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之二：谁来养老_风闻

七普引发了一个已经热议许久的问题：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谁来养老？

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中国现在的平均寿命已达77.3岁，与1949年的43岁不可相提并论，但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平均寿命最高的是日本，达到84.3岁，美国也有78.5岁，中国位居第48名，排在中国前面依次增高的是泰国、古巴、约旦、阿尔巴尼亚、斯洛伐克。必须说，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这也使得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据报道，模型预测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会翻番，达到35-36%的水平。现在每4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个老人，2035年以后降低到2个，2050年可能只有1.5个。

但养老不能只把老人看作依靠抚养的负担。

中国现行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中国现在的平均寿命已达77.3岁，细分的话，男性74.7岁，女性80.5岁，女性更长寿。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数据，中国人的平均健康寿命为68.5岁，其中男性67.2岁，女性70岁。也就是说，在平均健康寿命之前，人口主体是保持基本健康和一定的劳动能力的。也就是说，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是完全可行的。这不等于一定要工作到65岁才退休，可以从55岁开始就有最低退休金，但要到65岁退休才能拿全额退休金。这在西方是很普遍的做法，只不过一般在60-62岁就拿全额退休金了。延长工作年限不仅增加高收入的年份，越晚退休，一般最高收入也越高，对退休金的计算是有利的。另一个做法是在62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但62岁以上法定容许60%时间工作，容许半天工作，也可以增加无薪留职假期，有利于在退休前过渡一段时间，对公司和个人都有利。

老人作为抚养的负担是以老人失去劳动能力作为前提的。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年代，人到了60岁，确实是干不动了，甚至没到60岁就干不动了。但在脑力劳动时代，60岁还感觉“还可以再干几年”的人很多，尤其是工作出色的。干不动的很多是心累了，而不是体力累了、脑子累了。事实上，心累的大多不是到60岁才心累的，而是早就心累了。他们只是在强迫自己继续工作，撑到60岁。他们到底是不是可以作为干不动了而“成为负担”的，都不好说了。

有退休金的人士也不能作为抚养负担看待。退休金不比工作年代的工薪，靠退休金更是不可能发财的，但衣食无忧还是做得到的。退休金也不是养家的，靠退休金负担下一代甚至隔代的生活，这不是退休金的本意。在欧美国家，退休金经常在最高工薪的30-40%水平，大大低于国内的水平，就是因为退休金不是给你维持原来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只是确保你不至于成为依靠抚养的对象。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必须通过退休前的积蓄来补充。退休后享受黄金年华是奢侈，而不是权力。有条件到处旅游、到处吃喝尽管做，没条件、做不到也不是抱怨的理由。

另一方面，退休金需要改革。现行退休金体制在老龄化的重压下，确实有难以为继的问题，国家大包大揽也有不可接受的风险的问题。

在西方，退休金有两种方式：Defined Benefits和Defined Contribution。前者与中国体系相似，在工作期间，根据工薪、工作年限由公司拨出退休金，有专职的退休基金负责投资，与公司的运作相独立，避免受到公司盈亏的影响。退休后，退休金按照某种计算方式，由退休基金支付。西方投资领域里各大退休基金就是这样的组织，资金庞大，但投资比较稳妥，以保值为主要投资走向。

Defined Contribution反过来，在工作期间，根据工薪、工作年限，公司直接把退休金发到本人，但必须投入指定的退休基金管理，本人有有限的投资选择，但不能提前取出来自用，以确保退休后的收入来源。

Defined Benefit和Defined Contribution各有好坏，大趋势是Defined Contribution成为主流，这里有几个原因：

1、 西方经济早已过了稳定增长的时代了，退休基金一般来说管理有方，但几次经济危机都出现股市“脱底”的问题，导致退休基金破产。这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把风险转嫁到个人是大公司避险的自然思路。

2、 Defined Benefit容许公司在盈亏时在一定范围内过量或者欠量投入退休基金，很多公司利用这个漏洞，长期欠量，结果经济危机一来，破产了，退休基金也只有跟着破产，造成很大的问题。Defined Contribution当年就拨出足量的退休金，不存在过量和欠量的问题，避免了退休基金破产的风险。

3、 Defined Benefit模式对长期员工比较合适，在员工“跳槽”越来越频繁的时代就太僵化了。每次员工跳槽，都要与退休基金结算，把余额兑现，自己管理。到了新地方，要从新起算。Defined Contribution则不同，反正自己管理，跳槽的时候带到新地方，接着积累就是了。

按照支付方式，有按月支付，直到领取人去世（有的可在领取人去世后由配偶继续按一定比例领取，直到去世），也有一次性结算，以后统统由本人管理。前者有稳定的退休后收入来源，财务上比较容易管理，退休金也根据通胀会有所调整。后者财责自付，但避免了领取人早早去世可能导致的损失，不过也要承受一次性支付的税务负担，征税是按照当年收入计算的，这样大额的款项直接就进入最高税率了。

不管是Defined Benefit还是Defined Contribution，退休金与发薪单位剥离十分重要。这不仅降低企事业的长期负担、通胀风险、利率风险，也降低受益人的风险，在总体上降低社会的风险。

独立的退休基金也是投资市场的主力。有规范的大户入场作为镇海神针，兴风作浪的大鳄就要收敛一点了，这对规范金融市场也有正面作用。退休基金的本钱根本不是一般大鳄能相比的。

有房产的退休人也不能作为抚养负担看待。很多退休人在健康的年代能依靠退休金周转，但一旦到了进养老院的时候，退休金就不够用了。问题是房产也是退休人的财产，以“总是要留点东西给下一代”为名拒绝卖掉已经不住的房产，而以退休金不够养老院费用为由要求负担由国家承担，这是说不过去的。

卖房养老或许还难以接受，但逆按揭是值得考虑的。这是把房贷反过来，化零存整取为整存零取，把房产作价盘给金融机构，以规定多少年为期，金融机构按月付按揭给业主。期满后，房产归金融机构，在付揭期间，业主享受房产变现的资金回流。

金融机构当然也有破产断供的风险，那时就是业主收回房产，按照已经支付的年限和剩余欠款与金融机构结算，将房产折现，多退少补。

实上，现在这一代老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老人。他们很多人得益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和财富的积累，不仅有退休金，还积累了远远超过养老需要的财富。这个趋势不是在弱化，而是在继续。所以简单地以劳动年龄人口与老人的比例降低为由，认定未来的养老是不可承受之重，这是片面的。

不过这都是以老人自我养老为前提的，必须要解决啃老问题，才谈得上自我养老。啃老有很多种，年轻轻的不工作，反而啃老，这是令人不齿的，必须受到谴责。年轻轻生活负担太大，需要老人补贴，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这要看两方面：

1、 降低年轻一代的生活期望，避免啃老

2、 要啃老，就必须养老

这两方面解决了，老一代和年轻人之间愿意啃和被啃，就是私人的事了。底线是不能一面啃老，一面把养老推作社会问题。

当然，这只是解决了养老的财政问题，还有养老的人力资源问题。

传统养老是家庭为单位的，子孙代照顾老人。这当然有很多亲情的好处，在历史上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但这样一对一、多对一的养老也是很低效的，最终必须走上机构养老的路子，也就是各种养老院。

在养老院里，一个员工可以照顾多个老人，效率高多了。集中运作的养老院也有条件引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各种机器人、床头视听通信装置可以大大提高看护效率，老人之间也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聚集或者床头视听通信形成自己的社交圈子，与家人的远程通信更是不成问题。

养老院也不必千篇一律的“全托”。有些身体状况尚好的老人，可以只在白天送过来、晚上回家睡觉，就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这样在降低工作年龄的年轻人的照看负担的同时，还有利于与家人保持亲情。到需要日夜护理的时候，再“转正”成“全托”。

健康寿命延长了，但低技能的退休人员未必有机会延长就业期限，可从事养老工作，延长工作年限，补充收入。这不仅解放了低年龄的劳动力，从业人员与养护对象年龄相差较小，经历接近，可能反而更加有利。这在人力资源上也是吻合的，“跨退休年龄”的劳动力正好与老龄化水涨船高。到他们自己也需要“全托”养老的时候，正好就地转换。这样的期望也有利于员工与养护对象形成共情，养老院也正是最需要共情的地方。

这里主要针对城市养老，农村养老是不同的问题。在现有收入和养老结构下，农村养老确实是个大问题。农村年轻人大批进城，留守老人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要务农，有时还要帮着带留守儿童，在失去劳动和自理能力的时候，会是很大的问题。这只有社会和外出子女的共同支付养老开支，并像城市一样，通过养老社会化解决。这个问题会长期存在，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会逐渐减小。比照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国家，高度城市化后，农田集约化运作，农民反而是有产阶级了，养老财政会是越来越小的问题，养老社会化则是与城市一样的问题。老人可能需要离开熟悉的故土，集中到邻近的城镇养老，这会有一定的问题，但不是不可解决的。城市里的自雇职业者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国家的养老保险解决养老财政问题，这是职业和收入结构决定的。

说到养老保险，中国的养老金缴纳和领取的公式都挺复杂，但意思不复杂：这是供维持基本生活用的，单靠国家的养老金，生活水平下降是必然的。这和世界上的共同做法相似。以加拿大为例，联邦养老基金（CPP）的缴纳随工薪上涨，但到一定程度就封顶了。2020年需要缴纳CPP的收入封顶在58700加元，更高部份不用缴纳CPP。最高个人和公司缴纳CPP分别为2898加元。如果是领取，2020年每月个人领取CPP的上限是1203.75加元，平均领取为619.75，取决于以前缴纳了多少和其他因素。CPP是计入收入的，所以也是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加拿大还有OAS，最高每月618.45加元，但与收入有关，收入高于77580加元/年就开始减扣，超过12.926万加元就没有了。如果退休后很穷，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光靠CPP和OAS，能把房租、水电、电话、公交都交全了，基本上饿不死，也就不剩什么了。

老人帮着带小孩，这是另一个问题，在第三部分里讨论。