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吃了十几年，身边癌症患者增多，是不是巧合？_风闻

希望挺转人士认真回答。

转基因生物-你需要知道的事实

作者

By Jonathan R. Latham, PhD

我学的专业是生物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我专注于转基因生物（GMO)的研究，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部分内容。在植物里我们打入外源生物如病毒和细菌的基因片段。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留意转基因生物对人体和环境的可能影响。一个原因是当年我非常年轻，在生物和科研的复杂世界里非常自信。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很难想象手中的转基因植物会被种植和吃掉。当时所有的转基因生物都仅限于科研。

然而慢慢的，某些公司想法不一样这个事实日渐清晰。我的一些老同事跟我一样担忧。我们一样认为商业兴趣远远跑到了科学所知的前头。我倾听着，我没有反对。今天，二十多年过去，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大豆，玉米，木瓜，油菜花和棉花被世界各地用于商业种植。

根据你所在的国家不同，转基因食物可能以未标示的形式默默不同程度的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工业制品很可能包含转基因植物成分，比如玉米和大豆。不少植物仍是非准基因的，包括稻米，小麦，大麦，燕麦，葡萄，豆类等。肉食者摄入转基因食品的方式不一样。在养殖业并无转基因动物（虽然转基因三文鱼从1993年就开始等待FDA的通过）。然而动物饲料，特别是在养殖农场，非常可能大量用转基因玉米和大豆饲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标示转基因和评估潜在危险就更加复杂了。

现在我作为一个更加有经验的科学家，更加相信，转基因生物远远跑在我们对它的风险认知的前面。我持这种看法的理由很简单。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现在更加认识到生物体的复杂性，和它身上带来好处和坏处的潜力。对于科学这种手段能对这个复杂多样的自然界获得只鳞片甲的能力，我变的越来越谦卑。废话不说了，总之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知之甚少。

对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的错误做法

我对转基因生物的担忧“仅仅”是现实上的。我阅读了大量转基因风险评估报告，包括一些各国政府用来“证明”它们安全性的文件。尽管这些文章又长又复杂，它们的长篇累牍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们主要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而且，实验常常是非常不充足以及马虎操作，实验对照往往缺失，实验步骤和实验试剂交代不清，实验结果常常不明确或者无意义。

结果就是，政府的审核人员常常听信于申请人的一面之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本的科研错误，比如申请人通常忽略或者直接删掉明显的警告比如实验带来的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转基因生物的危险

对风险评估报告质量和严整行的严重质疑暂且放一边，我要提出对转基因生物的特定的科学上的担忧，针对特定的转基因和性状。

很多转基因植物被基因改造成含有自己的杀虫剂基因。这些转基因生物包括玉米，棉花和大豆。它们被称为Bt植物。这个名称来自于它们被嵌入的取自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片段，它会表达出（译者注：即最后生成）一种有毒蛋白（有些时候称为Cry毒素。

很多Bt植物是基因叠加改造的，这意味着它们具有这些Cry毒素叠加。制造者认为每一种这种Cry毒素只针对某种特定的昆虫，对人体安全无毒。然而，有很多理由去质疑这种所谓的特定性和安全性。一个担忧的原因是苏云金芽孢杆菌和著名的炭疽杆菌（炭疽芽孢杆菌）难以区分。另外一个原因是Bt杀虫蛋白和蓖麻毒素结构具有相似性。蓖麻毒素是一种著名的危险植物毒素，微小剂量曾在1978年用于刺杀保加利亚作家和叛逃者 Geogi Markov[1]。第三个原因是Bt蛋白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Vachon等，2012）。一份公道的风险评估前提条件是对每个转基因蛋白作用机制的充分了解，这样才能设计出合适的实验模型来肯定或者否定它的安全性。所有这些又是非常棘手的，因为某些Cry蛋白对单个分离人体细胞有毒（Miznki等，1999）。

第二个担忧来自转基因生物通常对除草剂具有抗药性。这会引诱农民大量喷洒除草剂，事实上大多数农民正在这样做。最近研究表明，今天市面上的商业大豆通常含有大量的除草剂Roundup(草甘膦），它的制造者孟山都，曾被形容为“过分”（BOhn等，2014）。

草甘膦最近新闻报道被世界卫生组织不再列为相对无害的化学物。其它运用在转基因作物上的除草剂同样令人担忧。草胺膦（膦丝菌素，由拜耳制造）的除草功效来自抑制植物酶谷氨酰胺合成酶。这种无处不在的酶也存在于真菌，细菌和动物中。所以，草胺膦对大多数生物体是有毒的。

草胺膦在自然状态下不易降解，且是哺乳动物的神经毒素（Lantz等，2014）。因此草胺膦只是名称上的“除草剂”。即便是正常的农业生产中，它的使用也是有毒的。在转基因作物中情况更糟糕。草甘膦喷洒在作物上，它的生物降解被转基因阻断，而且稍微被改变了一下化学分子式，这就是转基因作物抗药性的机理。但是当你进食拜耳的含有抗草胺膦转基因玉米或者菜籽油的几周或者几个月后，这些轻微被修饰过的草胺膦仍然滞留在你身体内（Droge等，1992）。即使如此，在对抗药性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估报告里这些危害是被忽视的。

另外一个担忧的原因是大多数转基因作物含有一种叫做花椰菜花叶病毒（CaMV)基因启动子片段（或者含有类似玄参花叶病毒 FMV的启动子片段。两年前，欧盟转基因生物安全机构（EFSA）发现，在过去近二十年里，他们错误认为这两个基因片段并不产生任何蛋白。事实上，这两个启动子编译一个多功能小病毒蛋白的大部分蛋白，此病毒蛋白可以使所有正常基因蛋白表达发生错误，以及关闭对抗病原体的关键的植物防御系统。EFSA试图掩盖这个发现。对他们不幸的是，我们在一个不起眼的科学杂志里发现了他们的研究结果[2]。这件事导致了EFSA和其他监察员被迫向公众解释为何失察消费者进食未经测试的病毒蛋白。

关于转基因生物的科学担忧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最近市面新出现的转基因作物如含有双链RNA（dsRNA)的转基因生物，它们有更大的潜在风险（Latham 和 Wilson,2015)。

转基因生物的真正目的

科学性并不是转基因生物唯一需要被审视的领域。转基因作物的商业用途并不是去解决饥饿问题或者改善农业。而是，它的存在是为了获取种子和植物繁殖的知识产权（比如专利），以便于使农业生产转向他们获利的方向。这种转向的代价是由农民，消费者和自然界去付出的。

举例说，美国农民自从引进转基因作物后，种子成本几乎翻了两翻，种子的选择范围也大大缩小。跟转基因抗争的重要性并不局限，转基因影响我们每个人。

不管怎样，某些特定的科学上的问题是辩论的关键。我离开科学界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因为科学家在做研究的同时，不能提出对公众负责的坦率的质疑。我认为公众作为最后的买单者和风险承受者，是拥有质疑的权利。

批评科学和科学技术现在仍然是困难的。虽然很多学者受益于工作任期和薪水，对科学的怀疑态度是缺乏的。这是为什么转基因生物的风险评估会短路，为什么公众的担忧会扩大。直到被破坏的科学态度得到纠正，公众有权质问为什么转基因生物从实验室跑了出去。（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