世较晚阶段，以砾石石器定型化、骨角器的广泛使用以及陶器的出现等大量人类行为复杂化现象的涌现，标志着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这些发现与变化特点明显早于南邻的东南亚地区流行的和平文化，也迥然有别于旧大陆西侧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对华南晚更新世以来旧石器文化发展道路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厘清该地区石器技术传统与和平文化的关系，已成为探索现代人在亚洲东部出现与发展，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和农业起源等史前考古重大课题的关键与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